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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秦始皇并未焚书、坑儒
一、秦始皇并未焚书
按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秦始皇在其执政的第３５年（时年４８岁）,亦是他决定修建驰道,和在上林苑中建盖新朝宫的当年,所办的大事还有:移民三万户到丽邑（今陕西省潼关东北）、五万户到云阳（今陕西省淳北县西北）,皆免赋十年.紧接下来,司马迁在记述秦始皇当年所办大事中,又记了如下三件“史实”：) 第一件,方士卢生对他说:“臣等求芝奇仙药者,常弗遇”的原因,是:“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药殆可得也”.秦始皇于是:“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惟帐钟鼓美人充之……”并下令不准侍从泄露他的行止,即:“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迁都咸阳到秦始皇称帝的１３０多年中,除秦孝公建盖的宫室外,国力鼎盛且在位长达５６年的秦昭王也建盖了不少宫室.如果仅不让大臣知道自己所居何宫?秦始皇是根本用不着立马“乃令……”的.更何况如此地东躲西藏,他还能处理朝政吗?!至于下令不准侍从泄露他的行止,即“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的发明权,就更不属于他了——帝王们的行止侍从不能泄露,这条规定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总之,司马迁在这段记述中的“乃令”及“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是经不起推敲的.至于“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更联系到司马迁先前所说的“关内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其全文的主旨只不过是以此来刻划秦始皇的荒唐和淫暴而已.
须知“宫观二百七十”,加上“关内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总数已达近千之多!如此规模巨大的“宫观群”之不实,一是哪能他一说就变出来了;二是多年的考古发掘,也从未发现“咸阳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及“关内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的有关遗址.
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咸阳“二百里内”,经多年调查了解,虽然没有发现《史记》上写明的“宫观群”.临潼县的农民却于１９７４年打井抗旱时,意外地发现了《史记》中只字未提的兵马俑!之后经考古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上万件兵马俑,及铜马车、铜兵器等,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史料——特别是一直被认为绝无差错的“史料”,为什么会是这样?!刘邦、项羽初见秦始皇出巡时说的一句话,司马迁都能准确地记录在《史记》中.规模如此恢弘,并涉及整个陶艺流程、运输安置、开挖回填;还涉及冶铜制车、铸剑……非经数年不能完成的巨大系统工程,司马迁在调研中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了又为什么不记呢?!
第二件,秦始皇于他４８岁这一年的冬天,还下令“坑杀”了儒生４６０余人.尽管这件事与一年前（即他４７岁时）发生的“焚书”之举是两码事,二千余年来却被牵强附会地粘在一起,从而使秦始皇形成了一个既“焚书”又“坑儒”的天下最坏的暴君!为说清“焚书”与“坑儒”并无直接联系,秦始皇既未“焚书”也未“坑儒”.笔者仍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为据,将这两件事的详细情况缕析于下,供广大读者决断: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２１３年,在全国统一已有八年,贯彻各项新政也已有七年之久的冬末年初（秦始皇的生日是正月初一）.在全国形势较好的情况下,秦始皇在咸阳宫赐宴百官,为他的四十七岁生日举行庆典（在此之前,史料从未有过他举行贺寿大典的记录）.就在这次聚会上,来自齐鲁,时任仆射,分管教育的博士周青臣,首先致辞称颂了秦始皇的功勋,他说的原话是: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听了周青臣的赞颂,《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秦始皇态度的记录,仅有三个字,这就是:始皇悦!
平心而论,周青臣的话不仅回顾了秦国的过去,即:“他时秦地不过千里”,也谈到了现在,即:“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还谈到了希望,即:“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从而得出了“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结论.他的话不仅说得好,更与寿诞喜庆的氛围一致 “始皇悦!”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就在秦始皇高兴,与会百官也欣然颔首之际,博士淳于越却认为周青臣的话是:谀词误国.接着便谈出了他的并非“谀”词的见解.他的原话是:
“臣闻商周之王千岁余,封弟子功臣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按淳于越的说法,商、周两朝都是以分封弟子功臣为“枝辅”,国运因而长达“千岁余”的,这首先就引起了秦始皇反感!因为他知道,商朝只有五百多年;周朝包括春秋、战国接近八百年,而淳于越却说:“商周之王千岁余!”.此外全国统一后,在施政管理上是沿袭分封弟子功臣的老路,还是实行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早于七年前已作过一次争论.实行郡县制以来也没发现重大弊端,为什么一定非要实行分封,国运才能长久呢?再就是,秦始皇早已认为自己的功勋,已超过三皇五帝,更烦人厚古薄今,拿商周“古制”来压他……尽管他对淳于越所谈的内容和态度十分反感,其所提问题的严肃性与所处的场合,与寿诞盛宴的氛围也大相径庭,但他还是采取了比较宽容而慎重的处置措施——《史记•秦始皇本纪》对此的记载是:始皇下其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大家再讨论一次.
