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

一泊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后，历史又慷慨无私地推出了使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且为之惊讶的“十大元帅”。
　　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罗荣桓、林彪，宛如支撑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的十根巨柱，他们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又一个个或平静或悲壮或奇特地离去，从而给历时大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也给世人留下了无数个待解的“谜”。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历史在人事代谢、沧桑巨变中不断前进，而世人又渴望从艰涩滞重的印痕中探索历史。为了纪念那曾令人回肠荡气、慷慨悲歌的昨天，也为了满足人们希望了解伟人并探秘索隐的心理需要，我们在出版了《毛泽东之谜》之后，从历史的和民俗文化的角度出发，编纂了这套揭示十大元帅之谜的小书，力求以精到的语言、丰盈的情感、生动幽默的事例和深刻独到的分析，来展示一代巨人在各个时期的重要事迹和鲜为人知的不同层面。
　　我们相信，这套书一定会得到各界读者的厚爱；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能就本书因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谬给以批评指正。
　　　　　　　　　　　　　　　　　　　　　编者
　　　　　　　　　　　　　　　　　　 1993年3月

一泊

1　“农民情结”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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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作为红军的总司令，还是作为新中国的委员长，朱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相反，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穿衣戴帽，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生活起居，处处都保留着一种农民式的风格，农民的影子在他身上挥之不去，仿佛希腊神话中安泰须臾不可离弃大地，成为他的力量源泉所在。这种对农民的痴心和迷恋究竟源自何处？又为的是哪般呢？


1．1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886年12月1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西麓李家湾的一个佃农家庭，朱德正是从这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俗话说得好：“幼年学的，象石头上刻的”，一个人童年时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性格中的某些独一无二的东西，也决定他日后事业发展的方向，难怪精神分析学家在解答精神病人的疑难病症时或者在进行释梦工作时要详细追问病人或梦者的童年经历呢？要了解朱德的独特个性，我们最好也从他的童年开始。
　　朱德本人生下来时的小名叫“狗儿”，母亲共生下十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养不起，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朱德大排行在四，照男孩子排下来则是老三，他们这一辈以“代”字排名，所以1892年他六岁入私塾读书时，取名代珍。同所有农民家庭一样，朱家是一个靠勤劳节俭以便同饥饿作斗争的经济单位。吃的东西几乎千篇一律。早饭是高粱稀饭，偶尔加一些大米或豆子，大家同吃一碗青菜，家里大多吃的是掺有豌豆、蔬菜、红薯的杂粮饭，像猪肉或其它好吃的东西在阴历年时才能够吃上一顿，还谈不上准有。祖母掌握全家经济，指挥全局，把男男女女的事分配得清清楚楚，下地干活是男人的事，地里和家里的小事情则属于妇女和小孩。全家只要听到祖母的动静，也就通通起来，各作各的事——打水，砍柴、喂养鸡、鸭，或者打扫院子。祖母根据年龄需要和活儿的轻重来分配粮食。朱德从五岁起就上山打柴、割草，帮助家里干杂活。后来，在接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采访时，他曾经说：“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时，我就不大怕饿，好象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所指挥的战士们一起走来走去。”家庭的熏陶锻造了他勤劳俭朴、宽厚善良的秉性；在这个“农民世家”里，祖父朱邦俊是一个富有农事经验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下田种地；伯父朱世连（朱德自动就过继给无儿无女的伯父，伯父很喜欢他，朱德以后能读书，主要是靠伯父的资助）是个治家严谨，心里有盘算的人，干活出力，知悭识俭，一分一毫都省得不能再省，为全家打主意。父亲朱世林也是一个终年劳动、寡言少语的老实农民。
　　伯父虽然没有子嗣，但从不借口休妻，也从不虐待妻子，他的这种遇事自有主见的做法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对朱德后来的人生道路带来最大影响的仍然是他的母亲钟氏。我们并不是在此图解“恋母情结”的理论，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无疑总是他的母亲。他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呼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熏陶。


1．2　母亲与师傅

　　朱德的相貌酷似母亲，表明他更多地得到的是母亲的遗传基因，而这种“遗传偏向”不仅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在朱德的记忆里，母亲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伏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充满了贤慧，充满了忧愁。她出生于流浪艺人之家，不但一贫如洗，无家可归，而且受到世人的轻视，地位十分卑下。能嫁到朱家这种有几间草房的庄户人家里，对她来说已是莫大的幸福了。她那硬朗、高大的身躯支持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劳动，年复一年地生育。她无论什么时候都怀着肚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在煮菜烧饭，缝缝洗洗，扫地担水，象男子汉一样下地干活，甚至在朱德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还正在烧饭，还没等饭烧好，朱德就呱呱落地了，生下朱德后，母亲就立刻起身，接着做饭。朱德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说，自己的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做姑娘时还有名字，嫁过来以后只按家庭地位来称呼：
　　对于孩子是“娘”；对于公婆是“二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或“孩子他娘”。对公婆，她大敬大孝；对丈夫，她依从顺服；对妯娌，她贤惠和睦；对邻里，她乐善好施。她克勤克俭，精打细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家庭生活和农业劳动中。她就是这种女人，是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
　　在朱德眼里，母亲是举世无双的完人，他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母亲干什么，他也总是跟在后面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朱德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一个强健的体魄，同时又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仆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这些东西他一直保持着，当了总司令，当了委员长也照样没丢。
　　朱德的母亲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奉献了自己伟大的儿子，自己却一直保持着劳动妇女的本色。晚年，朱德曾将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奉养在身边。可是母亲过不惯外面的生活，她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劳动，劳动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就和粮食一样重要。于是她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土地上、纺车旁。直到八十多岁，还时常纺线，临终前仍不辍劳作，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拒任何艰难磨折，这似乎来自一种“遗传”，因为朱德的祖母同样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能干妇女，而且也是直到进棺材之前，还和全家在一起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后来，朱德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她逝世后敬献的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
　　如前所述，朱德在家里排行老四，又是第三个男孩子，在大家庭里是个不上不下的地位，所以既要帮助哥哥干杂活，又要像个保姆似地照顾下面的弟弟们。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穷人的孩子从来就不过这种日子。在这个佃农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劳动，劳动与生活一样重要，生活也就是劳动，人们似乎也相信，只有没日没夜地干，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对他们来说，所谓幸福生活，不过就是不至于饿死或冻死。尽管碗里的东西越来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来越破，然而农民们并不在意，有一种宿命观在支配着他们无休无止的劳作。朱德自童年时起就目睹并亲身体验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感到社会“有欠公平”，但是，当时，他和家人一样，相信他们贫苦是因为恶运临头，灾星未退。他们目不识丁，悲观感叹；朱德在儿童时期，对于当时的迷信全部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普遍都有一种信念，即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个男孩子，因为当时的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加上封建时代的中国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垄断，只要熟读《四书》、《五经》，然后经过科举，就可以升官发财，通向官场的大门也就是通向财富的大门，然而对于贫苦的农家子弟来说，通往此门的必由之路就是读书，正所谓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亦有黄金屋”啊！一般农民都无法缴足学费，教育孩子对于他们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也是他们超脱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养父正是怀着对读书人的无限崇敬送朱德进私塾学习的。
　　1982年，朱德进私塾，跟一位姓钟的先生读书。第二年转到丁先生那里读书，丁先生是榜上题过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设在一个有高楼和花园的大院里。在这里两年，朱德刻苦攻读了《诗经》等十几本书。九岁那年，他离开琳琅寨，随伯父和么叔搬到大湾，去席聘三先生家读书。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时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乐于教书，有胆量，有见解，而且有相当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时一语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是一个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肯报考举人，甚至连一个秀才都不是，从二十几岁起教书，到那时已七十多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白丁，却是一个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忆他“到年近八十的时候，还是个周身叛骨、朝气勃勃的评论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学生一起修完了《四书》、《五经》，广泛涉猎了《二十四史》。学生的读史读累了，老先生便带着他们到自己贴补家计的菜园中散步，边走边向学生谈古说今，对历代贪官污吏和皇亲贵族评头论足，这些评论大多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开明，他特别要求学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国外去研究西洋学问。因为他听说科学使得西方国家转趋富强，他常对学生们说，中国快到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了，到底是采用科学，还是自趋灭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垒的护卫者，他爱喝酒，酒后放言高论，他常说：“人不做事业就没有什么用”，“要能做事业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仅将学问灌输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与行为影响着学生，他成为朱德新思想的启蒙者。在他的引导下，朱德开始思考寻找道路的问题，他想，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哪一个才点得上，他受“富国强兵”和“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科学，一方面立志要弃笔从戎，去做一个军人，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和家人送他出来求学的初衷真可谓有着天壤之别。


1．3　忍痛斩“脐带”

　　1906年，朱德来到成都。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和武备学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当一名军人的志愿，因此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弁目队。可是家里从中阻拦，不同意他和家庭分离，而投身到时代大激流中去，尽管这股激流正是解救这个佃农家庭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他们的目标可谓急功近利了，于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而且不敢向家里人吐露这些实情。
　　朱德毕业回家前就写了家信，说明自己打算在家里过夏，参加农活。临近家门时，他发现家里人果然在等他。他老远就看见了一个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挥手，可是侄子并没有向他招呼，一溜烟似地穿过田坎回家去了，于是全家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朱德到家时，一家人排成了两行，俟他走近，一齐在他面前恭敬地低头执礼。养父也不把他当做儿子看等，连连欠身为礼，招呼进屋，强使他在全家聚会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穷人惯于应付有钱有势者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整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全家虽然没有独自占一间屋的人，却特意为他腾出了一间，里面架起从全家挑出来的最好的卧床、桌子和椅子。他们甚至把最好的草垫子拿来，并且点起一盏菜油灯，让他在晚间享受一点光亮。不论什么样的活儿，都不让他做，他每次想做，他们都表示反对，强要他坐下，袖手不管。他们专门给他准备了饭菜，自己吃的却极差。离家以来，他家越发贫穷了。从外表看，这变化还不十分明显，可是从里面看，一目了然。为了欢迎他回家，衣服都洗净，补好，但到处都是补丁，到处都是缝头，几年来都没有换过。他听说全家负债累累，每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焦灼万分。他们希望他终于能够把他们解救出来，全家两房人苦撑了很久，在等待这一天来临。他们不说什么，但惊异的目光老是停留在他的双手上——他并不象官宦人家那样，指甲留得长长的，反而剪得和他们一样短。他逐渐不安地体会到，他们拿他当做大官或就要做大官的人来看待了，在亲朋好友家里，他都受到同样的礼遇，每过一天，他便愈发相信他已经成了一种负担，他们希望他早日离开。
　　朱德当时的心情充满了伤感、忧愁和矛盾，尽管他未必清楚地意识到他已是新中国的一部分，而他的家庭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强大惯性之中，朱德为此大为苦恼，经常独自躺在房间里，彻夜不眠，重新估量自己的前程和生命的意义。在老家时，朱德终于坦白承认自己扯了谎，并且告诉家人，自己要在仪陇县做体育教师，开始挣钱偿还家里的债务。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父亲问他，体育是什么意思。他解释以后，父亲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十二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结果你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苦力也会这个！接着他跑出家门，一直到朱德离家时，他仍没有回来。那天晚上，朱德母亲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些情景，朱德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我并不责备我的家庭。我过去深恨父亲暴躁、冷酷，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应该由农民生活的无情现实来负责。我也不责备我的家庭在我回家时对我那种低声下气的态度。我认为那是旧制度下的辛酸产物。他们不愿望意我填补我与他们之间的鸿沟，不愿意我在夏天下地干活，不过是要使我不致重新陷入农民生活的深渊。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虽然是农民的子弟，我现在明白，我并不是一个一脚站在地里，一脚站在学校里的农民，而是已经转换到另一个阶级去了。走回头路已是太迟，而且我也不打算回头。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朱德终于未能加入一种恶性循环圈，因为他心里清楚，即使连连考中，还得拿出一大笔钱来捐官，一朝权在手，一定会变成一个贪官污吏，变本加厉地压榨百姓，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不顾家人省吃俭用，借高利贷供养他以使日后有人“支撑门户”、“免受人欺侮”的期望，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朱德离开家里去仪珑县任体育教师时，六十来岁的养父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衣服和一双旧草鞋，送了好几里路才回去。最后，他站住脚步转过身去，慈祥而宽厚地说道：“我们是知事不多的乡下人，不懂得那么多事情。现在不明白地也许将来会明白。你自己照顾身体，多来信吧！”
　　望着养父离去时苍老的背影，朱德哭了。
　　1908年12月初，朱德回家向家人说明自己打算参军，全家人都以为他疯了。社会上当时盛行“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全家人的反应同样是比上一次更为可怕，对于他的养父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朱德在家只住了可怕的一晚，第二天起程去成都时，家里竟无一人来送别。他孤独地出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光明而又长满荆榛的道路。
　　1909年七八月间，一个可喜的意外出现了，朱德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从一个士兵到元帅的伟大军事家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


1．4　“农民情结”揭秘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历尽沧桑的朱德正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灵重负投身于中国革命奔腾激越的洪流中去的，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朱德正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先行者、战斗者。儿时丁家少爷的欺侮，母亲含辛茹苦的身影，农民们忍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景象，全家人一双双饱含期盼的眼睛，早已是朱德的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心里创伤”（Metaltrama），这种创伤化为一种巨大的动力和道义感，使他看到要拯救家人的苦难，必须着眼于救广大农民阶层出脱苦海，单单拯救某些人，某个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直表现出农民子弟的纯朴，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形成过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老于世故的美国青年记者到延安采访，他写道，朱德将军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没有玩世不恭这一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朱德，这位不是农民的农民，从不掩饰自己继承农民的良性“遗传基因”的一面，与凡夫俗子不同，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农民出身，因为农民是他的“根”，是他的母汁和支柱，仿佛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Antaeus）所立足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大地”，这是他的力量源泉所在。朱德的“农民情结”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按照心理学家的解释，所谓“情结”（Complex）指一组或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有意无意的影响，是人的基本动力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德有农民的习性和爱憎，有农民重视直觉和经验的思维方式，有农民实用、务实的理性精神，脚踏实地，摸索前进，没有调查研究就不争发言权。他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喜怒哀乐都能够给以最深切的理解和最体贴入微的同情，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后来的和平时期，他最喜欢和普通人，尤其是与农民或农民出身的战士发生联系，打成一片；他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国内的许多工厂、矿山、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林区、林场、苗圃、农场、农村、山区进行视察，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之外，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他都视察过，而且很多地方去过不止一次。从漠漠黄沙到茫茫碧海，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到处都留下了这位农民首长的足迹。在井冈山，他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在延安，他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种菜、拾粪。进城以后，他仍然保持这种优良作风，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同甘共苦。自从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朱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因为他自己立下了一条不为人知的规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许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是没有拿过元帅工资的共和国第一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一向教育自己的儿、女、孙、侄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临终前，他属咐他的老伴和战友康克清，把二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爷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朱德曾经说：“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其实，朱德的处世哲学和心理结构中有着农民、革命者、军事家三种成份，他身上的后两种成份，使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不同于普通农民，使他汲取了历代农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军事与论原则同农民革命的游击战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农民情结，使他处处依靠群众、发动农民，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调动和利用起来，“置身青云毋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龄语）。
　　朱德没有把自己的“根”从广大农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民具有“两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觉和军事家的雄才胆略使他能够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他站出来反观农民阶层时，既看到了它的短视、狭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农民纯朴、善良、务实、勇于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农民世代受压迫，革命的潜力最大；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存有一线“学而优则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发动。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推行一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化产品正象物质产品一样，被上层社会垄断和把持着，封建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愚民好统治，损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同样紧紧抓住了农民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当它领导中国的几亿农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并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世界也不能不为之瞩目并且为之震撼！
　　旧中国的农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和贫农，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有着两种路线的斗争：是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争取动摇地中间势力，把革命引向胜利？还是抛弃农民，妥协退让，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党领导农民开展农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在中国推翻几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农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该文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广大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而且农村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即是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天才式的理论”正是来自对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可以说，朱德在这些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中是不谋而合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7年11月上旬，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着队伍离开大庚县境，到了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在打走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这个山区以后，部队便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干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一来，改变了部分过去单纯打仗的作法，从而领导部队开始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本人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之后，朱德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成为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的发明者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种重感性、重实践、务实不务虚、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农民式的思维方式使他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具体事例中看出农民式的质朴、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爱憎分明等品质在朱德身上的体现：
　　故事一：1929年1月，朱德在新城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刚一动员，那些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农民立即响应。他们欣喜若狂地说：
　　“穷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跟着朱德干革命，把土豪的土地分掉……。”朱德一听就笑着对他们说：’不是分土豪的土地，是你们自己的地，现在让土豪还给你们，这叫土地还家。今后你们要在自己的田里耕种、收割了。”为感谢朱德的恩情，农民们编了首歌，歌中唱道：
　　哎呀嘞——
　　新城来了朱军长，
　　穷苦百姓喜洋洋。
　　拨开云雾见天日，
　　幸福日子万年长。
　　故事二：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几千名红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思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动手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态度还十分和气，和反动派说的红军完全不一样。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象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大家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颁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
　　故事三：1939年在武乡县砖壁村。一次，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村里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舞台前一字排开放上许多矮凳、圆木、砖石，等待着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偶然间，他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说：
　　“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386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朱德听了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民运科长听后立即遵照朱德的要求，让村上的老百姓进场一同看戏。朱德又亲自领着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他们安排在前几排的位置上，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
　　随着又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把儿童团的队伍带到前边来。
　　而他自己呢，待这一切都安排好后，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故事四：1939年麦收时节。一天，一队八路军从一个村边走过，营长骑着马走在前面。这时，一位老大娘很艰难地背着一大捆麦子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骑在马上，，昂着头往前走。朱德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粗理的眉毛拧到一起，摇摇头，然后快步上前拦住马头。他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营长不认识面前这个拦路人，上下打量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朱德又问：“你现在任务紧不紧？”营长望着这个表情沉重、十分严肃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什么，连忙跳下马来说：
　　“不十分紧。”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你拉你骑的马到村里头套个车，替老大娘把麦捆拉回家去！”营长明白自己错了，红着脸帮老大娘把麦子都拉回了家。事后他才知道那位拦马批评自己的老同志是朱总司令。
　　过了两天，朱德派人把这位营长叫去，营长心里一阵紧张，进屋后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请他坐下，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首先就是群众观点。看见老大娘吃力地背着麦捆，你骑在马上，不想办法帮助她，这是不对的，要好好记着，只要有一点空儿，有一份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适中，健壮结实。……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位少见的军人——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宽容大量、感情丰富的人。作为一位头发灰白、年过半百的老战士，他在真刀真枪的战火中度过了半世生涯。无尽头的中国内战中的悲惨故事都刻写在他那满脸的深深皱纹之中了。平时他的嘴唇老是显出一种忧郁而严肃的神情。……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朱德的动作温和、缓慢、从容不迫，全无一点粗暴之处。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
　　与其说朱德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司令官，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民众的领袖。他的性格与习惯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问过他的特点。康女士略一思考，便这样对我说：
　　“我觉得，他的基本特点是天生的温和可亲。其次，他对一切事情都很负责，无论这事伟大还是渺小。第三，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战士们衷心爱戴他，因为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他非常强壮健康。他喜欢玩篮球，喜欢看体育比赛。他什么东西都能吃，从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够就行——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点才上床，可清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了。”
　　朱德就是这样一个人，长征时期，他是“红军的父亲”，和平时期，他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动着一个劳累过度而又经验丰富的老农民的影子，置身于千千万万农民群众之间，他真正能够和他们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的声音。当他几次三番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离家出走，踏上一条通向戎马生涯之路的时候，我们似乎和他一起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阵痛，一种切断同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农民意识的“脐带联系”时所产生的阵痛，然而于此同时，朱德的“快刀斩乱麻”并不想割断他和农民群众的鱼水之谊，瓜秧之情；大凡是和农民有关的东西，他都有一种下意识的迷恋，比如农民的粗布制服，农民式的生活方式，农民式的谦恭，农民式的热爱劳动……1960年，正值四川大旱。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清晨，地委负责同志见到朱德时说：“这雨下得好啊！”正在做操的朱德连忙说：
　　“不是下雨，下的是粮食啊！”朱德平时看报，只要有关于农业的报导，他都格外仔细阅读。家里有人从外地来，他也总要询问当地的年成和农民的生活。有时自己坐车外出，从公路急驶而过时，常常叫司机停下车来，自己走到田头去观察庄稼长势，遇到有人在田间耕作，他还要主动打招呼，和大家攀谈。1976年春天的一天，朱德乘车外出，正赶上刮大风。
　　途经一个很大的果园，他看见纷纷吹落的花瓣，心里不由一沉、他想：这么大的风，果树挂果怕要受影响了。于是他不顾扑面而来的大风，走下来向社员了解情况，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才离开。秋风知劲草，果园问落花，朱德从大自然的风风雨雨看到的是农民的收成和生活状况，与其说他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不如说他象一个饱经忧患的老农民，在时时刻刻关心着自己的庄稼和果实的收欠情况。
　　在朱德身上，我们的的确确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属于农民式的东西，农民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农民式的作派，早已在朱德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说绝没有任何贬意。如果说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是他获得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同样是这种情结，也使他没有力量拨开那将他托上神灵宝座的小生产的云海，那么，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却没有成为一种包袱和负担，使他受累，因为这种农民情结不是小农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民意识，也因为朱德的谦逊、礼让精神阻止了这种“农民情结”的腐化变质，这使我们想起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的一段话：“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还是让我们引用朱德本人写一首朴实无华且带有泥土香味的诗句来结束本节的途述吧：
　　家在巴山南侧住，
　　祖宗世代作农父。
　　读书不成去从军，
　　何畏迅雷急雨。
　　五十年前别家门，
　　为求真理前去。
　　平生是戎马生涯，
　　战斗乃心安乐处。

