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白沙洲芦家》意外获奖而发“出书杂感”之十一

梁西皮 · 发表于 2009-10-28 08:38:00

多家报纸及网络近日消息：第四届湖北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武昌隆重举行。此次共产生21部获奖作品，包括荣誉奖1名、优秀奖8名、新人奖1名、提名奖11名。其中提名奖为： “《白沙洲芦家》长篇小说罗时汉；《姐儿门前一棵槐》长篇小说何存中；《嘭嘭嘭》长篇小说童喜喜 ……”

我之所以想列举提名奖，是因为其他奖媒体多有披露，不必再锦上添花。同时也亮明这三年来的湖北长篇，除了陈应松的《猎人峰》一枝独秀，还有我辈业余写手的三部作品紧随其后；对第一次写长篇的我来说，能够获奖实在感到意外，也有那么一点“雪里送炭”的安慰。

2006年秋天《白沙洲芦家》出版后我曾连续写过“出书杂感”之一、之二，直到之十，今天，我想写出之“十一”来，也算是为这本多灾多难的书作一个总结吧。

首届湖北文学奖，我的散文集《一意孤行》曾获提名奖；第二届湖北文学奖，我的中篇小说《翻身农奴把歌唱》尽管在《上海文学》、《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都是头条登载，并收入王蒙、林建法合编的《中国最佳中篇小说》中，但最终落选；第三届湖北文学奖，我担任散文诗歌评委，也算尽职；这一届，我本无意参加，就只是想让评委们看看我的小说，耽误一下他们的时间，没想到居然得奖。尽管这个奖有的人会认为不值一提（有些得此奖者没有来开会），我认为获什么奖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终于得到了行业内的文本认可。

读过这本书的人知道，这是第一部反映中国拆迁之痛的长篇小说，它的“第一”还在于，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地域的真实描写，简直就是报告文学，赤祼祼地控诉。它的一条线索是暴力拆迁的现实进行，一条线索是家庭兴衰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我找到了最好的结构表现。

当初，我是找过人合作或作序的，多少有点以壮声威之意。但是因为题材的敏感或其他原因，他们都拒绝了。我不顾忠告硬着头皮写下来。后来还是张良皋老和陈应松兄以侠肝义胆为我写了，他们一语中的，肯定了“这个充满着痛感的小说”，是“对逝去历史的深情投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情投注……为正义立传，为一个城市的昨天立传，为逝去的美好而唱着心中难平的挽歌……”

书写出来后在哪里出？本书的出版历经艰难，本地一出版社跟我签了合同，但领导不敢出，怕惹麻烦，合同撕毁了；外地出版社要求我删除文革的那十几个页码，还开出高价。我无论如何也要出书，但还是担心吃官司。掩耳盗铃地把书名由“卢”家改为“芦”家，以备法庭上能自圆其说；书由中国文联出版，我又怕遭封杀、没收，还曾在吴家花园与兵哥哥等人秘密协商，分几个地方把书放好，以备一网打尽；后来，我把书藏匿在黄浦路一个地方。

书出来之后，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情况。那天晚餐时间，我意外接到袁善腊副市长的电话，他对这本书作了肯定，认为就应该这样秉笔直书，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来自某方面的压力。刘富道老师曾对我说，你写这本书真是功德无量，为什么不开个研讨会，他有话要说。哪知道我当时的心境是不敢张扬。现在，打开电脑，还有当时长篇小说《白沙洲芦家》首发式的发言记录（见附录一）
往事如昨，当时的气氛，令人不胜怀念。

当时，我在拙著《白沙洲芦家》里写道，此书献给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献给人杰地灵的伟大江城，献给关注并保护历史文化的人们暨人文地理俱乐部。还刊登了他们的活动照片。这样做，不仅在我的心理上有人多势众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在一本正式出版物里为人文地理部俱乐部亮相。我想不冲淡这次活动的主题，由人文地理俱乐部唱主角，没有邀请作家和评论家参加。并且我在会上反复强调，《白沙洲芦家》是人文地理俱乐部的一个产品，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老实说，这次聚会所售的书刚好付了茶水钱。过后那些被我寄予希望的人并没有帮我卖出一本书。当初嫌我印少了的小卢最终只卖了二三十本，把一千多册退了回来。我连卖带送，最终总算赚回了成本。原以为会惹一场麻烦，却获得的是一场劳累。

那次吴家花园会议前，我在荆楚网“东湖社区”上发了个贴子：“湖北的作家们快快走出书房和网吧，到黄州去保护苏东坡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黄州通往赤壁的汉川门下那条宋代就有的青石板路居然也要拆了改成混凝土路。这种反文化反人性的荒唐事可能屡见不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当面制止，并吁请当权者修正方案。总而言之，我们任重而道远，要发扬楚人不服周、不信邪的精神，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做些有益的事情。”

最近我去黄州采访，看到了古城门下的俗不可耐的水泥路面，已经有点麻木了。时间过去三年了，我们的城市改造不知又破坏了多少历史遗存。可是，我再也没有气力写这种白沙洲卢家的血泪史了，再也不愿做“这个城市历史的良心和代言人”了。在下有一句激愤之言：“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圆明园也不是一天拆光的。历史的罪责，我们不能一味去推诿他人，想想国人自己做过多少愚蠢事啊！”盼诸位牢记。

在前天的颁奖会上，只有我一个提名奖获得者坚持着开完会，我显得有些孤独。长江社的王虹对我表示抱歉，为当初没让这本书在该社出版。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其实，政府还是有一定开明度的，可能也是疏漏于对我这个无名之辈的掌控。《白沙洲芦家》和白沙洲卢家一样，将被人们遗忘。我们不必计较前事，正如也不用计较评奖这件事本身。

我对王虹说，希望你再一次成为我的编辑，也希望它在第五届湖北文学奖上获奖——这当然是戏语。

虽年近花甲，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放弃，还在处心积虑地写作。与我同宗的晚辈应松在出恭时背对着我问，在忙什么？我说在写武昌起义的长篇。

我的最新认识是：“城市如人。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段岁月精彩难忘；一座城市，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她可以有物质和人文方面的种种缺憾，但惟独不能缺乏非凡的经历即阅历，这是城市之魂。那么，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无疑是武汉奉献于近代中国的最大厚礼，使这座城市第一次在亚洲乃至世界以英雄气概而一举成名，这是我们城市永远值得自豪的宝贵记忆。”

也许，文学对我们来说就是人生的精彩，尽管这种精彩来之不易！

对于获奖的消息，我想告知许多人，包括北京的美女编辑陈若苇、我的大哥罗雄才。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德高望重的张良皋先生，他为我作序，参加了那次首发式，还帮我推销过四五十本书！为本书作过很大贡献的书中主人公“武昌通”刘谦定先生，在与我同往天津造访冯骥才大师后回来不幸发病。希望这个消息能促他早日康复！我的下一本书还指望他润色修改。当然，我还要感谢本次或历次阅读我的作品的评委们。

最后，除了以前所有的杂感中感谢过的人，我再提及两个人，一个是20年前写《风流巨贾》的王仁昌，他现在还写了《狂飚三部曲》和《汉商》，他为我写了如下评论（见附录二）；还有一个是汉阳区档案局的罗文刚，他居然把我的书看得如此仔细，还指出了不少校对错误（见附录三）。把他们的文字发表在这里或我的博客里，便是一种感恩的表现。

“我想，此生痴情文学，它不能使我轻松、不能使我富有，却使我充实、使我纯粹，使我努力保持作家的那份责任和勇气。”——谨以《白沙洲芦家》的后记作为此杂感之后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