数日后,丞相李斯便以淳于越食古不化,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攻击新制;还以他们“人闻令下,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的罪名,向秦始皇呈上了一篇《焚书令》的文稿.秦始皇再三斟酌后,提笔在其上批了三个极醒目的硃红大字:“制曰: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淳于越本人在秦始皇寿宴上胡搅之后并没有受到处罚,这不能不说是秦始皇对儒生的大度和宽容.否则的话,仅凭一句从根本上否定了秦朝的政治模式,和秦始皇功勋的 “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有十颗脑袋也是不够砍的.
第二,在探究焚书一事的过程中,笔者吃惊地从秦始皇对“焚书令”的批示是:“制曰:可.”三字中,解读出秦始皇作此艰难决定时的心态,很能说明他决非是狂妄变态至丝毫不计后果的“暴君”;而是一位才智超群,令人敬仰的明君（关于 “制曰:可.”三字的写法和符号,笔者核对过《史记》的三种版本,全都一致）.
秦始皇对“焚书令”的批示,为什么是:“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制曰”和“诏曰”在实质上到底有没有区别?为什么“制曰”和“诏曰”虽只一字之差,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秦始皇执笔批示“焚书令”时的内心世界——是不计后果的暴戾恣睢?还是充分显示了极高领导艺术及文化素养的杰作!这就得先从“制曰”二字的含意说起.原来 “制曰”的含意,仅为皇帝对某事的看法.尽管由于“制曰”仍出自他的手笔,也可以将其视为:“命令”,但与“诏曰”纯属命令的严肃性相较,差距是十分明显的.长时期来,特别是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我们经常听到的仅是“皇帝诏曰”、“立即下诏”、“诏告天下”……与体现着皇权威仪的“诏”字有关的说法.因此对“制曰”与“诏曰”的区别,除一般读者不太清楚外,即使在知识阶层,对其两者之间在含义上的差别均不甚了了,甚至毫无所知也是大有人在的.
为说明“制曰”与“诏曰”的区别,并由此准确地分析秦始皇此时的心态.在“诏曰”即“命令”,已为人所共知的情况下,笔者特选取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所作《兰亭序》的评价文字为例,来加以说明.唐太宗对《兰亭序》看法的表达方式是:
制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呼!观其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注:《晋书》中有《王羲之传》.李世民高度评价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文字,都是他亲自写的.
从而不难看出,秦始皇以“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来批示李斯上呈的“焚书令”,在政治上一定有着极深的蕴意.因为文化素养极高的他从“焚书令”稿的内容中,既看出了李斯的才干和忠心,也看出了“焚书”的后果极其严重.从而选取了这个暗藏玄机和奥秘,并充分显示着其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的“中”性批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暴君”观念的影响下,尚无人对其中深意有所感悟——即:正是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功德无量的“制曰:可.”,及时而有力地扑灭了一场即将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的焚书烈火.诸位如果认为此言过“玄”,或纯属“无稽”,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此事:
第一,从汉兴后并未反应典籍奇缺,官民复刻、抢救典籍的情况看,“焚书令”即使下达也许和当年的“逐客令”一样,刚一颁布又迅即废止,也决非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废除“逐客令”已被载入史册,而废除“焚书令”则需要后人从多方面探究而已.