一泊

2　伙夫头之谜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正象四川口音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未变一样，朱德非凡的精神内核一直隐藏在一种朴素的装束之下，没有华丽的盛装，没有刻意的雕琢，猛一看，仿佛内容压倒了形式。我们百思不解的是：这种“不修边幅”的装束是某种习惯的自然流露，还是朱德本人的刻意追求？如果是后者这其中又暗示着怎样一种心态呢？

2．1　有眼不识总司令
　　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在访问了延安之后，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写道：“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五十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象英雄，不象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纯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的。他的这种才能，在他作为红军最高指挥员的漫长生涯中，已得到证明。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慈爱。朱德为人非常洒脱，即使别人在说自己，也含笑以对。他从不因为自己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谈起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之处，她以女性的直觉感受到：“毛泽东并不象他的老战友朱德那样，朱德混在人堆里是不引人注目的。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折。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有难以接近的印象。
　　从井冈山会师到1934年的几年中，朱总司令率领中央红军打了大大小小几百次仗。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朱德成了劳苦大众心目中的一颗明星。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朱德这位率领多少万大军南征北战，打得反动派“汪汪”乱叫的红军总司令，一定是一个威武庄严、凡人不好接近的大人物。
　　在瑞金的时候，一次，朱德在路上休息时，帮着一个老贫农打了一阵谷场，边打边和老人拉家常，那老汉只觉得这位红军会干庄稼活，说话随和，也没想到问他尊姓大名。后来开大会时，老汉发现台上讲话的人好面熟；“啊！那不是给我打过禾谷的那个人吗？”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心想这样大的一个“官”，能给我们老百姓干活吗？揉着眼睛双细瞅了一阵，越看越象，“不错，是他！””这时他问旁边的人：“台上讲话的是谁？”“你还不知道，他是朱军长呀！”老汉一听，愣了：
　　“他就是朱军长！我得去谢谢他。”
　　又一次，井冈山地区的遂川县开“穷人翻身大会”，朱德在会上把没收土豪的财物、衣服等分给县城附近的贫苦农民。
　　大会开完后，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晚到的贫农老汉。这位老汉穿着一件破烂的军衣，由于天冷，浑身打哆嗦。当时东西已经分完了，朱德就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老头披上，说：“大伯，这件棉袄就算分给你了吧！”老头见他身上只剩了两件贴身军衣，说什么也不肯要，朱德就哄他说：“你就穿上吧，我家里还有一件呢！”老汉推不脱，就含着感激的热泪把棉袄穿上的。
　　过了几天，红军又在城里开斗争土豪劣绅的大会。那个老头穿着朱德同志送给他的灰棉袄赶来了。他抬头一看，见台上讲话的那位中年红军好象是前几天送棉袄给他的同志，他激动地挤上前去，踮起脚尖，往台上看了看，说了几声：“是，是！”接着又往前挤去，朝台上看了看，又说了几声：“是，是！”
　　站在他身旁的一个赤卫队员奇怪地问他：“大伯，你口口声声说‘是！是！’——‘是’什么呀？”老头高兴地说：“是台上讲话的红军送给我棉袄的。”那赤卫队员瞅瞅他穿的灰棉袄，又笑着问：“大伯，你知道台上讲话的红军是谁呀？”这一问，可把老头问住了，怪自己前几天忘了问他的姓名，焦急地说：
　　“你快说，台上讲话的是谁？”那赤卫队员翘起大拇指，自豪地说：“他就是咱们红四军军长朱德。”老头子听了又惊又喜，连忙伸出两个大拇指，激动地说：“呵！原来他就是朱军长，怪不得这样温和，这样体贴旁人！”
　　192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朱德率领一部分红四军战士，在瑞金与长汀两县交界的古城宿营，他住在一栋土墙矮屋里。
　　矮屋里住着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聋婆婆（她本姓龙，因为一家人被白匪残杀，耳朵气聋了，村里人便叫她聋婆婆）和一个八、九岁的孙女桂香。朱军长和她们说了一会儿话，走进厨房见两口缸里一点水也没有，便悄悄地到后面小溪边挑了两担水，倒在水缸里，最后又挑了水放在厨房里。然后回到隔壁小屋，在油灯下写东西。聋婆婆去做饭时，见厨房水缸、水桶都装满了水，盆盆罐罐也收拾得井井有条，真是又感激又高兴。她回身取出几个鸡蛋，用红布包上，带着孙女，要去感谢那位给挑水的红军。可是，那位红军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聋婆婆看到的红军都是青年小伙子，数刚才到她家给挑水的那人年岁大，说话又和气，又体贴人，心想他大概是个“伙夫”吧！于是就来到红军的厨房里，问一个年轻的炊事员：“小同志，你们那个老伙夫在这里吗？”小炊事员莫名其妙地说：“我们这里都是小伙子，哪里有什么老伙夫？”聋婆婆耳聋听不清话，只顾焦急地在屋里来回找，谁也不知道她要找哪一个“老伙夫”。正巧这时朱军长笑盈盈地走进厨房来了，桂香一个箭步扑了过去，喊了声“老伯伯！”聋婆婆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要找的“老伙夫”，便连忙把红布包着的鸡蛋塞到他手里，说：“同志，小沟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几个蛋，请收下吧！”朱军长关切地在她耳边说：“老婆婆，我已经吃过了，你老人家自己留着吃吧！”说着把鸡蛋放在厨房里的菜板上，含笑走了。这时，聋婆婆可有点生气了，她对那些红军小炊事员们说：“你们这个‘老伙夫’真客气，看不起我这个老婆子……”，正说着，小桂香已经打听出了“老伙夫”是谁，连忙尖着嗓子在她耳边叫着：“奶奶，奶奶！那个伯伯不是伙夫，他是朱军长！”聋婆婆一听，又惊又喜，连忙问小炊事员：“他真的就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朱军长？”小炊事员肯定地点点头。聋婆婆一听替她担水的是朱军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她自言自语地说：“呵！难怪他这样爱护穷人”朱德的这些故事象长了翅膀，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着。人们一见到红军就想到朱德；一说起朱德，对红军就更加信任，更加疼爱。有一次，朱德带着一支红军驻扎在湘赣边境的“三坪”（上坪、中坪、球坪）一带，他和警卫员住在中坪村尹菊英婆婆家里。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朱军长正和尹婆婆以及她的孙女坐着谈话时，突然间闯进来两个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团密探。朱军长拿起他那件又潮湿又破旧的棉袄装着捉起虱子来。一个又矮又胖的探子，揉着田螺眼，上下打量着朱军长，看他不象个当“官”的，倒象个“伙夫”。于是摆了摆手里的皮鞭，皮笑肉不笑地说：“老伙夫，你一定认得朱德吧！他在什么地方，你说出来，要多少光洋就给多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银元，托在手里，转脸又问尹婆婆：“老婆子，你要想多享几天清福，你就说出朱德在什么地方，也奖给你这个……”。说着，掂了掂手中的银元。尹婆婆正害怕朱军长出事时，却见朱军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装出耳朵不太灵便的样子，问那探子：“你们是问朱军长吗？啊！他住在球坪，这里走下去，一、二里就是。”两个探子听了暗暗高兴，但又怕这“伙夫”说谎，再问尹婆婆：“老婆子，朱德住在球坪吗？”尹婆婆连连点斗称是。小孙女阿宝也在旁帮腔说：
　　“是！我看见了，日落山头时，我还看见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马走进球坪村哩。”两个探子一听，拔腿跑出门，带着躲在门外的一群民团，大声喊着：’快跑！快跑！不要让朱德跑掉！”
　　直向球坪奔去。这时，朱军长一面要警卫员通知各连到后山上集合，准备战斗；一面拉着阿宝、扶着尹婆婆也上了后山。
　　当民团正在球坪搜查朱德时，朱军长已经率领红军分两路把他们团团围住。敌人被打得东逃西窜，乱成一团。直到他们喊着“饶命”纷纷投降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搞的？我们到处抓朱德，追来追去连个影子也没追着，怎么忽地一下从地下冒出来这么多朱德兵？……”
　　这时，朱军长正和战士一群众爽朗地笑着。那两个已经做了俘虏的民团探子，吃惊地看着：“啊！原来他就是朱德呵！”
　　1939年，八路军总部设在王家峪村时，为了保密，起初谁也没有公开过朱德的身份。老百姓虽然从这里架起的电台、通出的电话线以及川流不息到这里来的战场指挥员，猜想出住在这里的八路军一定有大官，但他们很难具体说出谁是最高指挥官。对于朱德，老乡们只知道他经常和大家一起劳动，唠家常，待人非常和蔼，还有年岁比较大。后来，有人看见他和炊事员一起抬锅，给哨口的哨兵送饭，就以为他是“老伙夫”。又有人看见他经常上山开荒、种菜，吃穿都很俭朴，又觉得他象“老管理员”。还有人看他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军事技术，就断定他是军事教员。最后，由于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索性就亲切地叫他“老头”，朱德总是很愉快地答应。以后日子一长，“老头”的身份终于暴露了，老乡们谁也没想到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头”，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飞胆丧的八路军总司令。

2．2　记者眼中的朱德
　　抗战时期，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率领部队与日冠浴血奋战，狠狠打击了侵略者。日冠对他恨之入骨，常常编造谎言，肆意歪曲污蔑他的形象，在日军的一幅宣传画上还无耻地把他描绘成一个凶神恶煞。
　　凡是见到过朱德并了解他的人对此都非常愤慨，一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他：今天将军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装，戴着一顶旧军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围有着浓浓的新生出来的黑髭。他朴实如农民，慈和如老妪，但在炯炯目光内射出坚定的光线时，则又严肃如钢铁。虽然穿着军服，可是他在举止上完全是工农无产者姿态：简朴、诚实、有决断。他的声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简洁。这伟大的脸膛上，不时地发出真挚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记者这样报道他：下午，我们去总指挥的办公室，一个穿士兵衣服，戴眼镜，满脸胡子的人站在门口，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十分注意而跨进了门。可是他们参谋长立刻过来向我们介绍，这位是朱德指挥，刚从前线回来。这时我们的内心真是无限的惭愧。可是这实在也难怪，他没有领章，没有符号，更没有一般高级长官的派头，额上既不刻着字，你说对一个不相识的人，如何分别出谁是长官，谁是士兵？他开始和我们说话，同样没有什么寒暄和客套，说着他所要说的话、很缓慢而很有力，态度是沉着而刚劲，言语间很少含有理论，。好像每一句话的出发点，都根据着事实上的体会或经验。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透过硝烟战火的朱德形象是一个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热爱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当时他只穿一身粗布军服，打着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黄包车，总是夹着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饭，就买几个烧饼吃。长征途中，每个战士都永远不能忘记朱德的形象：他穿着打了不少补钉的灰色粗布军衣，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背上背着一个斗笠和一个公文包，经过草地风云的搏斗，他的脸庞黑瘦，额头皱纹加深，两眼里闪出阳光一样温暖的光线。
　　1937年1月，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朱德，在《伟大的道路》中，他这样写道：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五十一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于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从前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他的脸，犹如悲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2．3　平平常常总是真
　　史沫特莱说朱德“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那么，他的农民式的装束又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味呢？无论他走到哪里，身上总是晃动着一位老农民的平凡身影，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平平常常甚至浑身带着泥土气息的形象，在出乎一般人所料的同时，也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1928年4月26日，砻市的老百姓听说朱总司令要回来了，高兴地互相转告着。天还没亮，大家就开始准备欢迎朱德和他率领的队伍。贴标语，腾房子，准备慰劳品，大街小巷贴着“欢迎朱总司令！”的标语，老乡们心目中的朱德是骑着高大膘肥的粟色马，穿着军官制服，威风凛凛，可队伍里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位军人。人们寻找着，猜测着，原来朱德就在队伍中，只不过他不是大家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而是一位普通战士的装束，一身灰色军装，腰扎皮带，打着裹腿，戴着平顶帽，左肩右斜地挎了一支短枪。难怪大家找不到朱德呢？最后还是凭着他那一口四川语和特有的和气风度，才认出他是朱德。立刻欢声四起：
　　“欢迎朱军长！”1938年，朱德作为东路军总指挥，受国民党云南第三军军长之邀，前去部队讲授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技术。云南第三军为此准备隆重欢迎朱德，当他们看到前来的这位总指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和他们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时，就悄悄把那套预先准备好的仪式取消了。
　　这就是朱德，他并不试图刻意地扮演一个为普通人心目中所预期、所想象的总司令的形象，相反，他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即使在客观条件充裕和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乐于以“伙夫头”的形象出现在烟雾弥漫的战场，出现在人民群众和普通百姓之中，不仅敌人误把他当作“伙夫”，就连普通群众也多次误认为他为“老伙夫”。可以说，朱德作为军事家的丰采是包裹在农民的装束之中的，他不肯脱去这种装束，似乎隐约地暗示出他对农民阶层和劳动者的“角色认同”。在毛料，洋布和土布之间，他选择土布制服；战士的棉衣在长征时三年换一次，朱德的棉衣六年还不肯换，他主张“新三年，旧三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长征途中，到处流传着他补衣服、编草鞋的故事；解放以后，他仍然克勤克俭，从不铺张浪费。这些农民式生活习惯的保持表明，朱德不仅是一个以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也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和习惯不断对待自己的军事家，他曾说：“我似乎只会按照军事条件来考虑问题！”这只是说出了他的性格中作为军事家的一面。1922年10月，三十六岁的朱德到达柏林留学时，首先象一个军事家熟悉作战地形那样来熟悉柏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物和每一个值得一看的机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便可以看到他在公路上行进，口袋里塞满了地图和笔记本，他有条理地写下了考察笔记。这种“实地侦察”告一段落后，有关德国的笔记本、地图和旅行指南已经满满地装了箱子。与此同时，朱德又不得不“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在用钱方面精打细算。如果说前一种举动象军事家，那么后一种举动则更象农民，事实上，在朱德的身上，军事家和农民两种心理成份是并行不悖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农民是一种“底色”，也可说是“本色”，朱德的农民装束已成为一种符号标志，它是“有意味的形式”，它载明了一种土生土长的特性，在我们后人看来，朱德正是从千千万万的普通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德用他那普普通通的农民装束表过了他对农民的偏爱和认同，实践着寓伟大于平凡的诺言，我们从他的平凡无奇的农民打扮中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伙夫头”，而且还有一种“根性”，一种“苟富贵勿相忘”的寻根意识，一种终生不能摆脱也不愿遗弃的“出生印迹”……
　　朱德不愧为杰出的农民之子。

一泊

3　婚恋家庭之谜
　　在四十岁以前，社会对朱德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本人也绝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对此，德国记者王安娜有着困惑的亲身体验，他一生的五次婚姻中，不为人知的隐密随处可见。

3．1　谜一样的初婚
　　谁是朱德的第一位妻子？读过朱德传记的人大概都会想到萧菊芬。朱德传记的作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就把萧菊芬当作朱德的第一位妻子。
　　事实上，早在1905年，十九岁的朱德就已在老家仪陇与刘姓农家姑娘结婚。其间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隧道之中了，这是一场封建式的包办婚姻，还是两小无猜式的自由结合，除了年谱上的孤零零记载以外，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朱德本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也难怪出现了史沫特莱的“误会”。这可以说是一桩迷一样的初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封之下……

3．2　注重现实的结合
　　191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朱德在昆明和萧菊芬结了婚。
　　当时，朱德在云南省讲武常堂任区队长，萧菊芬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出身于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是个诚实又相当进步的姑娘，也没有缠足。她的哥哥在部队里和朱德是朋友，他从中撮合并为他们筹办了婚事。
　　这是一桩自由结合的婚姻，因为两个人在结婚前，曾经在菊芬家见过面，谈过话。婚后，萧菊芳还继续在师范学校念书，住在学校宿舍里，朱德住在讲武堂。讲武堂的军纪非常严格，有家眷的人，也只有星期三、星期六可以请假回家，这段安宁的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1916年9月间，萧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1917年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痛，不幸去世。朱德后来谈到这桩婚事时，从未说过他是否喜爱这位姑娘，提到俩人关系时，最多说到他和他的妻子是朋友，遇到一处总有话可说，而且谈到他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照平常人说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自己也希望有个妻子，正所谓“我想有个家”！其中务实的成分是可以想见的。

3．3　罗曼蒂克的初端
　　由于朱德不能把时间和日子记得很准确，加上没有信件、书籍、文件和日记等可供参考，所以关于萧菊芬的卒年，有的书上说是1916年，有的书上说是1919年，我们根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记载判定为1917年。萧菊芬过世以后，朱德最大的个人问题就是那个幼年丧母的婴儿。他既不能永远把他托给朋友；也不愿望把他送回老家，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封建环境中长大，他自己盘算着，这孩子应该在新环境里上新式学校，一个国民党老同志劝他再婚，以解决家庭问题。
　　朱德记不清第二个妻子的卒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她的感情，由此也就造成了这一个代学问题的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就是萧菊芬去世这一年，还不到年终，朱德迫于现实的压力，就同意续弦了。由他部队里的一位朋友作媒，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朱德。该女子名陈玉贞，受过教育，天足，参加过辛亥革命；那位朋友向朱德夸自己的妹妹聪明过人，也很“任性”，家里多次提出婚事，她都不嫁。二人当年在南溪成婚，虽然当时朱德结婚的主要动机是需要给孩子找个母亲，给他的家庭找个主妇，然而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并不妨碍两个人的一见钟情，后来，朱德回忆说，这个妇女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和1916年革命。她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我们在谈话之中，发现彼此都读过很多书，都爱好音乐。此外，还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一时说不上来了。从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结了婚。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而且非常干净，里里外外都是鲜花。我们非常喜欢养花，她修整出了很漂亮的花圃。她爱我的孩子，就象自己所生一样；我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从外面回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捉迷藏。她没有生小孩，所以我只这一个孩子。”《伟大的道路》在朱德的记忆里，玉贞弹琴，他自己吹箫、拉胡琴，在穷兵默武的动乱年代里，这个家不啻为一个安全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

