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那个人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在争论谁的国家言论更自由。
　　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在白宫的门口大骂罗斯福。”
　　苏联人不以为然：“那算什么？在我们苏联，可以在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里大骂罗斯福。”
　　——俄罗斯政治笑话
　　
　　从前清官可以抗命到以身殉道，如今想殉都殉不了。
　　——某市检察长揪住市长公子的案件不放，结果不等案情查清，就接到调令，检察长发出如此感叹。
　　
　　在洋人的眼里，传媒是“第四种权力”，因为她掌握了话语权，愈是公共人物、公共机构愈是充分体会“第四种权力”的威风，害得人家感觉住在玻璃房里。为什么人家的传媒那么“拽”呢？因为人家有言论自由，这是宪法保障的。只要他想说，天王老子也堵不住他的口。
　　我们权力系统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架构，但不承认三权分立，“第四种权力”的说法就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在我们这里，传媒与司法一样，从来都不是“公器”，而是“武器”。“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这不是武器是什么？至于法院，更要“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充当“刀把子”的角色，不是武器又是什么呢？
　　臣民时代结束了，公民时代来临了。言论放开是大趋势，司法独立也是大趋势。但这个大趋势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欢迎，但浪漫的人已经开始讨论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了。
　　辽宁的刘涌黑社会案，广东的孙志刚收容致死案，我们都看到了传媒的力量——记者真是“抖”了一回。有人说，“最高法院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才判刘涌死刑的。”法律专家说，“孙志刚案中涉案被告判刑畸重，有舆论干扰司法的因素。”那么，传媒与司法真的发生关系了吗？
　　喜欢比较的人又放眼看西方了，我们现在的法律、司法制度一整套都是从西方学来的，遇到问题当然要向老师请教了。他们说传媒的力量来自于受众的配合与支持，它和大众的关系扯不断，理还乱。而司法审判不一样，它需要独立冷静的理性思考，法官的职业也具有特殊性，他只对法律负责，体现法律精神。司法审判不仅不能走“群众路线”，甚至还要刻意与群众保持距离，以保证司法独立。记者没有法官的职业素质，也没有证据表明记者比法官更为公正。他们举例说，美国的担任大法官到91岁的霍姆斯从来不读报纸，（那时没有电视，当然更不会看电视）。英国的著名法官丹宁勋爵说：“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判、电视审判或任何其他的大众传媒的审讯。”结论是要警惕“舆论审判”，传媒与司法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结论如果给西方老师看，当然能打100分，因为这个结论符合他们的情形。可是，法律移植都还要考虑“本土资源”，洋人的理论又怎能照搬？用李敖的风格打个比方，洋人的安全套质地优良，可中国男人不能直接拿来用，套不上呀。
　　今天我还在电视上看到某大“冒号”说，搞好某某事业，关键在领导。报纸上说，某地脱贫制富了，因为他们有个能干的当家人。依法治国作为国策已经快十年了，可我们连嘴头上操练的还是那套人治语言系统，还是那种“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丢”的老调子，我们在潜意识里根本没有制度比人可靠，让规则去管理世界，人服从规则的法治观念的影子。既然没有深刻理解法治精神，又谈何贯彻法治，看来要依法治国，还真的是“关键在领导”。
　　哲人有云：“观念改变历史”。观念没有丢，历史是不会变的。我们看到司法不独立，司法不透明，野蛮执法，司法服从权力而不是服从法律，领导“拍案而起”作出“重要批示”比什么都管用。而媒体更加“四不象”了，因为我们强调“政治家办报”，我们坚持“喉舌论”，“喉舌”是什么？是“宣传工具”——“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样的角色定位还谈什么“言论自由”？要知道，言论自由就是说不的自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大骂罗斯福，在中国的媒体上大谈克林顿的“拉链门”算什么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如果冒犯不了谁，那它就一钱不值。
　　传媒与司法发生关系了吗？所谓关系连接的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价值主体，他们不会服从一个大脑，有本事“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传媒与司法的角色不过是 “武器”，是“工具”而已，不是“公器”，不归全体公民所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党指哪里打哪里”就算完成使命。只有依附性，没有独立性，叫他们如何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