第二,再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秦始皇的批示,并非是坚决执行的“诏曰:可!”李斯面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制曰:可.”决无胆量,也无权以“丞相之尊”下令全国烧书.因为这毕竟不是“丞相”做得了主的大事.这种情况不仅与实际相符,从逻辑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第三,“制曰:可.”既为李斯留足了面子,同时还表达出了秦始皇不同意焚书的观点.因为李斯的苦心及“焚书令”稿中,确实蕴含有维护秦朝,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显然是应该保护的.例如:李斯对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所进行的批判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显然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秦始皇以极高的领导艺术,巧妙地以“制曰:可.”表达了他既不伤害李斯的尊严和情感——不草率地否定他起草的“焚书令”文稿;又表达了他不同意焚书的观点……使我们在这件大事上,生动地看到了他全面审视,顾全大局的良苦用心、及蕴意深远,充分显示看人格魅力,和人性美的启迪意义,难道还不深刻吗?
就这样,一场在中华大地上即将燃起的焚书烈火,在火苗刚一露头的一时候,便被秦始皇睿智地摁灭了!
综上所述,以“制曰:可.”而不是“诏曰:可.”以及秦亡前后,诗书典籍并不奇缺为证,秦始皇并未下令焚书的罪名,不是可以澄清了吗?
看似简单的“制曰:可.”却蕴含如此生动的哲理及玄机,您的心不感到震撼吗?!
在探究秦始皇“焚书”一案,并证实此案虚假的过程中,笔者的另一发现是:我国历史上确曾发生过一次性质极其恶劣、损失也极其惨重的焚书——这就是汉兴后的焚书!此说的依据在于:尽管我国有文字为据的历史长达近五千年之久,秦朝以前或秦朝以后的史料都还比较完整.惟独秦朝的官方史料,至今却杳如黄鹤,成了断代文稿的稀罕之物!对此,过去的说法一是项羽离咸阳时,一把大火全都烧了;二是年代久远已无据可考!然而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解释都是说不过去的.之所以这么说,其理由在于:
第一,项羽烧咸阳,并没有烧秦都属下的各郡县.秦王朝的许多政令,如果只存留在皇宫中,而不下发让各郡县官员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那么各郡县用以作为施政依据的政令文书,于秦亡后都到哪儿去了呢???秦朝治下的诸郡共有４６个之多,县则可能有近千个,而秦朝只存在了１５年!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文书即使有少数毁损,其中的大多都应该是保管得很好的!秦亡后这些文书怎么全都消失了?!
第二,关于年代久远.这只要看一下早于秦朝的诸子百家的大作,至今仍存留于世;与秦始皇同时代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李斯的《谏逐客书》;尉缭的兵书《尉缭子》;韩非及各大家学派的著作也都存留于世……即有力地证明了:所谓“年代久远”,秦国文书无法寻觅的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
根据上述分析,并结合秦朝文书无一传世的实际.笔者从而得出:汉兴之后也必然发生过焚书,而且是专焚秦朝施政文书的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由于秦亡汉兴已属事实,刘邦完全可以严令让秦朝的属官,在他派人监督下将秦朝的文书付之一炬!经此一劫后,秦朝的文书十之八九已经销毁;漏网的十之一二,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消失怠尽,就在情理之中了!
试想,１９７５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竹简,如果墓主喜不将其深埋地下,这些竹简的命运不也早化为烟尘了吗?须知刘邦是不会让它们长存于世的.
长时期来,人们在谴责秦始皇的“焚书”之举的同时,却忽略了探究秦朝文书何以无一传世的真正原因?至于史料中因从无刘邦焚书的记录,便认为笔者此说纯属无稽.笔者则奉劝各位只要冷静地想一下,在秦亡汉兴已属事实的情况下,谁敢将此事录之于史!更何况即使先前写了.后来又抽出销毁的事,历史上发生得还少吗?
万幸的是尽管秦朝的文书已无处寻觅,司马迁却为后人记录了秦始皇于全国统一５年后,立即下令贯彻执行《使黔首自实田》法令.对于这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即由奴隶制半农业社会邦国时代,进入到中央集权制农业社会帝国时代的标志性大好事,如果司马迁不如实记录,秦始皇于全国统一后,立即下令解放奴隶的桂冠,就一定会戴到刘邦的头上去.如此一来,哪怕秦始皇在世,这扭曲历史的大案,也是休想翻过来的!
一部秦朝史几乎都由西汉官吏——司马迁、贾谊、董仲舒等人来写.他们笔下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这不已经十分清楚了吗?!
第三件,“焚书”一年后（即秦始皇４８岁的年末）,发生的炼丹方士卢生、侯生因炼不出“仙药”而逃亡一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如下记录:
“三十五年……卢生、侯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拂用.……天下之事无大小该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权势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相传告引,乃自除犯禁者４６０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告之,以惩后.”