3．4　战地浪漫曲
　　1928年2月16日清晨，坐落在来河岸畔的来阳古城，还笼罩在一片如烟似雾的雨帘中。城里市民此时正在酣睡的梦里。突然。从城南桌子坳附近方向传来稠密的枪声，瞬时，将全城惊醒。原来，枪声来自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今天他们打开了攻取来阳古城的序幕。约摸8点钟时，枪声逐渐稀落，战斗胜利结束。这时，市民哗哗啦啦打开门，躲在门叶子后探头张望街中动静。
　　突然，从街巷深处，响起一串清脆的喊语声：“同胞们！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打进城来了，大家快到西门正街集合迎接吧！”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喊话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妹子，身子长得高高大大，着一身宝蓝色学生装，柳眉凤眼，黝黑的鹅蛋脸上有些麻点，显露出庆重豪爽之气。她就是伍若兰，一名女宣传员，是个坚韧不拨的农民组织者。她早就听说这支队伍是一个叫朱德的人带领的，好多人都说他了不起，他手下的兵个个都不能飞檐走壁，此刻她心里也生起神秘感，心想究竟怎样今天就可以看到了。
　　恰在这时，城西门街口鞭炮齐鸣，革命军进城了！伍若兰抬头望去，只见部队成两行纵队，挥着一面绣着镰刀斧子的红旗，浩浩荡荡地开过来。那领头的一位军官，年纪约摸三十七八岁，长得身高体壮，一张黑红的大脸膛，长满络腮胡须，两簇乌黑浓眉下，闪动着一双炯炯放亮的眸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伍若兰心想，这位普通的军人便是朱德无疑。这时，中共来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泰等人迎上去，同朱德握手问候。随即，一同来到城中邓家祠堂门前。朱德刚欲抬腿跨进门时，蓦地被贴在门两旁的对联吸引住，“好一手毛笔字！”朱德仔细瞄了一会，连连点头：“这是谁的翰墨？”
　　“我们县里的女秀才！”跟在朱德身边的刘泰忙回答说。
　　“女秀才？！”朱德一听，惊讶地重复了一句，随即又问：
　　她人呢？”
　　“朱师长！你看她来了！”邓宗海用手指了指正挑着酒坛子过来的伍若兰。朱德抬头，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平凡的姑娘，然而，长长的睫毛下却有着一双饱含智慧的眸子，那健壮的体格，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朱德收回目光，走进祠堂，小憩一会，心里按捺不住，便吩咐刘泰：“你叫那女秀才来一下！”刘泰就走到厨房对帮厨的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叫你哩。”伍若兰一听师长叫自己，心里又惊又喜。她款款来到厅堂。朱德站起身，伸出手握着伍若兰的手热情地问：“你就是伍若兰同志吗？”伍若兰本来生就一副泼辣胆子，这会儿见了朱德，不知为什么倒害起羞来。她点点头，呐呐地回答说：“是的！朱师长叫我有事吗？”
　　“门口的对联，字是你写的吗？”
　　“嗯！没写好，请师长多指教！”伍若兰微微一笑，声音很低。
　　“不错，很有笔力，哪个学校毕业的？”
　　“衡阳女三师”。伍若兰声音放大了一些。
　　“唔！三师是一个出人才的学校”。朱德说完，沉思了一会，笑着说：“从现在起，你们县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今后可大力发挥你的笔头子作用罗”。
　　伍若兰点了点头。自此一面，两个人已埋下了一见钟情互相倾慕的种子。
　　农历三月初。正是花红草绿、莺歌燕舞的季节，伍若兰度过了她的25个春秋。一天，县委书记邓宗海笑着对伍若兰说：“兰妹子！要不要我替你做媒？”
　　“别开玩笑。”伍若兰红着脸说。
　　“别瞒我们喽！我早晓得你有那么个意思。”
　　“你说谁？”
　　“我们的朱师长呗！”
　　“哎呀！你别胡说。”伍若兰跺着脚，双手掩面，急急分辩说。
　　“莫要不好意思，朱师长挺喜欢你哩！他托信来要你今晚去一下。”
　　当晚，朱德和伍若兰并肩走出军营，踏上去青麓塔的河堤。两人谁也觉得没有话说，但谁都有说不完的话，又走了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忍不住先开口：’若兰，你多大啦？”
　　“25岁刚过”。
　　“有婆家了没有？”
　　“早着呢！”
　　“还早？你已经25岁了呀！”
　　“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没空儿想那件事。”
　　“你莫骗我，听刘泰他们讲，你挑的条件很高。”
　　“别听他们乱说，什么条件高不高，其实，我也曾对我妈说过，能够嫁一个同我一样的人就行了！”伍若兰说完，“咚”地将一块石子踢进河里。
　　“和你一样的人是什么人？”朱德靠近伍若兰，忍不住追问。
　　“起码也是搞革命这一行的”。伍若兰甩了甩齐耳短发，一双大眼如火如炽地投向朱德：“例如象你一样……”朱德的心砰然一跳，深情地望着伍若兰说：“小伍！我知道你内心是爱我的。对于你，从你写的那副对联上的字，就知道你能文能武，在我所遇到的女同胞中，数你不错，不过……”朱德说到这里突然刹住。伍若兰抬起明亮的双眸，定定望住朱德：
　　“不过什么呀！是嫌我吗？……”
　　“不，不！若兰，我能有你做妻子，那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跟着我是要吃苦的，天天要行军走路，时时要打仗……”
　　“行军走路、打仗有什么可怕的。”伍若兰显得异常坚定。
　　“还得准备掉脑壳！”朱德严肃地补充说。
　　“老朱！我这些问题都想过了，说实在的，从入党那天起，已作了打算，只要为了革命，我什么都舍得。反正，我跟你跟定的！”伍若兰激动地、忘情地扑进了朱德宽阔的怀抱。
　　“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也顺势紧紧地搂抱着伍若兰。
　　三天之后的下午，军营中传出话来：部队准备打仗。司令部正在举行军政领导联合作战的部署会议。伍若兰也应邀参加。临散会时，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突然大声说：“大家稍等一下，听伍若兰讲，朱师长原打算明天结婚，这么一来我们得先吃了喜酒再去打仗。”
　　“好哇！”全场人积极响应。
　　朱德将目光投向伍若兰：“那就算作一回事吧，若兰！把你亲手酿的那坛糯米胡子酒抬出来请大家尝尝，再告诉一声伙房，从我薪水里扣一部分钱买点菜来。”伍若兰听了扑哧一笑，绯红着脸跑出门外，忙着张罗去了。
　　简单而又热烈的婚宴开始了。这是在战斗前夕，婚礼充满了火药味。朱德同伍若兰两人抬着酒坛子，挨个儿给每人碗里斟酒，大家喝着，笑着，一直闹到夕阳衔山，飞鸟归林，才匆匆忙忙各自回去做战前的准备。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女联合会的同志，一个个手捧鲜花，纷纷拥进来，簇拥着朱德和伍若兰朝水东江梁家祠堂的新房走去。房里布置极为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床上摆着一条叠得四四方方的印花格子被，靠窗口边放有一张四方饭桌，桌上一盏油灯，进门的正面墙上，挂着朱德的军用指挥袋。
　　朱德和伍若兰送走祝贺的人后，回到房里，两个都沉浸在幸福、甜密的爱海里……三四个月之后，伍若兰跟随朱德苦练枪法，成为军营里有名的“双枪女将”。1929年，伍若兰为掩护朱德，被敌人抓去，砍头示众。她死于忠贞的爱情，这也是一种超乎个人之上的最崇高的革命炽情。谁说朱德莽莽生涯中没有发生过痛苦的悲剧，不过，他是一个善于将悲痛化为力量的人，阶级仇，民族恨，还有失去心爱之人的切肤之痛，都能够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3．5　同志·战友·伴侣
　　1929年3月，朱德在长汀和康克清结婚。当时朱德四十三岁，康克清十七岁，任农民游击队队长，她是贫农的女儿，小时候被双亲卖作童养媳，曾在地主家做过下地的长工，后来朱德的队伍转战农村，她才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由于小时候起就忍饥挨饿，在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她身体强壮，二十五岁时就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红军“女司令”的称号。除了在湖北牺牲的贺龙的妹妹以外，真正指挥过红军的妇女只有她一个人。朱德既喜欢康克清，又为她骄傲，认为她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尼姆·韦尔斯（即埃德加·斯诺之妻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写他在延安见到康克清时的情景：“她的秀丽，有一双出色的浅褐色的杏仁眼，还有圆圆的脸蛋，端庄的容貌和整齐结实的牙齿。她来看我，和我握手——这是一双我来中国后见过的最结实粗壮的女人之手。她对我非常诚恳，她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体重一百二十磅，但匀称结实，有一种沉着、威严的风度。我觉得她根本不象我所见过的农民，但她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对农业有着非常出色的了解，她看上去很健康，青铜色的面孔和红色的脸颊擦得放光。我相信她从没穿过女装，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穿这个。险了穿过农家姑娘的长裤以外，她穿的就是军装了。”（《红色中国内幕》）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克清是一个充满男性气概的女性。同样是去过延安的王安娜却有另一种女生特有的敏锐直觉：
　　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年龄差别相当大——一九二九年，当时四十三岁的朱将军在江西娶了第四位夫人（应为第五位——引者），她只有十七岁——，但两人真诚相爱，作为战友、同志，结合在一起，被视为模范夫妻。他们两人婚后，从来没有闹过离异。
　　在老红军女战士中，象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即使长征那么艰难，也坦然自若。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
　　“康同志象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象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康克清是一个女强人型的妇女，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她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无论在哪一方面，中国妇女都具有和男人同样的能力，也想证明，农民出身者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要胜过他们。朱德在这方面也很支持她。朱德在四十三岁这一年找到的这位终身伴侣，的确是一位可以陪伴他并且在一生中和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妇女，朱德在她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母亲那身体结实而又勇于吃苦耐劳的劳动妇女的身影……
　　1937年，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至于我的私生活，我在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结过两次婚。我的第一位妻子早已去世了，第二位还活着”。使我们感到蹊跷的是，朱德闭口不谈十九岁时娶的那位刘姓姑娘，或许这是一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朱德对此并没有任何快乐和随愿可言，相反倒是有一些难言的隐痛，所以才不愿意重新提起。纵观朱德的婚姻生活，他所看中的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妇女，而且是革命军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这充分显示了朱德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已经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他的戎马姻缘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情感偏爱和价值取向。一个革命者用手中的枪来挥写着自己的奇迹，也在通过选择自己的爱人和伴侣来创造着个人的历史，朱德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一泊

4　身无片伤之谜
　　在战争年代，朱德被人们奉若神明，他的名字总是和飞毛腿、千里眼、刀枪不入等概念相联。朱德一生身经百战，然而他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身无片伤，这是子弹有眼？还是苍天保佑？

4．1　朱德神话的诞生
　　1916年，朱德在纳溪战役中，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赫赫有名的滇军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开始出名的，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人们都说：滇军的“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黄拒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他们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毛瑟”，指是的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金朱支队”指是的金汉鼎支队和朱德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惯战，是惹不得的。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仍在人民群众中传诵。
　　同年，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永宁河的山地里。一次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朱德一团人被打得只剩下六个连。他们躲进了一个山窝，四面都被敌人包围着。士兵们跑得疲惫不堪，在山坎上发现了一间茅草房，赶紧到里面打算休息一会儿。朱德坐在一个墙角处。突然，一颗炮弹打进房子里来，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在火光中坍塌了。
　　房子里的士兵无一生还，只有朱德幸免于难。朱德顾不上弹去身上的灰土，向外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营的敌军向这个地方围攻上来。再看一眼地形，置身盆地，内有山谷、密林、田地，地形错综复杂。朱德当机立断把部队带进了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等待黑夜突围。他们没有消极等待天黑，而是派人乔装改扮，戴上斗笠，装成农民去假装捉鱼，悄悄地把稻田里的水放干，准备夜间好走路。天黑后，朱德带领士兵出了山沟，踏着晒干的田地突围了出去。
　　1930年1月，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从永新城撤出，上了七溪岭，敌人以为红军势单力薄，向七溪岭发起猛攻。朱德身先士卒，在望月亭手提机关枪带头冲锋，号召战士们奋勇杀敌，一定要一鼓作气，压倒敌人。只见他举着一面大旗，下命令说：“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用梭镖，坚决把敌人打下去！”然后，一跃而起，冒着雨点儿一样的子弹带头冲向敌人。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取得了胜利。这时，大家才发现朱德的军帽上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大家真是后怕。可他却非常乐观地说：“有窟窿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好透点热气呢！”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次在土城，朱德到彭雪枫部队里开会，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回途经过一道山岭，正走着，一个卫士突然发现前面有敌情，朱德用望远镜一看，果然黑压压一片敌军，这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排，恰好红五师及时赶到，于是展开火力攻击，打到天黑，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把红军压在山脚下，在这紧急万分的形势下，三次反冲锋都被打下来，朱德坚定不移地集中兵力，下决心做最后一次冲击。谁知，敌人由三面压拢，一下又遭受挫折，部队哗地退了下来。这时已经半夜，朱德在一处山坳里，敌人冲到面前，子弹在他头上炸出火花，炮弹在人群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弹片却没损伤他的毫毛。另一次，在风水山，敌人放过走在朱德前面的警卫营，突然从两面高山上向沟内发出猛烈枪击，那么窄的一条山沟，子弹打得朱德脚底下的泥土纷飞喷射起来，后来一个班冲上去才压倒了敌人，杀出一条血路。最危急的一次，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危局已经到了爆炸程度，朱德在半山上一个农家茅草棚里，已经准备点燃火柴烧掉箱里的重要文件了，谁知奇兵一战，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这位有人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记者这样写道），在延安时到处走动，全无护卫，而且从不带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致使那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敌手胆战心惊，畏之如虎。奇怪的是，朱德仿佛总是暗暗受到神灵的佑护，所以他往往能够绝处逢生，化腐朽为神奇。
　　1938年2月25日，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少数人员，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一带，突然与从东面进攻临汾的一大股日本侵略军遭遇了。开始交战时，日本侵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队伍，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知道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
　　“啊！朱德？……少数警卫部队？”日本军司令官一听说是朱德，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又想：本来日本占领中国是唾手可得之事，没料到从西北杀出个八路军来，使得天皇陛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难以实现。如今真是天赐良机，遇上了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又听说他没带多少队伍，这不是一个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吗？这个日本军司令官又惊又喜，急忙问他的侦察队长：“朱德现在哪里？”
　　“报告司令官，确确实实的消息，朱德正在古县指挥作战”。
　　日本军司令官趴到地图前一看，找到“古县”两个字，便大声吼道：“立即派出飞机，把古县炸平！”
　　一个小时后，十几架贴着膏药旗的日本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轰轰”的爆炸声，震动着周围几十里的土地，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军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抗日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大日本皇军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日本侵略军这样一宣扬，震动了国内外。国内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虚实。国外不少友好人士，也给当地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发来电报，询问：“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当时太行山区的不少军民，看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听到了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遇难的种种传说，大家都坐立不安。有的人站在高山顶上，望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地方气愤地咒骂“日本强盗”。也有人安慰大家：“先不要着慌，等打听清楚了再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身经百战，过去多少次遇到危险，常常能逢凶化吉。我就不相信这一回会受日本鬼子的暗算。”有人为了证实朱总司令的神通广大，列举了朱总司令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的许多遇难脱险的故事。”
　　正当大家为朱总司令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本兵还在半路上被堵截着，不能前进一步的消息。这说明朱总司令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大家的心里象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本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象牵住一头野牛一样，使日寇既不能前进，又不能施展威力，只好原地乱扑腾。
　　自此之后，朱德更是成了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令民众见之胆壮，令敌人闻之丧魂失魄。然而，朱德手中握有的“尚方宝剑”正是他逢凶化吉的一个不二法宝。

4．2　游击博士的雅号
　　1938年的一天，在一片松林中，八路军司令部的一些军事参谋们围绕着“迂回”、“包围”、“进攻”、“防守”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一个个滔滔不绝，远自滑铁卢会战、凡尔登战役、布哈拉战役，近至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简直无所不及。听着大家的议论，朱德也不插言，有意让大家尽量把话说完。
　　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刚才大家的发言很热烈，也很有理论水平，可是我要提醒同志们，讲问题应该抓住中心，一切事情都应该辩证地去了解，时代环境、客观条件不同，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地当公式来学习。我们的武器军事设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同，研究别人只不过作为参考，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我们要研究的是适合中国的地域、历史、风俗、人情，在中国几十年战斗经验所研究、总结出来的游击战。要用辩证法去理解和处理军事问题，要研究游击战术，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并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到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朱德本人首先就是“游击博士”的优秀导师。曾经和朱德并肩战斗过的刘伯承元帅评价朱德说：“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人，我认为这是做军人的一个根本条件。还有，就是他对革命理论学习得很好，能够很适当地把革命理论运用在中国战争上，这是使我感受最深的。不管在任何混乱急迫情况中，他对群众路线，都是把握得很紧的。”（刘白羽《朱德》）海伦·福斯特评价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此处说法有误，朱德早年曾去德国和俄国学习过军事理论——引者）。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的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红色中国内幕》朱德最拿手的游击战术正是他能够左右逢源、绝处逢生且逢凶化吉的重要秘诀之一，然而这样一种秘诀他又是如何到手的呢？这位“游击博士”导师本人又是怎样起家的呢？

4．3　十六字秘诀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领兵攻破云南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1913年夏天，他被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担任营长。同年秋，他的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疆，任务是平定经常骚扰边境的匪乱。部队驻扎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崇山峻岭，瘴气弥漫，环境十分险恶，土匪出没无常。朱德知道，这帮匪徒熟门熟路，想要制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整天满山遍野地跑，观察地形，访问百姓，主要是为了摸清土匪活动规律。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敌情，决定用机动灵活战术以对付这帮变化多端的匪徒，也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断丰富了实践经验，终于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这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这就是流动游击战术。
　　朱德在运用这种战术时深深体会到，游击战若没有广大群众的依托，成功是无望的，必须依靠群众。因此，他一方面非常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
　　这些办法和他的特殊战术相结合，很快平定了边境的骚乱。
　　以后，从云南到四川，又从四川到云南，朱德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棉花坡阵地上，双方拚命反复争夺。朱德率领护国军的三个连，顶住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象雨点般倾泻山头，松树几乎被全部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定阵地。他是从来不赞成死打硬拚的，于危难中总能找出解脱的办法。他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了当，对着战壕不断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德命令部队以逸待劳，让敌人打个够，然后发起反击。结果把张敬尧的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纳溪这一仗，朱德不仅守住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从此，他的威名四扬。由于功勋卓著，他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朱德当旅长后，奉命镇守泸州。这里的匪患也是远近闻名。这些土匪全是北洋军的散兵游勇和土生土长的流氓地痞。
　　官匪勾结，四出抢掠，祸害乡里，气焰极盛。朱德根据在蒙自取得的经验，通过周密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又一次用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匪徒的器张气焰。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他还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公布了一项政策：“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降者免死，仍给枪价。”这样，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帮土匪就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的朱德已是川中名将。四川军阀刘湘，企图网罗人才，要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朱德不干。他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刘湘之所以叫我当师长，是因为我的独特战术已经打出了名声和威风。我用来击败敌人的是流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得自我在中国和法属印支那的边境线上驻军时，同蛮子和土匪作战的经验。我从自己与土匪的散兵游勇作战的艰苦经历中获得的这种战术，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战经验同我从书本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了。我带兵的特点是：我本人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不论战斗大小，我事先都要查看地形，精心计划。因为细心处理问题、亲自领导部队，我的战术通常是成功的。我总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我同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少帮助。”（《红色中国内幕》）
　　后来，朱德在国外求学，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国，他回忆说：“我那时旅行还带有军事的眼光，不论走到哪里，一想就想到‘这儿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脑子里慢慢地就布置起来了。”几年后，朱德从德国来到莫斯科，进入一个短期训练班专学军事。讲课的人是有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
　　朱德在训练班当了队长。苏联教官只是讲一些战术原则。朱德给学员具体讲解小部队如何同大部队作战，如何骚扰敌人，讲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及如何侦察等。教官还讲苏联内战时期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德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德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朱德说：“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官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德身无片伤的今天。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朱德和国民党将领龙云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朱德后来将他在平定匪乱的战场中实验出来的游击战术归纳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人曾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一位老同志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亲自听宛希先说，朱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讲的情况，说朱德最早提出十六字诀，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自然也有一份贡献。

4．4　农民相貌的护身符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伟大的道路》我们在上文中也说过，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朱德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朱德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象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德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来抓朱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德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驻扎在项山的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黄蜂似的敌人揣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
　　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主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出脱了危难和火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在危难时候大显身手……

一泊

5　朱毛关系之谜
　　自1928年起，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称朱德、毛泽东为“朱毛”。毛泽东也曾说过：“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
　　但两人关系到后期却发生了种种微妙的变故，以致朱德感慨万千地说：“这哪象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一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从井冈山会师的一刹那起，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驰骋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和密切合作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
　　朱德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都有旺盛的精力，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农民情结；战争年代，两人都身无片伤，没有患过大病；两人都有过无数的传说，报纸上分别报道过各自死亡的消息；两个人都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两人性格中都有幽默的一面等。
　　然而两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七岁，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朱德混在农民群中不引人注目，毛泽东则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有一种难言的风度。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没有成为一种负担，反而使他贴近农民群众，形成一种精神寄托；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则使他受累，隐入一种封建性个人崇拜的迷雾之中。史沫特莱曾以敏锐的洞察力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之处，她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具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而且，也许还因为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伟大的道路》）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朱德第一次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因为朱德参加过护国军而拒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朱德，并且问他：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能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
　　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源于他独具有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红色中国内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么谦虚、没有政治野心，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会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思想，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警惕。后来，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就如后来他的一位战友说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
　　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
　　“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明白，倘若离队，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封给朱德“中央委员”等职，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就变换手法，监视并迫害朱德，故意纵容一些人闹事，抢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及身边人员打饭吃。朱德临危不惧，打电报给党中央，揭穿张国焘的阴谋和野心。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起同张国焘斗争经过时，毛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曰：“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冈山时期对红军领导干部说的“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后来他又曾谦逊地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子。”这些都表明朱德处处信赖和尊重毛泽东，维护毛的领导，保护毛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他也难免成为攻击的对象。1966年5月，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能入党，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呈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对于朱德的这些诬陷、打击，是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
　　对于朱德，毛泽东一直是保护的。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说：“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林彪等人在北京组织各种群众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毛泽东得知后指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毛泽东又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了政治局。
　　林彪、“四人帮”连朱德这样一个沉默的老人都不肯放过，足见其心狠手辣。然而，朱德的沉默似有丰富的内涵。有两侧政治笑语为证：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以言进，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
　　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的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
　　由此看来，朱德虽年事已高，但仍以沉默的方式表现对林彪等野心家的抗议，而这种沉默本身是否也包含着对毛泽东晚年独断、多疑和一意孤行之做法的一种善意的规劝或消极的抵制呢？伟人已萎，留下永久的沉默，这或许是一个“死结”，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个无法破译的哑谜。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比他年轻七岁的毛泽东也追随他而去。两人辞世时间相隔如此近，不仅给朱毛关系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使我们又一次想起“朱毛”为一人的传说……