炼丹术士卢生、侯生,在发生“焚书”一年后讲述的,被司马迁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这段话,说了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讲了秦始皇的性格特点,及荡平诸侯拥有天下的过程.
第二,攻击秦始皇任人惟亲,执法严谨的狱吏都是他的亲信.
第三,秦始皇对齐鲁博士７０人,只是虚情假意地装装门面,根本不予重用.
第四,秦始皇每天以衡石量书,不批完不休息（“石”为重量单位,每“石”为１２０斤.秦史专著中,说他每天必批１２０斤竹简的依据,皆出于此）.
第五,以秦始皇贪恋权势为借口,来掩盖他们根本炼不出“仙丹”的事实.在害怕追查的情况下,便悄悄地逃跑了.
第六,秦始皇听到他们逃亡后,命御史专案审理此事.结果参与炼丹的方士们相互举报牵扯,犯禁者共４６０余人,全被秦始皇下令坑杀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卢生、侯生,原本是一伙欺骗秦始皇,可以为他炼制不老仙丹的方士（或称“术士”）,司马迁于原文“始皇闻亡,乃大怒.”后,用了一句:“使御史悉案问诸生.”此言之不实,只要看一下,一年前对搅寿宴的淳于越他都没有处分.此时却莫名地要“悉案问诸生”,这显然是虚假的.以后又进一步以使人极感惑然的“诸生相传告引”顺理成章地将原来仅涉及卢生、候生等少数人的一般案件,扩大为涉及“４６０余人”的大案.再以后就“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把这些人变成“诸生贤儒”了!尽管“方士”或“术士”因有文化,也可以称“生”,但以使案件变性的“诸生贤儒”名之,显然是不对的.这哪里还有一点“以法治国”的严肃性可言!
如果有人提问,这４６０余“诸生贤儒”中,有名有姓的代表人物为谁?不知司马迁将如何解答.因为秦始皇连搅闹寿宴,教训他“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淳于越,他也没杀呀!
二、从“坑儒”手段之拙劣,再谈“坑儒”之不实
近年来随着对秦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对“坑儒”的数量之多,和手段之拙劣提出了质疑.因为４６０余人毕竟不是个小数.而手段却是:“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毕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虽然这个“史”事,流传甚广.但许多学者都已指出:这个“史”事显然是编造出来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秦始皇“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的目的.更何况他有理有权,何必行此偷摸伎俩,做此见不得人的蠢事!
此外,再从丹药不可能拿来当饭吃,以及炼制丹药因具有一定的诡秘性而用不了多少人来看.既便互相攀扯,也是扯不出４６０余人来的!更何况遵从秦始皇之命“悉案问诸生”的“御史”,也决不会糊涂至完全相信这样的案子会涉及４６０余人!否则的话,这件事完全有“资格”被司马迁记录于“酷吏列传”中（“酷吏列传”中司马迁记录的“酷吏”,全都是汉朝官员,秦官则无一人入选!）.
就这样,从方士卢生、侯生的逃亡一案中,司马迁先从……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再到密种瓜于骊山,坑杀“诸生贤儒”.随着概念的转变,一步一步把对骗子卢生、侯生等人的惩罚,由“诸生”推进到“诸生贤儒”,终于让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黑锅,而且一背就是两千多年!!!
然而“坑儒”一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就在秦始皇决定“坑杀”这些儒生之际,长公子扶苏挺身谏言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对此的态度,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述是:“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尽管在《史记》中,关于公子扶苏的事迹除此次的谏言外,没有任何纪录.不少史家仍认为秦国夭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秦始皇没有早立储君.如果早立扶苏为太子,就一定能将秦朝的时间往后延长许多年.章太炎先生在《秦政记》中就说:“假如秦始皇活得长一些,他死后由扶苏继承帝位,既或是三皇、五帝,也不会比得上秦国的兴盛.”然而从司马迁的记述中,人们却看不出扶苏在大事上有什么才干!致于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可能是扶苏确实无才,否则的话就是司马迁记错了!按司马迁的记录,对于发生在全国统一已达９年之久的秦国来说,扶苏的一句“天下初定……”是不够确切的——甚至是糊涂的.因为９年时间虽不太长,但比起二三年、四五年来说已经不算短了.更何况就在这９年中秦始皇所做的工作,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来说,所取得的成果是如此地巨大,怎么会不得人心呢?此外,方士卢生、侯生等人,既承诺为秦始皇炼制丹药.最后因无法兑现而逃匿,是有悖于“君臣大义”的.而秦始皇诛杀“欺君罔上”的卢生、侯生等方士,是清除巧舌如簧不能“侍君以忠”的奸佞,完全符合秦法中早有规定的律令.从而更进一步说明,扶苏的上述言论是有悖于“事皆决于法”的治国理念的.可从秦始皇在盛怒的情况下,仍派他“北监蒙恬于上郡”来看,秦始皇对他的这位长公子仍然是关切和信任的.因为文中的一个“监”字突出地说明了,扶苏外派的身份是作为“监军钦差”,去“监督”蒙恬建造长城的!因此,从逻辑上推断扶苏为儒生求情的话,应该也是假的 (“坑儒”之事,本来根本就是一桩假的).然而,从扶苏后来还是死在上郡看,笔者以为,其原因根本不是为替“儒生求情”,而是为紧随而来所发生的另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即对“天降陨石”的看法,与秦始皇发生严重分歧,而被迫离开咸阳去上郡“监军”的（详情参阅第七章——关于天降陨石）.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其醉翁之意仍然是为“暴政亡秦”提供“事实”依据,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章 秦始皇要建的是新都城
多年来,“阿房宫”建盖的规模之大,装饰之精美,用工量之多……早已成为天下尽知的秦始皇“荒淫残民”,推行“暴政”的典型实例.就连晚唐诗人杜牧都写了一篇《阿房宫赋》来凑热闹!然而,细究之下对于这件发生在全国统一９年后,秦始皇根据全国安定祥和,华夏腾飞之势已然显现,而咸阳更因商贸往来发达,农工兴旺拥挤,已显得很不适应的情况,明智地作出了兴建新的朝宫——即于渭水南岸,建造体现着秦朝欣欣向荣、形势大好的新都城的决定（这件事对分析统一后的秦国形势意义极大）.不料却被司马迁通过其生花的“妙笔”,又制造了一桩天大的假案!对此,笔者特将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原文抄录于下,并略作注释,以求教读者和有关专家.为使读者对司马迁混淆视听,记史不实的背景有所了解,笔者除已写明这事发生的时间是全国统一９年后外,尚请各位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秦始皇提出此事的当年,廷议并完成的大事不止这一件;
第二,秦始皇此时的年龄为４８岁（秦始皇１３岁即位,此时已执政３５年）,距他５０岁去世,只有两年的时间.而两年中最后的１０个月他还不在咸阳.
第三,秦始皇对新建的朝宫要求非常之高.除将地点指定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外,对新朝宫与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宫,须建造往来方便的“桥”,更提出了“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要求.即要将大桥建造得象天上的“天极阁道”,跨过银河中的星汉,直达天帝居住的紫微宫一样!
第四,在通常情况下进行如此庞大、复杂的城建工程,从秦始皇决定实施之日起,他一定会指定专属大臣牵头负责.之后,便由此大臣出面招集专职负责设计、施工的少府多人共同研究,并深入现场选址后.提出新朝宫与咸阳既单独分立于渭水南北两岸,又往来方便,仍为有机整体的总体规划方案（我国的城廓建设,早在秦始皇出生前数百年的春秋前期,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总结了一套“筹谋在先,营造随后;布局高屋建瓴,设计精心周全”的科学方法.据此推断新朝宫的建设决不会草率为随意之作）.具体标示出新朝宫的主体位于何处?新朝宫与周围宫殿群的布局怎样（含先前由秦孝公、秦昭王建成的,供狩猎歇脚的章台宫及诸庙……）?连通新朝宫与咸阳的道路怎么安排?跨越渭水的大桥又建于何处……总体规划方案通过后,还将进行详细规划.这就是:殿宇楼阁建造成什么样?园林花圃、水榭池塘建造成什么样?跨越渭水的大桥又建造成什么样……如此之后还一定会经历数次反复修改,方案才能确定下来.由于新朝宫占地实在太大,这些事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是做不完的!如果就按一年计算,还没等召集匠人,备料施工,秦始皇的年龄就已进入到了４９岁多.而恰在此时,他于４９岁秋末冬初的１０月离咸阳南巡,于次年的７月１４日,蹊跷地死于河北省广宗县的沙丘平台.应该说秦始皇对自己的突然去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这一死,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危机,无才的胡亥哪里还有心思去管新朝宫的事.千百年来人们在关中的土地上,根本找不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阿房宫”的遗址.与笔者的上述分析——即 “新朝宫”只停留在规划设计阶段,并没正式动工兴建.从而认定是一桩假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秦始皇在上林苑要建的是“朝宫”——即:“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何谓朝宫?朝宫即是举行朝会、庆典和议决国家大事的地方.也就是独立于咸阳之外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决非仅是暂名“阿房”的前殿.可见此项工程的意义不论于秦朝,或是对华夏来说都是十分重大的.