一泊

1　一代“儒将”诞生之谜
　　作为一代“儒将”，叶剑英素负盛名。他曾是云南讲武堂的优等生；作为大总统的随员，亲自保卫过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讨陈东征，继而参谋北伐，通电讨蒋；在大革命低潮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无不像谜一样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1．1　“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打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叶剑英的母亲为人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他们共生了四男四女，由于贫病交加，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叶剑英还算幸运，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父亲给他起名叫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由于生活贫苦，他的两个妹妹都当过童养媳。
　　宜伟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边干活边学习认字、算数。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去雁洋私塾念书，以后又转入新学堂读书。
　　1908年宜伟念完了私塾，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些，父亲便送他到雁洋10几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学堂里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朴素，晚间经常读书到深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锻炼身体。他聪敏好学，学习成绩科科优良，特别擅长写诗作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作为同学们的范文。
　　少年时期的叶剑英，其不畏权势，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及有勇有谋的性格便已显露端倪。当时，中国长夜如磐的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正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波也波及到偏僻古老的梅州城。
　　叶宜伟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一些革命书籍，知道了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夕，他和几个同学跟随进步老师林修明先生来了个“头上革命”，剪去了辫子。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无天”。宜伟他们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老师的支持，就跟他们论理，还鼓动别的同学也来个“头上革命”。剪辫子的风潮，使少年叶剑英壮了胆，向旧势力抗争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清朝政府已十分腐败，民不聊生。丙村圩镇地处从潮州上梅县的河岸边，常有乘船路过的清潮州府官兵上圩场劫掠老百姓的财物。百姓不堪其苦，却敢怒不敢言。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师生。那时学校的大部分经费来自镇上卖肉上缴的“牲口捐”。每逢肉铺被抢，官府不管，总有肉店老板跑来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
　　一天下午，四个清兵又上丙村圩抢掠财物，镇上的人又来求援。叶宜伟和和一些高年级同学在校长和老师率领下去找“潮勇”评理。
　　几个耀武扬威的“潮勇”在师生们的说理斗争下，被迫交出牛肉等财物，然后被师生们带到学堂。开始，那四个家伙很嚣张，同学们便把他们关起来。关了一夜，这些家伙只好低头认罪。第二天，同学们将他们押送县衙门处理。
　　三堡学堂师生打“潮勇”一事惊动了梅州和潮州府。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去骚扰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宜伟开始注意习武，还写了一篇《论兵》的文章，开头一句便是“兵之物，大矣哉！”
　　1912年，叶宜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三堡学堂，考入梅县务本中学。不久广东军阀政府责令将务本中学由私立改为官办，改名为梅州中学，并派来个官方校长，盘剥尤甚。为反对校长欺压学生，叶宜伟和一部分反对官办和官方校长的师生毅然脱离梅州中学，搬到叶家祠上课。后来又搬到晚清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先生讲学处的东山书院，另建学校。叶宜伟认为“东山”二字很好，便提议将校门定为“私立东山中学”，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赞同。所以要标名“私立”二字，就是要同当时腐败的官办学校区别开来。尽管叶宜伟当时还是一个学生，却敢于领头与官方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一间名望很高的中学，这确实是个极不平凡的创举。
　　叶宜伟深知东山中学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时间，发愤读书。他尤其酷爱史书和古曲文学诗词，许多大家名篇，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为他日后写作旧体诗词打下了良好基础。
　　叶宜伟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文体活动也很好，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威望。同学们说他“学问好，身体健，交游广”。正因如此，他被大家选举连任两届学生自治会会长。教师、学生都很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公认他是“东中”的学生领袖。
　　1915年秋，“东中”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家请叶宜伟为《同学录》作序，他欣然命笔，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鼓励同学们要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1．2　讲武堂的优等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以后，回到雁洋横山，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写信给在马来西亚怡堡的叶宜桐堂兄，要求出洋谋生。1916年，堂兄叫“水客”带叶剑英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身无分文的叶剑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可以说是“揩条裤带谋生路，漂零直下七洲洋。”
　　在怡堡等待叶剑英的是艰苦、穷困的生活。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殖民主义剁肉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贼也妄图卖国称帝。人民怒不可遏，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国内“讨袁”的胜利，使漂流海外的叶剑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所谓”东亚病夫”是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中国人民只有革命，打倒列强，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怡堡托亲求友，到处找工作，但总是碰钉子。
　　就在叶剑英谋生困难的时候，云南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怡堡招生来了。叶剑英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考讲武堂，结果被录取。
　　1917年夏，由堂兄宜桐等人凑足旅费回国赴昆明入学。
　　为了表示自己从戎的决心，他入学时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云南讲武堂创办于清末时期，民国以后不断扩充，在护国讨袁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叶剑英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学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他学的是炮兵，属第十二期学生。当时学校的一切都照搬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禁止阅读规定以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坚持勤学苦练，还是读了许多军事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用功，所以军事考试、测验或沙盘作业等，成绩都属优良，连教官也钦佩他的才干。
　　当时由于学校禁止而没有组织华侨同学会，但凡有重大事情，大家都自发地在昆明两粤会馆聚会，商讨大事。在这里，叶剑英成为群众的首领。
　　尽管当时学校空气沉闷，叶剑英还是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关心时局。其时主办讲武堂的云南督军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经常来校宣讲所谓“致良知”一套学说，却避而不谈孙文学说。这使一向敬仰孙中山的叶剑英很是反感。
　　一天，他听完唐继尧的“训话”，当即站起来问道：
　　“请教督军，你讲的王阳明学说，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什么相同之点？”
　　问得唐继尧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叶剑英不但注意分辨政见的是非，用进步思想充实自己的头脑，还苦练军事技术，提高自己的本领。他曾苦练武术，使讲武堂一个骄横的日本教官甘拜下风，不再小瞧中国人。
　　1919年冬，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三年的学习，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3　保卫孙中山
　　学有所成的叶剑英，满怀抱负，希望能投身到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年青的叶剑英从昆明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尽力。
　　这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头子所把持、孙中山受排挤被迫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州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担任炮兵连长的叶剑英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受吴铁城的邀请，留在军政府副官处做事。由于他工作成绩优异，吴铁城对他非常满意，经常夸奖他的才华，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不久，叶剑英经吴铁城的介绍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前往黄埔。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亲率士兵巡逻，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初，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为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当时，年轻的叶剑英已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时他已被擢升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作为粤军的代表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5月5日，军校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并讲授兵器学课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很受学员欢迎。聂荣臻称赞他是当时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然暂时没有被吸收入党，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叶剑英虽然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但他为贯彻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在创建军校中所作的贡献，是不会泯灭的。

1．4　东征角群雄
　　风云突变。正当叶剑英在广州专心致志训练新编团的时候，叛军头子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策之机又兴兵作战。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方兴未艾，革命犹如旭日东升。1925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战争开始时，叛军分编7个军，号称8万人。东征联军分左、中、右3路进军，右翼军主要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粤军第二师、第四师军部组成，共约万余人。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师下辖两个旅，共约8000人，经过一年整训，军事政治素质虽不及黄埔学生，却是粤军中的佼佼者。
　　作为东征先锋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一月底从广州出发，沿广九路向平山、淡水进发，在叶剑英“四猛”（即猛进、猛攻、猛追、猛扑）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全师官兵英勇善战，旗开得胜，一路过关斩将，并协同友军作战，于二月中旬攻占淡水。在这次战斗中，叶剑英不仅参与指挥，还冒着枪林弹雨联络友军，协攻敌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被誉为智勇双全的一代儒将。
　　淡水一仗打得很艰苦，但这一仗使大家信心倍增。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奠定了胜利基础。
　　这次东征，革命队伍锐不可当，叶剑英第1次与黄埔学生并肩作战，亲眼看到学生军革命热情高，群众纪律好，指挥很有条理，心里很是高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东江及潮梅一带的工农运动发展很快，群众纷纷起来支援东征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打垮了兵力众多的陈逆叛军，这使他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向共产党又靠近了一步。在这次东征中，也更显示了叶剑英的军事指挥才能。
　　3月东征军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广州大元帅府命令任梅县县长。
　　叶剑英在梅县当的是“革命县官”，体察民情，建立新政，除暴安良，改善军民关系。当时梅县有个和尚头，向来为非作歹，霸道一方。他听说来了“革命县官”，便派人送上300块光洋，想拉拢县长。叶剑英知道后，严厉地教训了他，说：
　　“金钱买不动我这个县长的心！“并悉数退回光洋。后来根据群众揭发的罪恶事实，将这个恶僧镇压了，民心大快。
　　人们还传说这样一件事：一次叶县长巡查营房时。听到屋里有吵嚷声，进去后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便耐心询问房东，开始谁也不讲，后来大家被县长亲切的态度感动了，才说出黄营长占用了房东一间准备要娶媳妇的“新房”的事。叶县长听后找到黄营长，以严肃又和霭的口气劝他搬家，说：
　　“黄营长，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搬到我那去住吗！“这位营长很快就搬出了“洞房”。
　　第1次东征后，广东国民政府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久，窜逃在闽赣边区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窜回韩江、东江地区，盘踞惠州。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2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参加这次东征，再立战功。十一月，东江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后来，叶剑英部改编为教导团，任团长，后任师参谋长，直至兴师北伐。

1．5　挥师北伐　通电讨蒋
　　两次的东征胜利，使叶剑英深深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几年数次征讨陈炯明、林虎等叛军，战果不大，而这两次不到数月时间就把数万之众的陈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他逐渐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非革命不足以图存；非建造有主义、有组织、有力量之党，不足以言革命。”不过，这个党已不是日益腐败分化的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广东国民军开始北伐。北伐中，叶剑英任中路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总指挥是国民党老右派王柏龄。
　　由于王柏龄与一师代师长王俊不听叶剑英的劝告，招致战斗失利，部队受到损失，蒋介石听说后特意召见了叶剑英。
　　蒋介石一见面，寒暄几句就说：
　　“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感到很突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怕靠不住，就借口说：
　　“我身体不大好，等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是愿当参谋长。”
　　平定江西后，蒋介石将孙传芳部的俘虏集中到吉安，有六七千人，编为新编新二师，又委任叶剑英为师长。
　　蒋介石如此欣赏叶剑英，不单是看重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曾追随孙中山周围，深得孙中山、廖仲恺的器重，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颇有影响，思想上又比较进步，所以想把叶剑英拉过去，一举两得，一来为己效力，二来免得为共产党所用。然而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叶剑英领导的新编师成分复杂，但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当时吉安的革命气势也很盛。生活在这个革命环境中，进一步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叶剑英的思想倾向也更加进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撕破伪装，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宁汉对立，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每个革命志士面前的大问题，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叶剑英毅然决定“弃宁归汉”，走上革命反蒋的路。“革命成功阶级灭，慰祝苍生乐大同。”这是叶剑英的革命理想，为革命可抛弃功名富贵。这个身在敌营中的革命者，亲手起草了一封“通电全国讨蒋”的电文，宣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使军界大为震动，蒋介石听说后将信将疑，待弄清事实真相，叶剑英已离开吉安到武汉去了。
　　在武汉，叶剑英随张发奎的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获胜后任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后，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蒋汪“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使叶剑英又一次受到了反面教育，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当时，第四军内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最多，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较接近。叶剑英结识了更多的共产党员，直接受到党的更多的教育，入党的要求更强烈了。第四军政治部有一位1925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李安，与他是老乡，交往密切。叶剑英恳切地向他吐露心声，第二次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李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入党。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叶剑英受到长期的严峻考验，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便于27年7月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当时非常秘密，很少有人知道，直到9月在江西万安因工作需要，才第1次通知他参加教导团共产党的会议。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是他从找党到入党，走过曲折道路，经过长期考验的生动写照。
　　从此，叶剑英抛弃高官厚禄，从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不朽贡献。

一泊

2　军事韬略之谜
　　叶剑英文韬武略，智勇兼备，素有“儒将”之称。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作为最佳“参座”，屡出奇计，巧于用兵，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此之谓邪？

2．1　北伐初露锋芒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叶剑英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
　　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敌人迅速组织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这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建议，停止进攻两周，观察一下形势再打。但是第一军总指挥王柏龄不听加仑的劝告，为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赶到前线，急于攻城。
　　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故力主不打。他向王柏龄建议：
　　“南昌三面环水，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我军刚退，城内局势不稳，暂不进去为好。”
　　王柏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孙传芳来了个两边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柏龄自己也只身逃跑，险些当了俘虏。
　　在最后攻占南昌战役中，叶剑英和一师师长王俊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
　　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孙传芳部下陈调元的三个师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这时，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战斗已近尾声。
　　叶剑英看后便向代师长王俊说：
　　“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点砝码，敌人就退。”
　　他建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用一小部队佯攻，命炮兵上山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战果必大。
　　王俊不听，说：
　　“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逃跑了。
　　王俊得意地喊道：
　　“敌人退了，我们追吧！”
　　看到这个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叶剑英气坏了，他强忍着愤怒说：
　　“还追个屁！等你下了山，人家已经跑到几十里路外了，什么也缴不到。”
　　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打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个消耗战，只缴到一个破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干。
　　后来，蒋介石听到王柏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柏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对叶剑英的才能很欣赏，想要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错了如意算盘。

2．2　“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
　　叶剑英不但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从黄埔军校时起，他就开始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对军事人才的培训。
　　1932年秋，叶剑英接替刘伯承担任驻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那时，他还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兼政委等要职，工作繁忙，但他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抓学校的建设。
　　叶剑英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力为革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他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等。他强调用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学以致用、平时养成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
　　在叶剑英精心组织领导下，红军学校出现纪律严明、刻苦学习，团结活泼的景象。第三、四期共为部队培养输送了三千多名优秀的连以上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叶剑英奉中央命令参加举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主任为汤恩伯（后任教育长，主任由蒋介石兼任）。
　　为团结抗战，叶剑英采用我党的传统办校经验来教育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使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其他军校相比，具有很多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等等。
　　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也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学员们敬佩不已。就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学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2．3　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月，朱总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并详细公布了敌人调兵部署。7月9日，延安数万人集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阴谋。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把包藏祸心的国民党蒋介石鞭笞得体无完肤。
　　我们这一着搞得国民党十分被动。其后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败露，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无进攻意。胡宗南则说：
　　“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这样急急收场了。
　　1947年，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机关一分为三。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三月底，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及周围的村庄。
　　为保证中央作战的需要，叶剑英狠抓了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委机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每天不仅向中央提供国内情报，后来还提供一些国际情报。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比较及时准确，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毛主席，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毛主席不仅顺利地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除了情报工作，后委还组织作战经验介绍和组织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络。中央的经费、物资供应及部分兵员补充等也是由后委承办的，为前委警卫部队征集了高质量的兵员。
　　叶剑英领导后委机关，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方的保障并作了大量的参谋工作，每天都向统帅部通报敌我态势，成了中央的“耳目”，可称最佳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2．4　挺作南天柱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十分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叶剑英向主席汇报了南下准备工作，提到干部缺口太大，能分配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
　　“‘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明白，“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是革命胜利的源泉。
　　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其时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也已陆续到达。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有关作战、干部会议等，对领导机构组成和干部配备、解放广东的部署、接管城乡的重要政策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月30日开始，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方案，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我军推进到清源、佛冈地区。
　　眼看广州指日可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然于10月10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
　　“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
　　林彪当时对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不打，敌人也要放弃。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两广纵队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林彪仍不满意“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2天，即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打下广州，在供应、财政、军事等各方面都对我军不利。继续坚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
　　叶剑英和四、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收到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敌我的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而据当时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向南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
　　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以免造成“两头失当”的局面。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天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但是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叶剑英等的意见，为推卸责任，他又在电报的最后增加一句：
　　“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措词，暴露了林彪的心机。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也不能迅速解决，我军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意按原计划先进攻广州。
　　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电文方针，全力夺取广州。
　　此后，部队不停顿向南猛进，势如破竹。14日下午六时半，胜利解放广州。随后，四兵团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排除林彪的干扰，继续向南追击由广州地区逃跑的敌余汉谋残部三个兵团约四万余人，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
　　解放广东作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如果依照林彪的意见办，广州的解放就要推迟，敌残部四万余人就可能从海上逃跑。正是由于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坚持原则，直陈所见，方得以排除林彪的错误意见，保证了原作战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一泊

3　屡立奇功之谜
　　从青年投身革命一直到老年鞠躬尽瘁，叶剑英一生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可他总能拨开迷雾，把握方向，力挽狂澜。特别是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他运筹帷幄，转危为安的非凡胆略和智谋更是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无数神秘的传奇。

3．1　南昌起义前的真真假假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星星之火，正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着。1927年7月，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正在酝酿举行南昌起义。
　　7月下旬，暗里已经倒向汪精卫、明里打着“护党”旗号的张发奎，突然下令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动声色，继续当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随四军于7月下旬南下进驻九江。
　　此时，九江城内外驻满了军队，除了第四军，还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一天，汪精卫偷偷上到了庐山。他到来之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告诉他们，他已嗅到了共产党人的“火药味”，要赶紧采取办法应付！他们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将革命队伍中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
　　但是，敌人作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就在他们的身边。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察觉了敌人的阴谋，他与叶挺将军本来有密码联系，但是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如告诉他。
　　两位老战友异地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他们商定立刻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还有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
　　风和日丽，水波不兴。甘棠湖上，一只小船在湖面上不引人注目地漂荡着。几个逍遥自在的“游客”坐在其中。
　　叶剑英小声告诉了他在山上偷听到的消息。
　　“他们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贺龙一听急了，抢先发问。
　　叶剑英沉静地回答：
　　“说是要请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很可能要把你们扣起来，罢掉兵权。”叶剑英并将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叶挺听后首先问贺龙军长上不上山，贺龙坚决地说：
　　“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接着说：“对，我们不能上当！”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上庐山；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要开往牛行车站前往南昌；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叶剑英最后对他们说：
　　“到南昌后有什么行动你们要告诉我。”
　　小划子会议后，部队立即按计划行动，贺、叶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
　　但是，敌人并不就此罢休，汪精卫又突然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叶剑英事先得知这一阴谋，又秘秘通知廖乾吾、高语罕等同志迅速离开了九江。
　　“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飞向了神州大地。叶剑英从贺龙的情报中，知道了起义成功的消息，格外高兴。但没有想到，起义队伍很快就撤离了南昌。
　　张发奎听说南昌起事，贺龙、叶挺“背叛”，立即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叶。
　　本来张发奎刚得到消息，就急忙从九江乘火车赶往南昌，想以“郭令公单骑见回纥”的姿态，镇住起义军，挽回败局。
　　但中途被阻，已是非常气恼。这时偏偏汪精卫也传令追赶，更是火上浇油。他大发雷霆：
　　“贺龙、叶挺完全不顾公渲私情，我就是要追着他们的屁股打！”他正要下令，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说话了。
　　他朝着张发奎说：“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州不追贺、叶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准了他，想从参座智慧而英武的脸上找出答案。
　　叶剑英不慌不忙地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来：
　　“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义旗，目前正是时机。
　　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道理。他原来奉命“求征讨蒋”也不是出于本心，实则是想南下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以图大事。于是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但怕人误解有通共之嫌，仍虚张声势派小股兵力摇旗呐喊，追了上去。后来，张发奎看到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大势已去，就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率领剩下的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而自己则意态索然地乘船去了香港。
　　正是叶剑英的机智，方使贺龙、叶挺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而南昌起义后又是由于叶剑英的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后来正是依靠这些革命火种，方在全国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

3．2　红旗插上五羊城
　　南昌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率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于8月上旬进驻南昌。
　　这个教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唐生智密令其嫡系军长何健、李品仙、刘兴军率队，乘军校师生演习之机将其包围在武汉洪山之上，企图一举全歼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叶剑英伸出了救援之手。他找张发奎趁机解围，把军校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
　　唐生智、何健慑于张发奎的压力，不得不收回魔爪。这支革命力量不久被张发奎宣布解散而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有近3000人，其中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后教导团从武汉到达九江时，张发奎突然宣布“清党”，要全团缴械。叶剑英心里很着急。为了保护这个革命武装，他借机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8月中旬，叶剑英率领教导团沿赣江南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在这个团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管思想，又管操练，呕心沥血，言传身教，悉心为党培养革命武装。9月底，叶剑英先期到达广州。
　　广州自从“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害，进步组织被破坏，处开革命低潮。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为了对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遗将去潮汕增援。张发奎乘机命令黄琪翔率第四军从粤北开进广州城，准备排除桂系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很高兴。但是，他的到来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煞有介事地说：
　　“蒋介石那样信任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来广州！”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张劈头就问：
　　老叶，你回来了，可有人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出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肯，还是留他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
　　叶剑英于是更加谨慎，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逍遥，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首先找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广东省军委工作的黄锦辉同志，汇报了教导团南下情况。黄锦辉介绍了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准备发动起义的指示，交待给叶剑英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敌军动态；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扩大革命力量，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马脚。
　　遵照党的指示，叶剑英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校场四标营，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教导团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侧重进行基战的训练。
　　这时，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与张发奎密谋，于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去上海之机，张、黄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叶剑英根据党的部署，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即刻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黄绍竑非常痛恨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还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纠察队。
　　就在张、黄庆祝胜利、妄图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不甘心失败，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连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
　　叶剑英乘机劝张、黄出兵，保卫广州。他分析敌情后，主张先打部队虽多但多属杂牌的西路，先拿黄绍竑开刀，柿子先拣软的捏。
　　张发奎非常高兴，接着叶剑英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向张发奎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十二、二十六师进击黄绍竑；其余主力也都调出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任给叶剑英，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防务空虚，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为了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要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
　　叶剑英马上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有意推荐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
　　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张诗教、陶剑寒（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将三百多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五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
　　这样，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熟人保持联系，以备策应起义之用。他的机智果敢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使敌人无法意料。
　　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紧张阶段。
　　12月7日，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12日起义。
　　不料，正当准备就绪，即将发动起义的关键时刻，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来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
　　本来，对于广州暴动，特别是教导团参与暴动一事，社会谣言甚多，只因没抓到大的把柄，加上叶剑英暗下保护，敌人才没有下手。这次不同了，暴动的迹象过于暴露，张发奎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屠杀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前线赶回，策划镇压广州起义。
　　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去见张发奎，说明所谓暴动的情报不可靠，并以教导团“老团长”的身份担保教导团不会出事。同时将有关情况随时报告党组织，暗里通知教导团作好准备，不被敌人袭击。
　　根据情况，起义决定提前举行。
　　11日凌晨三时三十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方第一大城市的广州起义宣告开始了。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警卫团和三千多人的工人赤卫队投入了市内的战斗，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其他参加起义的国民党队伍，也反戈一击，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在总指挥部里，担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同总指挥叶挺等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部队经过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并设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由于兵力不济，战斗越来越困难。到12日晚。总指挥被迫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被誉为“广州巴黎公社”的这次英勇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了。
　　“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广州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我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叶剑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极其危险与艰难的境况下为起义准备了武装力量，巧妙的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捕捉战机，为广州起义的成功举行立下了不朽功绩。

3．3　长征途中立奇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当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他回到杂谷脑立即致电中央，支持南下，诬蔑中央执行了错误的路线，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造谣生事，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妄图篡夺领导权。他指使他控制的川康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的名单，请他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专行”的大权。他还采用军阀政客手段，企图拉拢一些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工作的领导人，借口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阻挠四方面军北上。
　　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积极主张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
　　他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和其他原因。使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敌人在此同时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中央于8月1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跟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战胜重重困难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
　　“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周、博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失一路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难道留给张国焘吗？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当时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地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发了个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
　　“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二十多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赶紧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高级干部会，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并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的话，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待，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
　　“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先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不然今天都不知到哪国去了！”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电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旧执迷不悟，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还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他南下。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了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周恩来则引用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在这场挽救革命的斗争中，以自己的高尚品质和过人胆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3．4　“叶剑公舌战群儒”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眼巴巴地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惨重，恼羞成怒，便决定于是年三月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此时叶剑英因天雨路滑，不慎胳膊被摔伤。接到会议通知，去还是不去？一般参谋长会议如果不去也可以。叶剑英鉴于当时国内外严重形势，预感到蒋介石可能要搞阴谋，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能不去，而且可能还有一场“恶战”要打。于是他和同志们进行了积极而紧张的准备工作，带伤赴会。
　　果然不出所料，会场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蒋介石对会议内容早有安排，一开始他就把共产党、十八集团军大骂了一通，诬蔑我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等等，造成了冬季攻势任务的未能完成。蒋介石声言要调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他讲完后就规定了会议发言时间，每人不得超过三十分钟。这实际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准我们进行充分的反驳。
　　会议前两天，国民党要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言都集中攻击第十八集团军。
　　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对此处之泰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到第三天，当他们的诬蔑攻击都讲完了，叶剑英才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开始他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发言。
　　叶剑英身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国民党内是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之一，在国民党军队中负有盛名。他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对他的发言，无不全神贯注。
　　叶剑英的发言，针锋相对地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作战与摩擦问题。
　　对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说：
　　“我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英勇牺牲，抗战两年半共歼敌八万余人，争取伪军起义一万九千余人，缴获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枪四百余挺，各种炮一百余门，破坏交通一千一百七十余次等。这些战绩不仅为敌人所承认，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称道，而且有些也曾得到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嘉奖。敌人对我军恨之如骨，怕得要死，与贵部有些部队一见敌人望风而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叶剑英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战略上、战术战役上彻底粉碎了对十八集团军所谓“游而不击”的诬蔑，巧妙地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罪于我军，进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使蒋介石等人啼笑皆非，无从辩驳。
　　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一开始就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担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责任在于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看待，这是许多摩擦发生的根源。他说：
　　“我们与友军之间的摩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抗战大局下的一种局部的暂时现象。目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我们决不能搞颠倒关系，更不应把局部摩擦有意去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他的话使一些国民党要求抗战的左派听得频频点头。
　　接着，叶剑英针对国民党军有关参谋长提出的河北、山西和陕甘宁边区的摩擦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他们的诽谤和攻击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
　　针对河北摩擦问题，叶剑英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他说：
　　“当本集团军与张荫梧部队冲突时，缴获许多文件，其中有许多命令，称本集团军为伪抗日军，我们把它用照相机照下来作为一个证明。”而后，他将缴获的张荫梧部队联络伪军把十八集团军当成“伪抗日军”加以进攻的几个重要命令，当场一一念给大家听。
　　叶剑英的发言，理直气壮，事实确凿，合情合理，使到会人员，不能不心悦诚服。只有当叶剑英说到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时，蒋介石实在沉不住气了，故意装腔作势地质问说：
　　“有这回事吗？”
　　叶剑英乘机拿出张荫梧等和伪军勾结围攻八路军的军令照片，给蒋介石和大家看，弄得蒋介石狼狈不堪。
　　叶剑英这次发言，刚讲了半个钟头，军令部次长一看，说时间已经到了。叶剑英参谋长说：
　　“我还没有说完。”并故意望着蒋介石，看他怎么办？蒋介石无奈，只好请他讲下去。
　　结果叶剑英一下子讲了一个半小时，讲完以后，全场自动起立致礼。蒋介石、何应钦等，原来想围攻八路军参谋长一人，动员反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叶剑英的有力发言，把他们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使我党的政策在国民党军队中赢得了广大的同情。
　　散会以后，蒋介石打电话来，请叶剑英晚上八点钟到他家去吃饭。可七点多钟忽然又来电话，说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请改日再来。
　　这是为何呢？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揭开了这个“谜”。原来蒋介石特地于1940年3月7日拟定了一个对叶剑英的“训示”要点，还是诬蔑我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等内疹，实质上是要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号令”。这显然是事前预有准备的。
　　但蒋介石打了电话以后又觉不妥：一来“训示”的内容刚被叶剑英驳得体无完肤，又怎能再拿出手呢？二来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大家对叶剑英的讲话又是报以那样的同情，马上又用老调调去反共，怎么能动员起大家来呢？于是乎请吃饭的事也只好借故推辞掉。
　　会后，叶剑英将会议情况和他在会上的发言稿一起上报党中央。毛主席看后非常赞赏，说它是有极大说服力，使蒋介石的“围攻”阴谋破产，并很快批给在延的中央领导同志传看。对于叶剑英这次充满机智与辩方的斗争，董必武曾誉之为“叶剑公舌战群儒。”

一泊

4　力挽狂澜之谜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难忘的1976年，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险象环生的政局面前以他的大智大勇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无声战斗”究竟是怎样打响的？叶帅和他的战友是如何酝酿做出战略决策，又是怎样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一举获胜的呢？这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

4．1　大闹京西宾馆
　　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尤其对其最后一击，更是如同叶帅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需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高度的斗争艺术。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一方面要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一方面要参加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十分繁忙。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和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同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等，往中央批准后下发，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地要把军队搞乱，他们对叶剑英为稳定军队新采取的种种措施深为不满。林彪又强行发布了《至于部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此后，全国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形势越发难以控制。
　　为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主席批准，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周总理和军委各总部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11月29日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部队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陈毅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
　　叶剑英在讲话中严肃指出：
　　“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啊！”
　　同一天，叶剑英针对当时掀起的“打倒刘、邓”的邪风，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有关照片。
　　叶剑英这一系列讲话和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林彪、江青之流又火上浇油，污蔑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邓“树碑立传”。但叶剑英对此满不在乎，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话我是要讲！”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反革命夺权后，全国形势越来越乱，并波及军委领导机关。为稳定军队，军委几位领导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1月11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军委“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由陈伯达说情，林彪安排江青当了顾问、从此，她便明目张胆地干预军队事务了。
　　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忙于“救人灭火”，他的西山住所成了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一天，叶剑英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言抗争，严肃地说：
　　“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月18日晚23时，江青、陈伯达电话通知军委“文革”的同志马上去钓鱼台，他们赶到时江青正在吃饭。江有一面吃一面质问：
　　“肖华封了你们什么官？”连声斥责他们：“谁要你们把贺龙抬到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去讲话？”“11月两次大会讲话稿是谁起草的？”江青对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的指责、怒骂，实际是对着老帅们的。叶帅听到报告后，马上关切地嘱咐肖华要提高警惕。
　　一场更激烈的斗争在京西宾馆展开了。
　　1月19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军委碰头会。进门一看，徐向前、聂荣臻和总参、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等单位的负责人都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王力等人坐在一起，正交头接耳谈论着什么。
　　叶剑英朝坐在长桌跟前的聂荣臻、徐向前点点头，打了招呼，便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他冷眼瞟了瞟江青一伙，没有说话。
　　会议一开始，便在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扫除“四旧”的问题上，形成了两军对垒之势。
　　“军队要开展‘四大’，要扫除‘四旧’！”陈伯达说。
　　江青嚷嚷着说：“军队要开展‘四大’，把群众发动起来！”
　　康生和姚文元也帮腔帮调，坚持要搞‘四大’。
　　老帅们对此十分生气，坚决反对。
　　“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聂荣臻说。
　　叶剑英严肃坚定地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怎么应付？军队搞‘四大’，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争论越来越激烈，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这时，叶群上阵了。她公开点名批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他“破坏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陈伯达则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肖华“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进一步威胁道：
　　“肖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接见红卫兵，你敢不敢去？”
　　面对这种情况，老帅们心里明白，他们是想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来搞乱军队，好乱中夺权。老帅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告诉参加会议的人说：
　　“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这一下，江青、叶群无话可说了。当天的会议暂时结束。
　　散会时，宣布今天会议情况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可当天晚上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下午会议的内容，他们突然袭击，跑到山东街要抓肖华，并且抄了他的家。肖华听到动静后连忙从后门跑出，找了一辆车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所。
　　20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徐向前主持。徐帅首先问：“谁作记录？”
　　葛秘书起立回答：
　　“我和陈秘书。”这时陈秘书也站了起来。
　　徐帅接着追问：“昨天会议情况谁透露出去的？”
　　葛秘书说：“昨天晚上，一没出门，二没向外打电话，也没接触别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
　　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
　　江青就坐在叶剑英左侧，她幸灾乐祸，明知故问：“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似乎还要追查什么责任。
　　叶剑英本来就对抄家抓人的做法十分愤慨这时听江青这么一说，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站起来瞪着江青等人，厉声说道：
　　“肖华昨天晚上被抄家，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说着，右手半握拳猛击桌面，盛怒之下，用力过猛，致使第五掌骨骨折。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全场鸦雀无声。老帅们大义凛然，正气冲天，威震鬼神。江青、叶群这伙丑类，邪不敌下、被惊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不再质问，也不敢再提抓肖华的事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当晚他打了个电话，请军委办公厅转到叶帅那里去，说是当天开会，他吃多了安眠药，头脑不清醒，会上讲的话全部收回，一概作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在老帅的艰巨斗争下，“大闹京西”之后制定并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挫败了“四人帮”乱军夺权的阴谋。

4．2　“二月逆流”真相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严重时刻，军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康生还诬蔑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
　　“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
　　“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吗，我干不了！”“破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喊道：
　　“不要走，要在这里面斗争！”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生一伙历史上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罪行。他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当老帅们连声痛斥残酷虐待老干部的情况时，余秋里也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照这样干法下去，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暴行后说：
　　“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还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引起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质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在发表前看过，却当面撒谎，说：“我没看过。”
　　陈伯达也说：
　　“我也没有看。”其实，他不但看过，而且是签发人。
　　聂荣臻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十分气愤。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当我们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时，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他们理屈辞穷，无言可答。
　　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的历史真实，实质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里面，周总理和“三老”、“四帅”，义正词严，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政策，第一次公开提出严正的批评和抗议。
　　怀仁堂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合伙整理了一个歪曲事实真相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纪录》。
　　晚上七点多，三人一同赶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处，由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下午会议情况。
　　江青听完后定调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并进一步向毛主席告状，把二月前后的这场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紧接着，林、江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议”为名，组织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
　　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出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下，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法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为巩固军权，稳定军队，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了他超人的革命胆略。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了历史的主流。1971年“9·13”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失败后，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后邓小平也指出：“‘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4．3　主席尚在，不宜行动
　　叶剑英坚贞刚毅、冷静机智，其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着他当年与王震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纪元第十年，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后阶级、最后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生肖辰属龙，故曰龙年。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作为一种神气通灵动物，当它高兴时，便会造福人类；而当它震怒时，便会降祸人间。
　　龙年并不一定都是凶年，但1976年是个“凶年”。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实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并没有停止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此后，叶剑英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军队的统一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5后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六、七月间，他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全军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76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降临了。
　　1月8日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巨星殒落，山河缟素，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暗自弹冠相庆，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国篡权活动。这伙丧心病狂的黑帮对周恩来怀着刻骨仇恨，不仅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患病的时候，疯狂地迫害他，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卑鄙地凌辱他和他的亲人。他们知道，周总理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不会消失。于是千万百计贬低他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天中，“四人帮”只到北京医院应应卯，便扬长而去，急急忙忙躲进钓鱼台、加紧策划夺权的“大事”去了。
　　江青这几天兴致很高，每天晚上又说又笑又跳舞，几乎闹个通宵。这天晚上，四个反贼又凑在一起密谋。
　　“女皇”倚在大靠肯椅上，向“文臣”发泄起来：
　　“文元，怎么搞的？报刊、广播里还在不停地宣传那个人？”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姚文元满面愁容地说，“群众情绪很反感，大面上要过得去，反正悼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那不行！不能叫他活着压我，死了还压我！悼念的规模声势越小越好！”江青怒不可遏。
　　张春桥从中解围：“死者逝矣，当务之急是要顶住活的，要盯住国务院。要把政权拿到手。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江青一听，正合孤意，她说：
　　“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广东的，要一个一个对付！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悼念活动冲击批邓大方向！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在军师的提议下，话题很快回到如何抢夺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来。几个人虽然多怀鬼胎，在急夺权位上也有“分赃不满”的矛盾，但在夺权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讨论了半天，张春桥心里还有一块石头放不下来，他提醒几位同党：
　　“邓小平要继续批下去，可能是个死老虎了，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威胁更大，不可不防！”
　　“谁？”
　　“叶剑英！”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于他的说来是个“不祥之物”，最为头痛。自从林彪的自我爆炸以后，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然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居然被平反，东山再起。此人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办事稳健，德高望重，在三军之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影响。“四人帮”要插手军队，篡军篡党，第一道关就是突破叶剑英。
　　抓军权是“四人帮”梦寐以求的大事情。正因如此，“四人帮”费尽心机，使尽手段，除了公开几次大的斗争和较量之外，不知又搞了多少“小动作”，想把叶剑英搬倒，但无奈他是个“死顽固”，软硬不吃，不肯就范。
　　“文化大革命”初，江青就同康生、陈伯达一伙制造了一个所谓“电台”事件，唆使人造谣说，叶剑英家里私自装了一部电台，“里通外国”。他们逼周总理下令派北京卫戍区的“技术专家”到叶帅家里彻底清查。结果什么也未“抄”出来，挨了总理的严厉批评。
　　于是，江青改变了策略，变“打”为“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要秘书突然打电话给叶帅办公室，说是首长大驾光临，光顾老帅。叶剑英猜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赶紧招呼办公室和孩子们要“让开大路，回避两厢”，只留下刚从福建“劳改”回来的小女儿“接驾”。
　　江青一进门，玩弄演技，提出一付十分恭敬和百倍亲热的姿态，又是问候，又是抱歉，说早就想来看望老帅。及至见了“坚壁清野”的场面和主人不冷不热的态度，心里才凉了半截。只好强作欢颜，搭讪着问：
　　“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吗？今天特意来看看，怎么没见呢？”
　　叶帅故意介绍被劳动“惩罚”的小女儿，诉说在福建农场如何得到“首长关怀”，接受“教育改造”的。江青心里明白，这是“抗议”和“示威”。因为一年前开过“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当众宣布，要叶帅的孩子下放劳动。
　　听了叶帅的介绍，江青十分尴尬，皮笑肉不笑地说：“那好嘛，劳动劳动也好嘛！”
　　这位“女皇”坐了一回冷板凳，心里又恨又悔，只好打道回宫了。
　　但是，她并没有死心，继续寻找机会讨好拉拢叶剑英。可叶帅知道她的用心，总是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四人帮”对叶帅真是既怕又恨，可又没有好办法搬掉这个篡党夺权路上的绊脚石。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阴谋破坏而中止。而“四人帮”也加紧了其“反击右倾翻案风”、篡党夺权的步伐。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风云发行聚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正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这两位老人正是叶剑英与邓小平，他们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与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
　　“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要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什么好可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罢了。我不在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棍。但他们在另外一盘棋上也赢了两子，一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一是把叶剑英拉下马、造谣他“生病”不能理政，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一阵阵冷笑，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党篡权的活动。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去叶帅家里“探病”者络绎不绝，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命运。鬼蜮欲横行，九天有霹雳。霹雳一声，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怒斥“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疯狂镇压了，但它却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厄运在向中国挑战。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余悲还在，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又逝世了。紧接着是旷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临头。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哀。”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四五”运动过后，天气转暖，北京的节气虽然还没有进入盛夏，但是叶剑英元帅却从城里后海移住西山。
　　叶帅来到西山并没有住在游览胜地，而是在中央军委另外开辟的一块军事“禁区”，住在十五号楼内。这次说是进山“休息”，实则是躲着“四人帮”，绕开“政治漩涡”，要在这时静静地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养晦韬光”，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残阳如血。在夕阳彩霞映照下的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大红旗”正向山间急驶而上。
　　车里坐着谁呢？
　　啊！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
　　“胡子”将军来见叶帅，不用通报。见面之后，还同往常一样，总是深深一鞠躬，标准的九十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大家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啊？”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主席，觉得难办。
　　“他们才不听毛主席的呢！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表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但并没有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问了，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很久、一直闷在肚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比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明白了，心里踏实了。他反过来提醒：
　　“对！还是叶帅想得深，这样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这一次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这一次，一向不多说话的叶剑英先开了腔。他谨慎地提出问题：
　　“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说到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汪东兴，是过去的老熟人。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身兼中央警卫部队的政委等，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又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个值班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想到这，叶帅又问王震：
　　“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过去很熟，现在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叮嘱说：“你同他要多来往，保持联系，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请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就帮老帅的‘联络参谋’吗！”
　　凡叶帅交待的，王震都一一照办。他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徐两位老帅那里去联络，还找汪东兴个别交谈，嘱咐他要保护好几位老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有关情况他及时向叶帅汇报。叶剑英很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聂荣臻打听到叶帅早已上了西山，找个借口也上山“避暑”来了。住在叶帅西边的一号楼。
　　两位老帅会面后，推心置腹，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良策。谈到机密处，为防“隔墙有耳”，他们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龙头，借音乐与流水的合奏曲来干扰“窃听器”的耳目。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老总几乎是贴着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是那个自称吕后的人，迟早要‘闹事’的，不可不防！”聂总提醒道。
　　叶帅担忧地说：“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主席决心未下定，暂时还不好办啊！”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同政治局李先念、韦国清等人保持联系，还利用机会，主动接触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牢牢地为党和国家掌握着军权。他坚持利用尚未被正式免职、未完全丧失军队指挥权的身份，继续与陈锡联和三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取得联系，与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一些靠得住的领导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保证随时可以通话，随时可以下达命令。因此，对于“四人帮”反军乱军的企图，他能及时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扼制，使伟大长城任凭内吹浪打，岿然不动，稳如泰山。