道罢上述背景,笔者将把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当年秦始皇决定修建新朝宫的情况,原文照抄于下,供读者赏析.《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新建朝宫一事的原文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上述被司马迁记录在《史记》中的文字,说了些什么大事呢?
第一,秦始皇下令修建了自云阳（位于陕西省淳北县西北）至九原郡（今之内蒙包头市）的战备直道（全长为８５０公里左右）.由于这是一条抗击匈奴入侵的调兵参战和运输给养……的重要道路,其标准之高,完全可由《史记》中所用的７个字,即“堑山堙谷,直通之”!令人惊叹地反应出来.中央电视台在制作有关此“直道”的专题片中,将秦始皇亲自下令修建的此一“直通之”的大道,评价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极其恰当的!
不难想象,为建成此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而“堑山填谷”,使其“直通之”,这在两千多年前将是一件何等困难的大事!由于工程艰巨,工期紧迫,秦始皇以举国之力调动数十万人上阵,齐心合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修通此８５０公里左右的国防大道,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在《史记》记述的文字中,司马迁却只字未提修建此直道的艰辛,及数十万人上阵的磅礴气势.从而使人以为这只是一桩无关要紧的小事,根本提不上口!而把规模庞大的“数十万人”共筑爱国路的豪情,转移到“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上去了.２千余年来,华夏子孙对秦始皇为巩固边防,曾下令修建标准极高的国防大道,几乎毫无所知.而对仅停留在规划筹备阶段,实际上却没有动工兴建的“阿房宫”,却信以为真,津津乐道于２千年不绝!
可以肯定秦始皇自决策之日起,对“直道”的修建,必然倾注了极大的关切!从而要求尽快、尽好地修通直道,当属他在４８岁这一年中,所完成的最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也就在这一年,秦始皇还将新建朝宫的计划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并对新建的朝宫,提出了一些极富创意的具体意见,即“乃营作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由于新建的朝宫被指定在渭水之南的上林苑中（“上林苑”地区自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即被划定为王家狩猎场,是一片很大的地方）.经办的大臣和有关少府,就得深入到上林苑中去选择地址,然后提出在何处建盖新朝宫,方能达到秦始皇的要求?这决非是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得下来的!因为单纯只选一块建盖“前殿”的“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的地方并不困难,难的是要达到“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的要求.因此这绝不是一桩一蹴而就,立马可成的小事,而是一桩份量极重,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大事.如果没有规划,别说上几十万人,就是上几百万人也会因无法下手开挖,而乱成一锅稀粥!不难想象,如果按秦始皇的要求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建成新的朝宫,那么一片比两千年后出现的“北京紫禁城”,更加辉煌壮丽的宫殿群,必然巍峨地出现在关中的大地上.因为如果新朝宫一旦建成,秦朝的宫室都将迁往新朝宫.届时往来于新朝宫与咸阳的官民人等,都将通过“自阿房渡渭”的“象天极阁道”的大桥,这是何等壮观、何等美好的设想!可惜的是新朝宫尚未动工,秦始皇就蹊跷地过世了!令人更为遗憾的是,问题到此并没有划上句号,而是被司马迁以一句“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无中生有地把建“阿房宫”和骊山陵捆在一处.并还具体地编造出“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似乎新朝宫——即司马迁所说的“阿房宫”.已经在轰轰烈烈地动工兴建了,而对于总长为８５０公里左右的,以“堑山堙谷”的英雄气概,使其“直通之”的直道;司马迁本人也曾走过的直道,似乎不要人修,它自己就形成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秦始皇对新朝宫提出了许多建议,但却只字未提要修建城墙,并对城墙提出具体要求!众所周知,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卫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秦始皇难道会对此毫无所知?抑或是他不经意间的疏忽?!显然,这里面除反应着他对全国统一后形势的判断外.笔者认为,它还真实而生动地反应着秦始皇的坦荡和自信——这就是荡平六国后,他认为“天下”已经“和平”(琅玡碑);战争的“灾害”已经“绝息”（东观碑）.从此可以“永偃戎兵”（东观碑）:可以“不用兵革” (琅玡碑);可以“舆舟不倾”（会稽碑）地建设国家了.所以,秦始皇绝口不提新建的都城要修城墙,决非是他的无知或疏忽.