4．4　惊心动魄大决战
　　龙年的厄运继续在向中国人民挑战。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为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旧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即返回到病房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又急又悲。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其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
　　9月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四人帮”一唱三和，肆意打扰会议议程，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江青不等华国锋说完，就插话说：
　　“我建议政治局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叶剑英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说：
　　“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
　　“毛主席不在了，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
　　华国锋表示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在一起，渡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见此情景，“四人帮”也只好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并未收敛。会后他们又密谋策划，抓紧行动。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起十七部电话，让秘书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大小事情要向他们汇报请示，夺取中央对各省、市的领导权。姚文元则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
　　9月12日上午10点多，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同一时间，在9月11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米士奇的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立即与华国锋直通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问叶剑英，叶也不知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非，并发出通知：
　　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这一招不灵，“四人帮”还有一招。他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情报，“上书劝进”，企图把江青推上党中央主席的交椅。
　　作贼心虚。“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后，更加迫不及待地盗骗主席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材料。江青不但亲自出发，还派毛远新每天到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手稿，甚至要保密柜的钥匙。为达到目的，送钱送物，特意请张玉凤到钓鱼台吃饭。张玉凤很为难，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不愿意给。
　　叶剑英知道此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拼命抢夺文件无非有两个卑鄙目的：一是心虚，怕那些有涉及他们历史的反革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汪东兴、严肃地说：
　　“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
　　汪东兴照办了。他通知张玉凤封存了文件，并追回了被江青等人骗去“借阅”的两份文件。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在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在华国锋地位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正是众望所归。
　　叶剑英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觉得打倒“四人帮”这场斗争，是一场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需要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统一思想。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同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统一思想。
　　基于这种考虑，从主席病重时开始，叶帅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帅。叶帅从多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从交谈中，叶帅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只是还有些顾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各在一方，但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团结一心，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
　　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这一天，陈云也来到了西山，他见面第一句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啦？”
　　叶剑英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困难，说：
　　“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也有同感：“是啊！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陈云告别时说的这番话，使叶剑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美丽的西山，这个避暑胜地，如今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和“指挥部”。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正为“四人帮”的困忧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切斗争的责任。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
　　“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对华国锋甚至对政治局都有很大影响的汪东兴，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带着一堆问号到中南海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主席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来找汪东兴，问他知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里边的文章透露了有人有野心。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先把他抓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其后，还有些人向他提过类似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东兴，这可是一着险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帅又作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汪东兴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地去办。”
　　叶剑英和汪东兴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这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恶化。“四人帮”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一方面，他们利用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抢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就首先发难。
　　她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像这样的怪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次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上，江青一伙对保存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只是一味胡搅蛮缠，要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
　　华国锋和汪东兴坚持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未收兵，他们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9月21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有坐下，就急急忙忙打招呼，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说：
　　“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先念也正地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上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欲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要他向叶帅传话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聂帅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经过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再度住进西山。王洪文选择了靠近十五号楼东南几十米的二十五号楼，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路，观察十五号楼的动静。
　　现在，这个无赖竟充当“猎犬”钻进西山，伏在叶帅的身旁。叶剑英探知来意，告诉警卫参谋“马头”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马头”出于礼貌，出来迎接他走进客厅。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以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对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报为厌恶，但想到正好可以借此摸一摸对手的底细，就不动声色与他周旋起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吾了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贼溜溜地乱转，他看到写字台上一摞线装书，移开了话题：
　　“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
　　“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轻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干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
　　叶帅从心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元帅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来见叶帅。元帅微笑着说：
　　“你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又叫王震即刻到陈云那里请教。
　　陈云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四人帮”又在酝酿发动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是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就是让她当中央主席。他们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要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四人帮”强词夺理，大放厥词，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他坚定地说：
　　“会议开到这里，不能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回辽宁去，这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次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教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多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更加快了。
　　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地对反对他们的人说：“9号以后再代你们算帐！”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很显然，他们把叶剑英和华国锋当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实际是公开发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得到这些危险的消息，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夺权已迫在眉睫，解决他们的问题已刻不容缓了。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华国锋的家里，叶剑英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经过紧急磋商、反复研究，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按原先设想的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家里，扼要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大计，征求他的意见，并商量具体落实计划。
　　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他汇报了掌握的动态和3841部队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表示：
　　“情况我熟悉一些，具体的事情应该由我来做，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做好！”
　　10月6日晚八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为了让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被带去候审。江青也在她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被抓起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留一滴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了。
　　从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这位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响应时代的召唤，挺身而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担负起组织各方面革命力量同“四人帮”进行决战的历史重任，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又一次从危险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神秘独特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泊

1　寒门将子之谜
　　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养育的苦孩子，日后成为挥戈疆场的“常胜将军”，这其中必然有着不寻常的经历。是天助？还是人为？

1．1　刘家溯源——“优人之后”与“皇族之后”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一户农民家庭里，因为他出生时曾祖父刚去世两个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孝生，字明昭。
　　在封建的旧中国、刘伯承的祖辈也经历了人间的磨难。曾祖父刘国宇，祖籍四川省云阳县，靠种地和打铁过日子，但仍朝不保夕，日子格外清苦，实可谓寒门，无奈，曾祖父带领全家人迁至开县。
　　祖父刘政富，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手艺，但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学会了吹唢呐这个为人轻视、但又是当时婚丧嫁娶不可缺少的行业。刘政富除了种田、打铁，就是四处流浪，流浪的生活使这个农民养成了正直、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加上他比较聪明、靠自学懂些书理，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乡邻关系很好。
　　也许是老天爷怜恤刘家的遭遇，也许是刘家不该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那一年，刘政富与几个儿子播种时，错把早稻种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后，刘家稻田的余根竟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便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使刘政富“望子成龙”的思想抬头，他选中了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进私塾读书，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
　　刘文炳出世的时候，刘家的经济已有根本好转，俗话说：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刘文炳得天独厚，读了十多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编撰过《刘氏家谱》；曾参加过开县县试，并考中秀才。在封建社会，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会上公认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家中必须大摆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光宗耀祖。刘家几辈贫寒，而今出了这么一个秀才，进而还可以府试、殿试，说不定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等功名，因而刘家的主人刘政富便借来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儿子披红戴花，带着几个儿子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了一番。
　　没想到，刘政富这一举动激怒了赵家场一些榜上无名的富家子弟，于是，他们雇请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刘家，同时，还联名向开县知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贴，声称“开县浦里刘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乐为业，出身卑贱，违典应试，有辱先贤圣哲……”，控告刘文炳犯了欺君辱圣之罪。在清朝，参加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的司乐人（俗称吹鼓手）是被社会歧视的，清律明文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属于优人之后，优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如果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连同保人、主考官一起问罪。没有多久，夔府衙门问罪下来，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求人疏通，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刘文炳就弃文务农，常为邻里写碑文和对联、书信等。成了赵家场一带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刘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于贫农家庭，朴实善良、勤劳能干。刘伯承是她四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刘伯承八、九岁时，父辈们就分了家。因刘文炳夫妻忠厚老实，分家时，田地房屋先让几位兄长挑选，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间茅草屋和几亩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不几年，孩子接连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艰难。
　　幼年时的刘伯承聪明、活泼，但顽皮、好动，爬树掏鸟蛋、上房捅野蜂窝、什么都敢干。当时，刘文炳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艰难，况且在遭到科举考试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已无心仕途，但他看到五岁的孝生聪明伶俐，智力发展快、接受能力强，便很想早点送他入学读书。但附近的几所塾馆都离家较远，而且要涉水过河，很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一位流落开县的“乞丐”来到刘家门前，引起了刘家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文炳发现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还熟谙兵法，精通武术。因此，他对任贤书也更加敬重，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学，在取得任贤书同意后，由刘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邻里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里办起了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名下启蒙读书了。
　　孝生进入私塾后，开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学习《三字经》、《千家诗》，读《四书》、《五经》，但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并没有使他完全归顺，贪玩逃学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顽皮的性格，正视了自己的学业。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盯着儿子背书，孝生急于出去玩耍，便闭着眼睛瞎背一通，碰巧这天父亲没出门，也在里屋看书，听见孝生乱背一气，便高声斥责他：“孝生，你欺负你妈不识字，乱背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以后怎么过？”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方知受骗，伤心地边哭边说：“谁叫我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连自己的儿子也欺骗我不识字，叫我怎么不伤心呢？”
　　看着伤心的母亲，孝生内心震动很大，他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便向父亲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逃学了，一定好好念书，你们就看吧。”
　　从此以后，小孝生立下志向，发奋读书，他每天第一个到课堂读书，晚上回家读到深夜。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弄通，并且仔细地圈阅和批注，一部《孟子》他圈阅过数遍；练习书法更有耐力，常常一个字练习几十遍，直到和字帖上的字差不多了才接着练下一个字。在学习中，他常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故而知新”的道理鞭策自己。他除了运用一般的学习方法外，还逐条逐条地背字典，字典中的许多条目他都能够背下来，使他日后成为一个知识丰富，文字基础扎实、记忆力很强的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勤奋、努力，孝生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门学科的成绩远远超过一般学生。孝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从他的老师任贤书那儿更多地汲取着精神养料。任贤书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他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熟谙兵法，精通武术。他除了严肃认真地向学生授课外，在课余时间还教学生操练武术，而且，他还很注意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他经常给学生进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水浒》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在任贤书的影响下，孝生不仅将《汉书》、《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看了又看，还能将书中重大战役、主要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他尤其赞赏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钦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双全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一切对他的心灵和思想无不产生影响。
　　190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伯承，立志报效国家，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文炳自早年参加县试受挫后，早已抛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为了陪同儿子应试，他还是违心地报了名。第一轮考试结束后，父子二人双双中榜。不料却又被人检举了上辈人做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两人被双双逐出考场，这使年幼的刘伯承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不解地问父亲：
　　“爸爸，什么是‘优人之后’？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亲满腔悲愤地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虽然有打铁的手艺，但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爷爷就留心学会了吹唢呐，逢上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当吹鼓手。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就成了‘优人之后’。”
　　父亲接着说：“但若论起家世来，我们还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上说，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动父亲说：“我们既是皇族之后，那我们找考官说理去”。
　　父亲叹气道：“咱家这一支后来破落了，咱家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孝生愤愤地说：“这个科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难道穷人就永远穷下去不成，我就要争这口气。”
　　经过这次事件后，刘文炳积郁加劳累，终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从此，养活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刘伯承这个家庭长子的肩上。贫困的生活，沉重的家务使他无法继续读书，他退学了。
　　回乡之后，他白天种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粪，晚上回家织席、舂米，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懂得了社会这部“大辞典”里不仅有正义、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满着丑恶、黑暗、残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摒弃“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的陈腐观念，说服母亲和家人，毅然从戎。此后，这个“优人与皇族”兼而一体的继承者并没有因“优人”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也没有因“皇族”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在几十年之后，成了一颗闪烁在中国上空的帅星。

1．2　“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贫困和被人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他聪颖、勤奋、对事物分析独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现倍加赞赏，称他为“同辈人的楷模”，甚至惊叹“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在对刘伯承进行了六年的启蒙教育后，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他曾对刘伯承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并建议刘文炳送刘伯承去县城书院或名师门下深造，但当时开县几所书院和名师塾馆收费都很昂贵，所以也只能惋惜地谈论谈论而已。
　　恰值此时，开县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刘华英在家乡灯草坝创办了一所名为“汉西书院”的中西学堂，刘华英所在的刘氏宗族是西汉王朝皇室后裔，他创办“汉西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本家的十几位少爷，希望他们效法祖宗有所作为，但他也接纳少许成绩特别优秀的贫苦学生，并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纸张。
　　刘文炳与刘华英虽贫富悬殊，又不同宗支，但在开县刘姓续谱连宗时相互认识，所以，刘文炳父子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刘华英家里求学，刘华英对刘文炳送子深造的行为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接纳刘伯承。刘伯承在汉西书院开始接触算术、地理等自然学科，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因此，他更加勤奋地猎取文化科学知识，成绩也远远超过那些富家子弟。对此，刘华英赞叹不已地说：“明昭这个娃娃，家贫志宏，勤学善思，大有造化，无愧炎汉子孙，实乃吾族中之姣姣者！”并常常教育他的子侄们：“明昭年少志诚，对学业锲而不舍，顽强刚毅、堪为汝辈楷模，宜效法之”。
　　刘伯承求知欲强烈，并且富有思想。在开县高等小学堂就读时，他结识了一批留学归来的进步老师，如傅让三、朱璜等。这些进步老师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把同盟会员吴玉章、邹容等人创办的《鹃声》、《革命军》等杂志借给学生看，从而使他们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了解了革命形势，懂得了过去不懂的道理。
　　在当时的高等小学堂里，各种势力和政治思想并存，有思想激进的进步人士，也有沉迷于“皇权至上”的封建卫道士。1907年，开县爆发了红灯教起义，贫苦百姓扬眉吐气，恨不能把平日作恶多端的汉奸、洋人斩尽杀绝。高等小学堂一位姓邵的体操教师，自恃会武功、懂军事，想借用红灯教徒们的鲜血为自己染红一枚顶子，便毛遂自荐，充当侯知县的保镖，一同前往镇压红灯教。但红灯教将士英勇顽强，一举击溃团练、并将邵师爷乱刀砍死。
　　不久，红灯教被残酷镇压，一批批红灯教徒和无辜的百姓被压向刑场，他们的亲属——白发苍苍的父母、怀抱婴儿的妻子或去牢中探望父兄、子侄，或去刑场收敛丈夫、儿子的尸体，一时间血流成河，悲声震天。目睹这一切的刘伯承悲愤不已，他无比崇敬红灯教徒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痛恨封建官府惨绝人寰的暴行。对那个体操教师的死，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侯知县为邵师爷大办葬礼的祭奠仪式上，刘伯承和他的同窗挚友邹靛澄、谢南诚一起借祭奠郡师爷之名，用二元钱买了一张草纸，写了一幅挽联抗议封建官府的暴行。
　　刘伯承写的挽联
　　上联是：战马长嘶浦里河畔湘楚壮士八面威风
　　下联是：昏鸦悲啼凤凰山麓洞庭孤魂四季寂寞
　　横批：呜呼哀哉
　　这样一幅挽联，在绢、纺、绸、缎等各色溢美之词的挽联、祭幛中显得格外醒目而奇特，吸引了许多前来祭奠和看热闹的人，有的点头赞许，有的惊讶不已，许多人都盘桓细看，反复咏味，久久不肯离去。侯知县看了，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横竖挑不出毛病，只好气往肚里咽。
　　1908年，夔府中学堂招生，因家境贫困打算放弃继续读书的刘伯承在几位老师和好友的劝说下才参加了考试。他的各科都考得很好，但不久公开张出的新生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全校师生都非常诧异，傅让三等几位老师去问校长：
　　“刘明昭是高等小学堂的高材生，怎么冷落榜呢？”
　　校长也不知缘故，只好去问学署教谕：“刘明昭品学兼优、为何不录取？”
　　这一问才得知，原来是侯知县一直对挽幛之事怀恨在心，以出身卑贱、思想偏颇、言行不轨、恐有新党之嫌的名义拒绝录取刘伯承。事情传出，刘华英先生、傅让三等知名人士和教师十分愤慨，纷纷找侯知县评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侯知县才不得不收回成命，补取了刘伯承。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他参加过护法讨袁之战，十多年来苦苦在军阀混战中搏杀，努力想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3年10月，他在“讨贼之役”中腿部受伤。在成都治伤期间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并通过吴玉章认识了革命志士杨闇公，与吴、杨的相识使刘伯承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
　　刘伯承与杨闇公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了知己。杨闇公对刘伯承在军事、时局以及道路选择方向的见解极佩服，而且评价很高。他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内心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在论军事和时局问题时，他赞叹说：“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1924年，杨闇公与吴玉章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当他们征求刘伯承参加时，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说：“这是何等真切、何等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人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他甚至赞赏说：
　　“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一泊

2　九死一生之谜
　　刘伯承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与天斗，与地斗，与敌斗、与错误路线斗，数度出生入死。虽身体九处负伤，但都化险为夷，其大难不死之谜何在？

2．1　右眼是怎么失去的
　　关于刘伯承失明的右眼，曾有许多种传说。有的说是被蒋介石用枪打瞎的，有的说是犯眼病瞎的……众说纷纭，莫衰一是，其实都属不实之词。
　　1917年8月，“讨袁之役”失败后的刘伯承逃到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改组后称“中华革命党”），并受到孙中山先生所派特使的召见。孙中山的特使在召见他时曾谆谆告诫：“窃国大盗袁世凯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打出了洪宪皇帝的招牌，正式宣布明年登基加冕，复辟封建君主制度。革命党本部决定，全党同志全力以赴，组织武装、兴师讨袁。本部决定你速返川东，组建川东护国军，起义护国，川东是你长期战斗过的地方，人熟地熟，相信你能不辱使命，马到成功。”
　　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回川后刘伯承立即联络旧部和奉节的“哥老会”，并策动涪陵的警备队等武装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
　　1916年3月中旬，为了配合护国军主力在川南与袁军作战，刘伯承率护国军第一支队准备攻克长寿县，以牵制敌人兵力。
　　刘伯承根据长寿易守难攻的特点，积极争取长寿城内的警备队起义，警备队在护国军的策动下准备起义，但当刘伯承率队攻击时，警备队却发生变故，护国军伤亡很大，只好转向和长寿位置相似并很重要的丰都前进，准备夺取丰都。
　　丰都，是袁军从水路入川的必经之道。历史上被文人墨客称为鬼城。刘伯承率队行至丰都三十里的马口垭时，派人进城侦察敌情。当时，丰都守敌总数两个团，不论从装备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护国军，按正常情况，护国军没有取胜的可能，但侦察员歼敌心切，就谎称城内只有守敌两个营。经过研究，刘伯承决定以“鬼”克鬼城，派康云程进入城内，里应外合，消灭守敌。
　　三月三十日子夜，丰都城内万籁寂静。一群“鬼”出现在城门附近，守城的北洋军哨兵眼见判官、阎王、小鬼步步逼来，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鬼”们顺利地收缴了哨兵的武器，打开城门。刘伯承率领部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袁军虽然人多，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纷纷掉头奔逃，护国军很快占领了丰都城。
　　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便伺机掉头反扑。刘伯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子弹从颅顶射入，从右眼眶飞出，血流如注，他当即昏厥倒地。过了一会儿，刘伯承苏醒过来，他试图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却又重重摔倒在地上，他匍匐爬行，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水烟店前。这家水烟店的学徒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他从刘伯承的军服上辩认出伤者是护国军，二话没说，就把他扶入店内，抓了两把水烟丝捂在伤眼上，说是水烟可以止血，然后又找了块净布将伤口裹好，为防不测，他将刘伯承藏在了店内的一间小屋里。
　　不知过了多久，刘伯承在昏迷中感觉到浑身火烧火燎，他用手擦去眼睛上的淤血，发现屋子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燃烧起来，房顶上的木料正带着火苗往下坠落，他急忙使尽全身力气爬出店外，终因伤势太重，又一次昏了过去。
　　昏迷中，刘伯承听到一个象是老板的声音吼道：“丘二，来、来、来，快把这人拖到别处，莫要他躺在我的店门口。”
　　被叫做丘二的人应声而来，这时，刘伯承的两只眼睛看不见东西、又动弹不得，只听到成群的苍蝇在耳边嗡嗡飞，争先恐后爬到他眼睛上舔血。他心里很紧张，心想，要是他们把我扔到哪个阴沟里，那就非死不可了。这时，他的手在口袋边触摸到三块硬硬的东西，不禁萌生出一线生的希望。当那个丘二来到跟前伸手拽他时，他一边将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往丘二手里塞，一边说：“好兄弟，手下留情，将我送到新庙场，一定重谢！”不料，丘二是个深明大义的青年，他推开刘伯承递过来的钱，背起刘伯承就向城外走，一面走一面说：
　　“打北洋军的都是好人，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约摸走了三五里路，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快有一群人来到了他们跟前，只听其中一人说：“这不是刘队长吗？你把他往哪儿背？”丘二说：“他要我送到某某场。”
　　来人说：“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吧，你这样背他走，碰到北洋军，不整死他才怪呢？我们来送他吧。”
　　原来，这几个人是化装进城做内应的胞哥，当下，他们用一件皮袍子把刘伯承没头没脑包起来，用一根竹竿抬起来走了。就这样，刘伯承算大难不死，逃了出来。
　　刘伯承负伤后，川东军第一支队也就随之瓦解，刘伯承成为北洋军通辑捉拿的对象。他不得不一面东躲西藏，一面医治眼伤。
　　后来，在群众的精心掩护、照料下，刘伯承改名换姓潜入重庆，在临江门外一所教会医院——宽仁医院医治眼伤。给刘伯承医治眼伤的是一位德籍医生，人称阿大夫，他医术高明，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对病人态度却出奇的恶劣，常常辱骂训斥。
　　由于在来重庆的途中几经波折，中断了治疗，到阿大夫诊所时，眼眶里的肌肉已严重腐烂化脓，阿大夫看过后，决定立即施行眼眶手术，剔除眼眶里的腐肉。鉴于刘伯承伤势严重，阿大夫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对刘伯承施行全身麻醉，并做好输血、输氧等各种准备。
　　刘伯承从阿大夫口中了解到，施用麻醉药，有可能对大脑神经带来不良影响，他静静地凝思了一阵，坚决地向阿大夫提出，给他做这次手术不用麻醉。
　　一听说不用麻醉，阿大夫连声嚷道：“不行，不行，不麻醉，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
　　刘伯承态度诚恳地说：“阿大夫，请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意外，都不要您负责任，请你不要怀疑，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阿大夫想了想只好让步：“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不用，一点都不用，不管痛得怎样厉害，我都忍受”，刘伯承毫不相让地坚持着。
　　无奈，阿大夫只好让刘伯承的胞弟刘叔禹做劝说工作，刘叔禹刚一开口，就被刘伯承粗暴而焦虑地顶了回去：“老三，你怎么这样糊涂呢？你们的好心我是完全理解的，不用麻醉做手术当然痛苦得多。但是，一个人用了麻醉药，无论如何对他的大脑会有这样那样的后患。你想过没有，要是我这次因为麻醉伤害了脑神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思维能力，成为一个只能吃饭穿衣、不能为国家、为黎民百姓出力效劳的废人，还算什么人？是行尸走肉，是社会蛆虫”，刘伯承越说越激动，脸上和鼻尖都冒出了汗珠。
　　稍停片刻，刘伯承感慨地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战国时的孙膑被断了双足后，由于他身残志坚，又有韬略智慧，后来还是能率领千军万马，布阵用兵，克敌制胜，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我这次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我救国救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脑壳里的东西还在，今后，我还要为民出谋划策，带兵打仗。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用麻醉药的。”
　　刘伯承的伟大抱负和坚强意志深深感动了阿大夫，他终于同意了刘伯承不用麻醉药物的请求。
　　手术前，阿大夫来到刘伯承的病房，赞叹不已地说：“我从欧洲到亚洲，为白种人、黄种人做过成百上千的手术，可是，象刘先生这样不用麻醉的，我还从未做过呢？”
　　刘伯承微微一笑说：“那就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做试验！”
　　手术开始后，阿大夫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腐肉割去，然后将破碎的眼球挖掉，然后再将断裂的血管缝好……。
　　手术台上，刘伯承死死捏住手术台的木脚，咬紧牙关，强忍钻心的疼痛，任汗水从额头和全身的每个毛孔迸涌出来，透过身上的衬衣、外套，把铺在手术台上的毯子全浸湿了。阿大夫忍不住说：“痛得厉害，哼一哼会好受一点。”
　　但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始终未呻吟一声。手术结束后，阿大夫小心地将刘伯承从手术台上扶起，问道：
　　“感觉怎么样？”
　　刘伯承笑着回答说：“区区七十余刀，算不了什么”。
　　阿大夫惊诧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就暗暗数一下，一定不会错的。”
　　阿大夫禁不住赞叹道：“了不起！了不起！您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您不是军人，而是‘军神’，中国有您这样的军人，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阿大夫又给他的右眼安上了一只假眼球。刘伯承又重登征鞍，继续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了。

2．2　险失右腿
　　1923年6月，曹锟贿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举行示威，反对曹锟上台。同年十月，孙中山先生自任讨贼大元帅，兴师讨曹，他命令四川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在四川反抗北洋军伐吴佩孚侵川，这就是当时的“讨贼之役”，也就是发生在四川境内的南北战争。
　　刘伯承当时任熊克武统领的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他虽是团长，但旅长张冲不大懂军事，所以，一到战时就给他安个总指挥的名义，让他指挥全旅。军伐刘湘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他经常告诫部下：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团长，他厉害得很，过去熊克武打了败仗，常常让刘伯承给他收拾烂摊子。”
　　当时，北洋军伐曹锟为了扩大地盘，征服四川，派驻扎湖北的杨森为前锋，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及刘湘为内应。命令赵荣华等大举侵川，情况非常紧急，熊克武急令驻扎万县的刘伯承前去增援一师。
　　刘伯承接到命令，一路与军阀鏖战，战杨森、救万县、屡战屡胜。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使他不得安生。正当刘伯承夺回万县，准备联络一师的时候，邓锡侯等军阀又准备联合攻取成都，熊克武又急电刘伯承西上解围。
　　刘伯承鼓舞士气，在累战后又一鼓作气击败成都守敌，夺回成都。然而，吴佩孚又调整部队继续进攻成都，驻守在简阳的赖心辉吓得打算放弃简阳退至龙泉驿，龙泉驿是成都的门户，如若再放弃，成都必将失守。
　　无奈，熊克武又命令正在追击敌军的刘伯承援助赖心辉，刘伯承不顾数日行军的疲劳，亲自到龙泉驿查看地形，步署兵力，一举击败了北洋军于学忠的部队，保住了成都，这就是有名的“龙泉驿大捷”。
　　由于赖心辉指挥失当，黔军一万多人又重整旗鼓与讨贼军在荣昌、隆昌、资中、内江一带形成拉锯战。
　　刘伯承在收回隆昌进军大足时，由于友军不做配合，致使部队伤亡很大，而且使大足复而又失。
　　这种拉锯战使刘伯承异常愤慨，他看到街面冷落，百姓呻吟，一种屈辱感涌上心头，他一次次自问：“我不是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吗？可是仗打赢了又怎样呢？无数次的胜利并没有拯救人民出水火，而是给人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祸兵灾，这是为什么？第二混成旅的士兵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等待救援时却无人顾及；战时我被推上前线，是指挥一万多人的将军，战后依然是个团长，仗打胜了，功归他人，仗打败了，归罪于己；在关键时刻，各打各的算盘，丢下烂摊子不管，宁愿牺牲友军，不肯相互支援。身为军人，扶困济危，拯救中华之心何在？”痛苦之余，他愤而写下辞呈，但未被批准。此时，刘伯承怀着讨伐国贼，救民于水火的崇高责任感留了下来。
　　为尽快拿下大足，刘伯承亲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一天，刘伯承吃过午饭后，由向导带领来到百灵湾上面的白脚岩，刘伯承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一边听身边的向导介绍情况，忽然，从前面的和尚坡脚下来了三个人，刘伯承一惊疑，在放下望远镜的一瞬间，一颗子弹从对面射来，打穿了他的右腿。
　　随行的副官和士兵一边还击、掩护，一边背起负伤的刘伯承撤回张家大院。
　　刘伯承伤势严重，回到张家大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给他施用了各种止血针、止血药，但稍一松绷带，立即血流如注，生命危在旦夕。在大足前线的但懋辛当即命令送刘伯承去内江的二混成旅野战医院。
　　在内江野战医院，医生们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刘伯承仍处于昏迷状态，熊克武得知情况后，派人把成都北门外一家法国医院的院长艾毓梅接到官邸，电话指示抢救。艾毓梅一一询问了病人状况、医生用药和注射部位等情况后，告诉对方立即在尾椎骨注射一针，终于，刘伯承大叫一声苏醒过来。接着，熊克武急令士兵护送刘伯承到成都继续抢救。
　　刘伯承到成都后，住进艾毓梅的医院，经多方抢救，才脱离危险。但此时伤口已严重感染，整个右腿又红又肿，艾毓梅认为刘伯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否则血液中毒将危及生命。刘伯承听说要截肢，执意不从，和院长吵了起来，艾毓梅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不做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伯承的伤腿竟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正常换药时，艾医生称奇不已，对刘伯承说：“病情不如君者往往锯腿，岂非上帝降福，创此奇迹？君当不忘上帝之恩，终生祝祷。”刘伯承听后微微一笑说：“上帝岂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我的伤慢慢见好，是我终日凝精聚神暗暗往伤处鼓气并心里想着：‘你要好！你要好！’才克制了病情。”艾医生虽不完全信服，但内心非常钦佩。
　　伤势略有好转后，刘伯承执意出院养伤，临行前，艾医生前来送别，并带来一副拐杖送给他。告诉他说：“你腿上的伤不久即愈，但腿上肌肉已缩短，愈后必成曲腿，所以送你这只拐杖做为你的终生之侣。”刘伯承听后大笑说：“世上哪有柱着拐杖行走的斗士？请留下送给别人吧！”艾医生听了刘伯承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刘伯承出院后，住在成都刀子巷一位朋友家中静养，伤口愈合后，右腿果然伸不直，怎么办？就这样在家静养一生？
　　然天下汹汹，军人岂能坐而视之，他诙谐地对看护他的人说：
　　“我这样又瞎又跛才不是回事哩。”
　　于是，刘伯承每天坚持做牵引，开始效果比较显著，到脚尖着地能行走时就很难再有进展。一天，刘伯承一着急，就把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命令士兵压自己的伤腿，开始士兵也很怕，但经不住刘伯承的强令，不得不坐下。结果，刘伯承惨叫一声，痛昏在椅子上，伤腿也随之肿了起来。
　　后来，一位老中医用中药给他包敷伤腿，不久，他的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功能。
　　腿好后，刘伯承徒步去艾医生医院感谢他，艾医生一见大吃一惊说：“何处神医治好了您的腿？”刘伯承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自己治的。”然后，他将压腿经过向艾医生做了描述。艾医生直呼“奇迹”，他感叹地说：“我向来以为华人柔弱，今天我亲眼见到象您这样神勇的人，以后对华人也应当刮目相看了。”
　　随着伤腿的好转，刘伯承又战胜思想上的“阵痛”，在漫漫长夜中，终于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2．3　虎口脱险——在顺泸起义中
　　1926年5月13日，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他开始真正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同年11月初，为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根据党的指示，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回到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易帜。
　　在四川万县，刘伯承会见了当时在军阀杨森部队任党代表的朱德，两人又在重庆会见杨闇公，研究四川的起义计划。
　　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和四川的形势，决定发动驻防顺庆、合川的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共产党员）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共产党员）、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别为二、三、四、五路司令。
　　十二月一日，泸州起义首先爆发。
　　泸州的驻军是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的三个旅。驻在长江右岸蓝田坝的第四混成旅，基础为前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第一军但懋辛部的第二混成旅，以前曾受过刘伯承的训练和指挥、战斗力较强，旅长袁品文，曾是刘伯承属下的一个连长、思想比较进步、倾向革命，1926年春、中共四川地委就曾派共产党员邓作楷做袁品文的顾问，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后来刘伯承又让童庸生拿着他的亲笔信找袁品文，动员他参加革命，进行起义。袁品文看到刘伯承的手笔，心情非常激动，明确表示愿听从党的指挥。所以，这个旅成了泸州起义的基础力量。
　　在泸州的另一个旅，是驻扎在沱江岸边小镇上的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原是土匪，后来被熊克武的第一军收编，由于同在熊部，与刘伯承有旧关系，所以，这个旅就成了起义的联合力量。
　　在泸州还有一个旅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是赖心辉的亲信，思想反动。由于这个旅独占着泸州的税收财源，与另两个旅有很深的矛盾，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障碍。
　　由于赖心辉对袁品文的活动已有察觉，打算实行“宰割计划”，把袁品文旅调往江津，因而情况紧急。
　　赖心辉的阴谋很快让袁品文识破，袁即刻与陈兰亭密商对策决定提前起义，并派邓作楷前往重庆向刘伯承汇报。但是还没等到刘伯承的指示，十二月一日，袁品文便假借办理“军事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事宜，骗李章甫到兰田坝自己的旅部训示，趁机将其扣留、宣布起义。
　　顺庆驻军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是隶属于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光烈是个既反动又狡猾的家伙，他发现了秦汉三、杜伯乾的起义行动，便决定秘密逮捕二人。秦汉三、杜伯乾得知事已败露，便决定十二月三日提前起义，他们在城内与何光烈的两个团发生了激战，这两个团的官兵在革命军的影响下将团长扣留，投向革命，何光烈侥幸出逃。
　　顺庆起义爆发后，秦汉三、杜伯乾电告驻守在合川的黄慕颜迅速向顺庆靠拢，以解燃眉之急。情况突变，正在黄慕颜举棋不定之时，刘伯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根据原定计划，黄慕颜要以部队换防为名义调动部队。现在顺泸起义提前，他们也只有十二月五日以最快速度按原计划离开合川，在合川欢送会后，刘伯承和黄慕颜一起率两个团、江防警卫营、特科营和学生队出发赴顺庆。一路上，刘伯承谢绝乘坐小轿，打着伞冒雨和官兵走在一起，谈笑风生、和蔼可亲，还跑前跑后照应部队，没有一点旧式军官的架子。
　　许多战士惊讶：“为什么这位在护国战争中曾使北洋军心惊胆寒的大将，竟是这般平易近人！”官兵们由此更加尊敬他，都愿意亲近他。
　　十二月九日，刘伯承、黄慕颜率领合川义军顺利到达顺庆。这时起义已经过了六天，顺庆已强敌压境，部队人心开始浮动。刘伯承的到来，扭转了开始出现的混乱局面。他召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号召起义部队团结一致，为策应北作进军、实现孙中山先生打倒列强的的主张，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救民众于水火，为民众求解放而努力杀敌，奋勇向前。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激发了官兵的抗敌热情。
　　泸州、顺庆的相继起义，把四川的各个军阀震得目瞪口呆。为了扼杀革命，反动军阀何光烈四处搬兵，派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围攻顺庆。当时敌人的兵力很强，有李家钰、陈书农的四个团、罗泽洲的十六个营；而起义部队则只有黄慕颜的两个团、两个直属营，但连排长都集中在学生队学习，基层指挥作战不够有力，秦汉三也只有两个团和一个直属炮营，杜伯乾则更少，只有一个团和两个直属连；面对优势的敌人，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提出放弃顺庆，全力解决只有三、四千支枪的刘存厚部队，待泸州革命军北上会合后入陕，接应冯玉祥部队配合北伐。但由于当时秦、杜两部的团、营长多是本地人，恋念老婆、孩子，所以不同意放弃顺庆，力主坚守。在一时难以统一的情况下，刘伯承只能提出集中力量、攻破敌一路的作战方案。战斗非常激烈，但由守卫顺庆城杜伯乾的一部分倒戈，致使城防空虚，敌人趁机冲入城里，占领了革命军总指挥部，革命军被迫撤往开江。刘伯承为了下一步行动，把部队交给黄慕颜指挥，自己找中共四川地委军委请示工作。
　　顺庆起义军移驻开江后，立即进行整训，枪决了出卖前线的连长，整顿了军纪，使起义军官兵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加强了纪律，深得当地群众好评。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也受到多方敌人的压力，起义军首领多次派人赴中共四川地委，请求派刘伯承和政治工作人员到泸州去。此时，刘伯承已回到四川地委请示工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一起召开军委会，决定派刘伯承、韩伯诚等十几名军政人员去泸州指挥革命军。
　　但此时，刘伯承在重庆也已受到刘湘派遣的反动分子的监视，为了躲开密探，刘伯承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从容出走。一天清晨，一位头包青布帕子衣衫褴褛的挑粪人，穿过晨雾，来到浮图关刘伯承的家里。几分钟后，“挑粪人”又挑着满捅大粪出来，不慌不忙向着来的方向走去。这一切，被藏在附近的密探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毫无二致的挑粪人竟是他们严加监视的刘总指挥。
　　刘伯承来到泸州后，很快设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政工人员向部队宣传革命思想，还创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任校长，对各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与此同时，还对军饷问题实行公开公布，严禁克扣士兵军饷，改善官兵关系；他还推行政权建设，并运用政治力量解决当地财政问题。泸州本是富庶之地，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泛滥，弄得民不聊生。对此，刘伯承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严禁军人把持税收、军饷不向民众摊派，并简化纳税手续。这些措施受到群众的称赞。当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刘伯承、似天神。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害百姓，匪梳兵篦害S人。
　　刘将军急急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更公平。
　　昨日兵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军队，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又亲。
　　功高望重刘将军。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
　　赛过刘伯温。
　　起义军不断发展，犹入一把利剑，直插敌人胸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与此同时，刘湘也声称已于数月前接到蒋介石关于讨伐泸州的命令，并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开始围攻泸州。刘伯承坐镇泸州，就近讨伐刘湘以牵制川军东出援蒋。
　　泸州城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刘伯承利用当地条件，在通往泸州的咽喉龙透关修工事、设伏兵，在长江防线设置障碍，防敌登岸，又在城墙上安放草人和汽灯以迷惑敌人，致使强敌四十余日多次攻城未克。
　　刘伯承以两旅之师抗击十倍于己的强敌，但泸州城仍巍然屹立。起义军虽困守孤城，且无外援，又无补给，但军民齐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这是他们赖以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时，起义军内部的一些投机分子正在私下与敌人沟通。
　　以陈兰亭、皮光策为首的一少部分人经不住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竟准备以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作为投降诚意的表现，在这危急关头，袁品文一再劝刘伯承等人先行出走。刘伯承审时度势，决定和一部分政工人员先行撤离。
　　五月十五日，在袁品文一连士兵护送下，刘伯承出龙透关，沿小路顺利通过了原旧友张仲铬的防地到达富顺。此时，意欲悬赏活捉刘伯承的军阀刘湘得知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后，立即派旅长兰文彬跟踪追捕。刘伯承等人化装离开富顺，行经荣县地界时，与兰文彬相遇，刘伯承发觉后，急忙转入一个山间小路，等兰文彬发觉追赶时，刘伯承一行已经走远了。
　　摆脱犬鼻鹰眼的兰文彬后，刘伯承一行取道大足、达县入陕西，当他们行至柴阳县毛坝关附近的崎岖山道时，突然发现一只猛虎眼露凶光紧盯着他们。刘伯承沉着应付，叮嘱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喊叫，在老虎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当他们登上停在附近河流的一条小船后，刘伯承回头拱手向老虎道：“老虎，真不错，这回没帮倒忙”，大家擦着脸上的冷汗，都忍不住笑了。
　　刘伯承虎口脱险，颇具神奇色彩，一直被当地人民做为神话传诵着，人们说：刘伯承使命未完，老虎怎会吃他？老虎是来护送刘伯承的。此后，刘伯承又闯过一道道险关到达汉口，找到党中央，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南昌起义。

2．4　“龙下凡”——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时，从红军内部看，形势已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就整个形势来说，敌情仍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如果不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将难以保全红军。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全部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这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天天派飞机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命令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全力以赴占领金沙江各渡口，封锁金沙江，其他围追红军的部队都向金沙江收拢。红军若不能尽快渡江，仍有被敌人压在这一带的危险。
　　情况紧急，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干部团抢占绞平渡。
　　但是，由于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之有敌机低空骚扰，一军团无法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也因水流太急，渡江未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军从绞平渡渡江。
　　渡江任务全部压在了中央军委干部团的肩上，为便于指挥、万无一失，刘伯承亲自率领先遣队向绞平渡疾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先遣队到达了距绞平渡四五十里的村子里，部队一到，立即封锁消息，到村里了解敌情和绞平渡渡口的情况，开始，老乡们怕是敌军，都非常害怕，后来，当他们看到刘伯承和蔼可亲的样子时，觉得是同国民党兵不一样，才说了实话。原来，敌人估计红军要渡江北上，就把这一带的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了，而且把南岸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两岸的交通，还不时派侦探划船过来探查消息。
　　没有船只如何渡江？刘伯承又来到山庄背后由山上向四处眺望：只见金沙江气势磅礴，江水从深山峡谷里流出，流速很快，涉水？不行，架桥？也不行，唯有一条路、就是摆渡。可是，江上连一叶小舟也没有，怎么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他带领前卫连来到渡口观察时，却发现江边停着两只小船，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估计这可能是敌军过江侦察情况的船。连长肖应棠命令部队隐蔽，派出一个侦察组了解情况，果然是敌侦察兵的船。但船上除了船夫并无他人，侦察员们走到江边，敌人的船夫以为是自己上岸的人侦察回来了，毫无反应，当前卫侦察员的枪口对准他的胸口时，才知道当了俘虏。
　　刘伯承从俘虏口中了解到绞平渡对岸的镇子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由于敌人还没估计到红军会这么快赶到，因此戒备不严。
　　刘伯承对干部团政委宋任穷说：“真是天赐良机。”
　　他果断命令前卫连：“迅速渡江。”
　　遵照命令，肖应棠带领先遣队两个排分乘两只小船向对岸划去，当船一登陆，敌哨兵以为是自己的船，根本没在意，结果成了红军的俘虏，接着，战斗很快在镇中展开，前卫连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敌守兵和保安队，绞平渡完全控制在红军手中。
　　控制渡口的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亲自率领先遣队继续前进，为大部队提负警戒。同时，他还命令干部团沿北岸向东西两侧派出部队，一方面寻找船只，一方面准备阻止敌人可能从两侧的进攻。
　　当大部队到达江边时，干部团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从上游和下游收集了七条小船，为使渡江工作顺利进行，刘伯承亲自指挥渡江，并派人到附近村庄雇请和动员了一批内行船家帮助摆渡，渡江工作井然有序。
　　九条小船九天九夜，硬是把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渡过江后，面对金沙江，不由得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倍加赞赏，主席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来的。”在场的人听了主席的话都笑了。
　　在四川，人们都传说刘伯承是龙下凡。传说归传说，但刘伯承的神奇经历如他在战场上的神勇，却使许多人都相信这个传说。