而是他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必然结果.此外,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此时的秦朝已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盛世和最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史记》原文中的“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中看出来.如果秦朝不在４年后,令人痛惜地玉碎而亡.在“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峄山碑）的大好形势下.他所企盼的“黔首修洁,人乐同则”（会稽碑）的美好社会就一定会出现,人们就将在２千余年前的华夏大地上,看到一座充分体现着秦始皇睿智和胆识的既气势恢宏、巍峨壮丽,又四面敝开的新型城市!
……
综上所述,笔者根据秦始皇提出此事的时间,指出了秦始皇当时的年龄及其第二年的情况,以及规划设计非经数次修改,决不会盲目动工……从而断定新朝宫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并没有进入到破土动工!退一万步说,既要修通８５０公里左右的国防直道,又要修建新朝宫及骊山陵,７０余万人肯定是不够的.须知:以气势磅礴的“堑山堙谷,直通之”的决心,一年内完成８５０公里左右的“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这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了!
此外,笔者细读所引用的关于秦始皇明明白白要建新朝宫的文字后发现:从“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认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一段应属史实外.后面的文字味就变了——即:“阿房宫未成（请注意:秦始皇的原话是“乃营作朝宫……先作阿房前殿,东西五百步……”但司马迁偷换概念,改变名目后不是说新朝宫未成,而是说“阿房宫未成”!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秦始皇要建的新朝宫,被司马迁改为“阿房宫”了）;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于是立石东海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在这里司马迁除把秦始皇所要建的新朝宫,改成了“阿房宫”外,尽管他先说“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名名之.”后面则又说:“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新朝宫”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朝廷上议决的大事,“天下”怎么可能就会知道了!）.其中更还有:“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的具体数字,则是他为给人以“阿房宫”的真实印象,而反复强调、苦心杜撰的了.
根据司马迁的记录,秦始皇决定兴建新朝宫的地域,是在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方便的渭南“上林苑”中.司马迁为混淆视听而杜撰的“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的“关”,习惯上系指咸阳以东约３００里的“潼关（若非“潼关”,此“关”何指?）,这种在地域区位上完全是两码事的大谬,再一次证明,过去总以为不论什么事,只要出自司马迁的笔下,它就是最可靠的“史有明文”的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再说不论潼关内外,抑或“咸阳二百里内”都根本没有规模如此巨大的宫殿群）.
毋须讳言,不论从历史或是现实的情况看,每个国力雄厚的国家都会拥有宏伟、壮丽的国都,及相应的政治性建筑群.秦始皇于全国统一９年后,才作出在上林苑中建盖新朝宫的决定.而且他一定知道从决定作出到建造完毕,其间一定会有历时数年的时间.仅从这一点上看,秦始皇提出的时机和对新朝宫的构思,都是十分睿智的——提早了除经济能力达不到外,更因为须急办的事还多,他得先抓大事;提迟了既影响国家发展,更因为生命有限,此时他都已经四十八岁多了!总之,这件事从另一侧面还表明,西汉官吏把秦始皇骂为“宫室过度,耆欲无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的暴君（《汉书•晁错传》）是毫无道理的.
细究之下,秦始皇在位的３７年间,除骊山陵已为人所共知,新都城仅提上议事日程外.他决定兴建并完工的仅有规模不大的信宫——即“天极宫”（很可能仅用于取代雍城宗庙.因规模不大,从未挨“骂”过）以此为据,他应该还算得上是一位较为简约的皇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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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3 1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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