2．5　死里逃生——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给两军的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是，这种高昂的战斗激情却随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出现很快破灭了，刘伯承、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也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险遭不测。
　　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几年来，他完全主宰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懋功会议后，当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红军的现状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这种膨胀驱使他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南下，他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刘伯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出于对红军的负责态度，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以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对政治局内反对的人十分恼恨，尤其象刘伯承这样一个非政治局委员也敢批评自己，简直象遭到了极大的污辱，难以容忍，但鉴于自己是极少数，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红军北上的意见。
　　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全军先头部队一军团马上行动，按计划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儿盖，经过战斗，击溃了胡宗南，很快占领了毛儿盖。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赞成红军北上，但在执行上却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的方针。他还公然提出“谁有军队，谁就应该当领导”。甚至提出要“改组中央”，并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同时他还指使人以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如不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则无法北进，无法顺利灭敌”。
　　这些情况，中央已有觉察和预料，所以在两河口会议后，就派出了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去帮助传达、贯彻两汉口会议精神，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对此，张国焘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欢迎中央慰问团，背地里却严格限制慰问团同广大官兵接触，把一些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起来，甚至在慰问团到来前后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
　　尽管如此，中央慰问团仍然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许多情况，为了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刘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张国焘协商迅速北上的问题，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
　　在刘伯承等人的督促下，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北上。
　　四方面军刚刚接近毛儿盖，张国焘又以种种理由停止北进，并重新提出南下川康边界或西进退却的主张，党中央在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因此而错过时机，致使敌人已准备就绪、不断向北进逼。
　　在这种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还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军由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直接率领。
　　毛儿盖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立即随朱德一起部署左路部队的北进行动，但一心想着南下的张国焘以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为借口、迟迟不行动。
　　刘伯承对张国焘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但红军的组织纪律使他不能公开对抗红军总政委，于是，他根据朱德的指示，加紧制订部队的行动计划，说服张国焘，使他相信“草地是可以过得去的”。由于当时形势对左路军很不利，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向阿坝方向前进。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和重大牺牲走出了草地，这时，左路军已到阿坝，按原计划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以嗄曲河水上涨为由拒绝渡河，刘伯承为此亲自测试河水，想用事实说服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极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使朱德、刘伯承大吃一惊。他俩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仅要停止左路军行动，而且还要把右路军和中央全部拉回，他们感到，分裂已不可避免。
　　此后，张国焘便加剧了分裂活动。他电告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电报首先让在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主席。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立即举行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
　　张国焘此时不仅置中央的劝告和命令于不顾，而且继续分裂党和红军，发布南下命令，并电告陈昌浩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经草地带回。
　　刘伯承、朱德想方设法阻止张国焘南下，并拒绝制定南下作战计划，还不断向部队做工作，宣传北上的意义。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他派人偷走刘伯承、朱德的马匹，并严密监视两人的行动，减少他们同外界的接触。由于刘伯承曾多次批评过张国焘，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刘伯承恨之入骨，此时，更是蛮横地停止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应该行使的一切权利，连电报都不让他们看。
　　为了使刘伯承、朱德屈服，张国焘还召集一些所谓的党的活动分子开会斗争刘、朱二人。一天，张国焘向在座的党员干部做了动员后，一些人便吵吵闹闹的发言，有人问：
　　“快说，你们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从容地说：“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
　　“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一时间骂声四起，这些人指着朱德大骂“老糊涂”、“老右派”。
　　此时，刘伯承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
　　会场的矛头又一下对准了刘伯承：“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
　　刘伯承从容地向大家分析局势，说明北上的意义和南下自投罗网的后果，一些人显然被打动。张国焘怕冷场，随即宣布散会。
　　不久，张国焘就公然成立“临时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凶相毕露地打电报给中央：“以后不准再用中央的命义”。同时，宣布南下。为了挽救张国焘，刘伯承、朱德等人忍辱负重随军南下，准备寻机再做工作。
　　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张国焘逼迫刘伯承、朱德发表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遭到刘伯承、朱德的严辞拒绝，并明确表示：
　　“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北上是正确的，我们双手拥护，什么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反对中央的决议！”
　　朱德、刘伯承的态度激怒了张国焘，张国焘曾几次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刘伯承的话，激怒了张国焘和他手下的人。其中一个叫黄超的几次掏出枪都被张国焘制止了。因为张国焘的考虑是：
　　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他怕伤害了刘伯承和朱德会在部队内部引起血战；再则，他想利用刘伯承和朱德与川军中旧友熟识的关系，减少部队南下的伤亡。
　　刘伯承、朱德处境危险，一方面军的部队非常担忧，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还经常向刘伯承、朱德传递信息，请示如何做。刘伯承和朱德虽然很明白这些“请示”的意思，但他们从红军的大局出发，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告诫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
　　面对这种局面，刘伯承出于对张国焘为人的了解，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次他找到朱德说：
　　“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说：“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刘伯承说：“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问。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后来，张国焘南下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左路军由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刘伯承从1911年从戎，历经了无数次战斗，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接重任于艰难之际。丰都战役，弹穿颅顶，失去右眼；大足之战，险丧右腿；长征途中又险遭不测。忍痛剜目，阿大夫惊“军神”；拒绝截肢，艾院长赞叹“奇迹”。是什么使他屡伤不退，大难不死？是“救民于水火，拯救中华”的坚定信念，使他一次次再生，一次次奋起。

一泊

3　常胜将军之谜
　　从1912年讨袁护国到1949年解放全国，刘伯承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战役。许多战役出奇制胜，成为军事史上的典范。那么，其常胜原因何在？

3．1　熟谙兵法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伍贤书深谙兵法，精通武术。受他的影响，幼年时的刘伯承就常随他练功习武。对老师讲述的《水浒》、《三国》、《说岳全传》等故事中的精彩战斗片断和一些重大战役他都能熟练讲解，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1年，刘伯承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志向，投考了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
　　在将弁学堂，刘伯承开始接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程。刘伯承几乎把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读书上，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注意学习历史，学习文学。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他都读过；《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又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他时常翻阅，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都背下来，而且能熟练运用。在创办红军大学期间，他还亲自向学员讲授过《孙子兵法》。
　　刘伯承元帅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常常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和著名战例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1911年11月，刘伯承受党的委派，进入苏联高级步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提前进入了闻名于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学习期间，攻俄语成了一大难关。此时的刘伯承已35岁，但面对语言关却毫不气馁。他常常清晨第一个起床，坐在零下15℃的操场上朗诵，夜晚最后一个入睡。有时，甚至在上厕所、走路时也把单词写在手上背诵。对于这一段的学习和生活，刘伯承在给朋友王尔常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日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
　　回国后，刘伯承元帅在战争间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他译的第一篇处女作是《苏联步兵操典》，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苏联山地斗争》等数百万字的军事论著，是我国少有的军事翻译家。
　　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不是教条的理论。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但他并不囿于书本，而是把兵法中可行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打了许多漂亮仗。
　　《孙子兵法》上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元帅运用这些兵法时，并不视为金科玉律、一成不变，而是视实际情况而定，有时甚至利用敌人迷信这些名言，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
　　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
　　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刘帅在战术运用上的高超之处，非常人所能比。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

3．2　“三个半”战略家
　　刘伯承元帅被看做是中国“三个半”战略家之一，人们常常赞誉他“料敌如神”，敌人也承认他“用兵神妙”；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甚至组织专人研究刘伯承的战术，但到头来却还是败在刘伯承的手下。
　　刘伯承将军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何为“五行？”“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掌握这五要素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每次重大战役前，刘帅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从而以奇制胜。著名的神头岭战役就是一例。
　　1938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一二九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将军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
　　神头岭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施。”
　　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志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他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象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避免了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战斗打响时，由于我军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当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只十来个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连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在神头岭上。
　　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战斗结束后，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
　　“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这就是神算。
　　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内战后，蒋介石用重兵围攻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向苏北等解放区进攻。当时，蒋军向各解放区进攻的兵力已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有二十四万九千人。而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过八万人，而且分为两个方向作战，人力紧张，压力也很大，但是，为了支援中原和苏北作战，把敌人吸引过来，迟滞蒋军的全面进攻，刘伯承指出：
　　“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当时，敌人配备纵深六七十公里，到处设置封锁沟和封锁墙。按常规应先扫除铁路以北的守备之敌，然后进击陇海线，而刘伯承却认为进行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解放军要取得预期的战役目的，突击部队就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那就是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向纵深目的地挺进，对毫无防备之敌发起总攻。
　　乍看起来，刘伯承的这种布置似乎有点冒险，但刘伯承正是利用敌人固若金汤的防守心理突袭正面之敌，使敌人防不胜防。同时，刘伯承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也是非常严谨细心的，他在决定了主力突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后，又布置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监视国民党部队前锋据点。
　　在刘伯承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线，不仅切断了蒋军东西交通干线，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五军、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线，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而且成为解放军战略反攻的第一次试探行动。
　　在巨金鱼战役中，刘师指挥更为出色。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扫荡豫皖苏解放区，打通平汉线。由于敌人总是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前进，使我难以下手。刘帅毅然采取“釜底抽薪”之计，甩开正面敌人，向东二百里直插敌侧背，突然攻击巨野、金乡、鱼台，歼敌二万六千余人。敌军还想继续深入我解放区腹地，并佯渡黄河。刘邓大军则全然不顾，继续在东线与华东野战军形成钳击徐州之势。这是一次高度斗智的竞赛，蒋介石毕竟胆略不及，最后被刘邓大军牵着鼻子退了回去，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这三次战役表面看起来都是险棋，但正因为险，才更出敌意料，才能出奇制胜。

3．3　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
　　刘伯承元帅有一句名言：“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这是他百战百胜的一个诀窍，也是他指挥风格的生动写照。
　　1947年8月26日晚，刘伯承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当晚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带。这时，尾追的敌人先头部队距解放军后卫部队只有三十里，双方已有接触，情况紧急，部队必须马上渡河。原先，根据解放军前卫部队的调查，证明淮河可以徒涉，但在渡河前，上游突然降雨，水位上涨，部队指挥员向刘伯承报告说不能徒涉，只能靠搜集来的十几只小船摆渡。
　　面对汹涌波涛，计有三个旅的兵力及野战军指挥机关要从这里渡河，仅十来只小船显然是不够的，弄不好，尾追的蒋军二十个旅压过来，解放军将背水一战，千里南征的种种努力也就毁于一旦。在这危急关头，刘伯承沉思了一会儿，问部队指挥员：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到处都一样深吗？”
　　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是不是亲自找向导调查了？”
　　“能不能架桥呢？”
　　刘伯承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肯定的。为了让部队迅速渡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邓小平阻击追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已进入大别山的其他纵队。
　　第二天拂晓前，刘伯承来到渡口，手里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登上渡船，不停地用竹竿试探着河水，当航行至河中央时，发觉水并不很深，就命令部队立即架桥。后来又有一位饲养员，由于掉队，牵马徒涉过河，刘伯承又立即命令部队徒涉，终于在追兵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淮河，当蒋军赶到北岸时，河水涨了起来，把敌人拦在了北岸。
　　事后，刘伯承严厉批评那位指挥员说：“粗枝大叶害S人、害S人！”“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刘伯承元帅不仅自己心细如发，对下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向晋路大破击战时，一位参谋把自己标制的作战地图送给住在阁楼上的刘伯承审阅。刘伯承看后，问那位参谋：
　　“这阁楼的楼梯，你是不是每天都走几遍？”
　　“是的”“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楼梯有多少级？”
　　参谋窘住了，他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问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
　　刘伯承笑着说：“我知道你没数过。你应该懂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都应该熟悉地形，对待战场上的地形、地物，我们万万不能象对待楼梯那样，自以为熟悉而给疏忽了。”
　　“你过来看看，这座县城你怎么给搬了家呢？”
　　原来，这位参谋把一座县城的位置标错了。
　　由于刘伯承的细心严谨，避免了由此而造成的部署上的失误。
　　1947年12月，由于刘伯承细心侦察，使师直总部脱离险境转危为安，为保卫大别山又立战功。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率野直机关在北面店宿营的刘伯承一大早起身向村里走去，想了解一下村庄的面目。他走着走着，忽然和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农碰了面。他招呼说：“老大爷，起得早啊！你是哪个村里人呀？村上住队伍了吗？”
　　老农没敢正视这迎面而来的老军人，只是赶忙回答：“我是邻村的，村里住上了队伍，队伍修工事，可俺村里树木太少，弟兄们把几棵枣树都砍倒了，还说不够，我张罗着看还有啥木料能使？”
　　寥寥数语，使刘伯承立即警惕起来，他完全明白了老农报告的情况，邻村肯定住上了敌人的队伍，因为自己的队伍既不会砍老百姓的树，又不会在此地修工事，但他不能暴露自己，马上机智地向老农说：
　　“老大爷，你快忙去吧，我到前面看看。”
　　老人走后，刘伯承立即派一个参谋去弄清情况。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乒乓两声枪响，不见参谋转回。他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快步转回司令部，三言两语把情况讲清后，立即命令警卫员去让中原局转移，然后自己率领村内野直机关镇静而勇敢地转移。由于发现及时，部队没有受到重大伤亡，安全转移后，与陈赓在平汉路胜利会师。
　　据说，蒋介石在这次事件后曾像疯子一样臭骂他的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人：“专门给你们安上四五十只现代化电眼睛，还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可耻！可恨！”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伯承一直是统领数十万大军的主帅，尽管工作很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亲自阅读从敌军手中邀获的报章、杂志、日记、公文和下级审讯俘虏，询问敌方逃兵的记录，因此，他对敌主要军官的脾气、秉性、所属派性、地位、出身、作战特点、行动规律等基本都能掌握，这就使他能够在制订作战方案时，把敌人高级将领的指挥特点、行动规律包含在其中，使整个战斗胜券在握。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元帅深知日军指挥官傲慢自负，目空一切，作战时呆板地按照条令、操典、战斗文书行事的特点，便相应地制定作战计划，打了许多胜仗。响堂铺一仗就是一例。抗战初期，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所以日军也把八路军当做蒋军，不放在眼里。1938年3月31日，敌军有一百八十辆汽车将通过响堂铺前往涉县，刘伯承将军定下决心，要在响堂铺打日军的伏击，但是，日军会不会临时改变计划呢？这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出自对日军指挥官心理的分析，加上对敌情的了解，刘伯承指出，只要部队注意隐蔽，不过早暴露行动意图，敌人是不会改变行动计划的。果然不出所料，那天上午敌人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我军的埋伏圈，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的汽车和押车部队。这一仗使前来观战的国民党军东路将领不得不佩服刘伯承将军的智谋。
　　刘伯承元帅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基本态势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百万大军对阵的大会战；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诸兵种联合作战，他都经历过、指挥过。战争的对象、规模、样式和特点都在不断变化，但刘帅却能以不变应万变。
　　无论什么局势，他都根据战争态势把握全局、灵活用兵，运用军事辩证法把战略、战役、战术统一起来。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这就是他百战百胜的法宝。

一泊

4　家庭婚恋之谜
　　刘帅一生虽历经坎坷，却拥有真挚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然而，有谁知道，美满的家庭中也曾有过痛彻心肺的哀伤……

4．1　蝇头小楷写成的情书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作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为了孝敬母亲，便把母亲和妻子从开县老家接到奉节同住。但由于操劳一生的母亲过不惯远离故土、养尊处优的日子，没多久便又带着儿媳回到了开县的乡下家中。
　　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等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36年他才又与红军战士汪荣华喜接良缘、并陪伴终生。
　　汪荣华出生在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一个普通农家。六安县地处大别山麓，山青水秀、林木茂盛，是个掀起反封建革命斗争热潮较早的地区。这里曾爆发过著名的六安、霍山起义，群众基础较好。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汪荣华的姑父冯先卓先生曾毕业于复旦大学，他在读书时接触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受姑父和革命气氛的影响，汪荣华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她和男孩子一样，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干得十分起劲。1931年，独山区青年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村里的青年都踊跃参军。少*送郎当红军，父母送子上战场，人们都以参加红军为光荣。
　　“当红军去”——这个埋藏在汪荣华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于是，她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她只有十四岁。
　　参加红军后，汪荣华先是被分配到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工作，后又调往英山区少共妇女部工作。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反“围剿”失败后，汪荣华才撤离英山县转入十一师从事医务工作。1934年，又调任省委少共妇女部当巡视员。第二年春天，又调任省苏维埃邮政局副局长。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刘伯承与汪荣华就是在会师中相识的。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派中央代表团慰问广大指战员。一大早，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战士就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戴着眼镜、富有军人气质的人引起了汪荣华的注意，她急忙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说：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陈明义告诉她：“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从此，刘伯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汪荣华调到了总参谋部四局工作，与刘伯承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加深了相互了解。
　　刘伯承常常在繁忙的军务之后，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在行军过程中鼓励她前进。虽然当时刘伯承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但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汪荣华更加敬重他，并由此产生了感情。
　　一天晚上部队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墨，提起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在信封里，让通讯员当面交给汪荣华。汪荣华看过信后，又是激动，又是害羞。与刘伯承相识后，她的确钦佩刘伯承的才华学识和高尚品德，在万里征途中，能有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十四岁就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和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因此，他俩第一次相约在河边散步时，她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着说：“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贫穷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头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河边散步回来时，汪荣华对刘伯承关切地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认真啰！”
　　汪荣华不仅在生活上关怀体贴刘伯承，而且在刘伯承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时，也勇敢地和他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1936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生伴侣，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即感到是那样的幸福。他俩的爱情，就像天上皎洁的月亮，穿过长征路上万里风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婚后不到一周，刘伯承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与汪荣华一起前往保安接受新的任务。
　　拂晓，正当他们沿山沟向保安疾进时，突然，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接着一声轰响，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弹片横飞，当汪荣华极力从硝烟中抬起头来时，她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刘伯承倒在地上，身边流着一摊血。她心里一紧：“伯承负伤了。”她赶忙跑过去，拨开刘伯承和警卫员身上的黄土，含泪为他们包扎伤口。刘伯承擦着镜片上的尘土安慰她说：“不要紧，打仗挂彩，乃兵家常事。”
　　这时，刘伯承低头发现汪荣华的腿也负了伤，他抬手抚摸着汪荣华的伤口深情地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现在我们俩都负伤了，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还面临着敌情。荣华，数你伤轻，赶队伍去吧！”
　　汪荣华看着受伤的丈夫，摇摇头说：“我不能丢下你，丢下你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刘伯承想到，四周到处都有敌人活动，都呆在这里很危险，随时会有牺牲的可能。于是，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我命令你走，现在能减少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革命保存一份力量。这里离我们的队伍不远，你快走，还来得及。”
　　汪荣华见刘伯承下了命令，不得己起身向刘伯承和警卫员告别，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
　　约莫个把钟头，部队收容班的同志赶了上来。由于刘伯承和警卫员伤势太重，只好由战士们搀扶着走。走着走着，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知道这是汪荣华，看着妻子的背影，他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对妻子的敬佩之情。
　　刘伯承和汪荣华这一对从艰苦征途和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患难夫妻，在战场上生死与共。婚后他们始终战斗在前线，有了孩子，他们就托付给保育院或是老乡。直到解放后，他们才真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孩子们也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刘帅晚年身体不好，汪荣华以深厚的伴侣之情陪伴、护理刘帅，熬汤喂药、洗漱换衣，无微不至、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感动了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医务护理人员，他们无不钦佩刘帅和汪荣华的爱情，深深赞叹这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开的爱情之花。

4．2　元帅与他的子女们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
　　“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跑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着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
　　也不允许警卫员、通讯员过多照顾，因此孩子们经常留在后方，和一般干部的孩子一样，艰苦朴素，自立生活。
　　1946年，刘伯承把儿子太行从延安接到前线。一天晚饭后，父子俩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兴地问：
　　“太行长得这么大了，上学了吗？”
　　“还没有，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不太好。”沉吟了一会，刘伯承又问：“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学校怎样？”
　　“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队伍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们习惯不太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赖着不肯去，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任白戈说。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对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有一些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第一，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脑子里反映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纯洁是有害处的；第二，在地方学校读书，可以多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一生。”
　　刘伯承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国以后，他的几个儿女都在普通学校读书，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员。国家配给他的特殊待遇，他决不允许孩子享用，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妈妈。
　　刘帅的六个子女都在单位和职工们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来看望父母。太行是刘帅的长子，他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肖玉兰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队医院工作，上下班来回得三个多小时，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领导也有难处，肖玉兰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对孩子的学习、工作也要求很严。有一次，儿子刘蒙和父亲谈起学外语，说是记了二、三千个单词，但还是把句子翻错。刘伯承耐心地给刘蒙讲解学习语言的规律，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钱。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你是提它们不起的。”他还详细讲了动词的用法，找到动词的准确含义后再去翻译。这样就不会错。后来，刘伯承还专门给刘蒙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刘蒙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果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次，刘太行病了，想休息几个月。此时，领导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没有请假。回家后，父亲问他为什么没上班，他照实说了。父亲问：“请假了没有？”
　　太行说：“没关系，局势这样乱，领导也不管事了。”刘伯承又问太行：“你们领导被撤了吗？”太行说：“没有。”刘伯承听后严肃地批评太行说：“既然你们领导没有撤，党还是把你们交给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领导请假，要遵守纪律。”
　　刘帅夫妇爱子心切，但教子有方，从不娇惯溺爱孩子。他们的六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解先、雁翎是医生。长子太行是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二儿子刘蒙在军事机关当参谋，他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并同他人一起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刘伯承青年时代》。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做技术工作。二女儿刘密群也是空军司令部的技术干部，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立功受奖，曾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并光荣的出席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刘伯承元帅几个子女的身上，不难看到帅门家风的可贵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

一泊

1　徐帅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

1．1　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怀着崇敬之心的海伦对徐向前的个人生活充满了疑问：
　　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徐向前一个人是山西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红军指挥员？海伦对于弄清徐向在各种不同的革命环境中所获得的印象和所作出的反应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她失望了，因为徐向前似乎一点也不关心自己，“十分谨慎，讲求实际，并不多言”。她凭着作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徐向前和其他红军指挥员一样“摆脱不了在革命生涯中产生的疲倦的心理。”（《红色中国内幕》）这无损于海伦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但做为局外人的海伦无法更深入的了解徐向前，也不可能理解这其中的缘由。
　　当时的徐向前不仅忍受着肉体的也忍受着精神的巨大折磨。一方面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长期受张国焘辖制，他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是深有体会的，对这次清算也是赞成的。但显然这一清算波及的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典型的就是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的遭遇。他们为这一运动的扩大化感到心情不舒畅，私下发牢骚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他们判了徒刑，打入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他们，做些工作。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规劝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要相信组织，但内心也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他率领的西路军在甘肃受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来到延安，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人，也去看过张国焘。毛主席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情况汇报后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而张闻天则责备了徐向前一番。想到成千上万的西路军将士被杀受辱，徐向前默默自责，无言以对。他不善于，也不会推御责任。
　　徐向前在延安的处境是尴尬的，这使他同海伦的会谈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他心内的波澜起伏无法同一个外国人诉说，而海伦也未必能真正理解。严酷的政治斗争迫使他不得不对许多海伦感兴趣的敏感问题保持沉默，比如关于他的第二位妻子程训宣的情况他就避而不谈。做为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生活在一个有着“因言废人”民族传统的国度里，他也习惯于出言谨慎。更何况自己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眼前却是“败军之将”，实在是“不堪回首话当年”。徐向前很客观地向海伦叙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但谈话到1936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便嘎然而止。
　　关于此后西路军与马步芳部队作战时浴血奋斗的情形和惨败的原因，徐向前无法对海伦细述。但那段经历却时时莹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
　　1936年10下旬，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下组成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那时谁也料不到中央下令四方面军渡河西征将会大败。尽管他们刚刚给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划了一个句号，还未休整；尽管棉衣、弹药奇缺，尚未补充；仍毫无怨言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四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1937年3月15日，陈昌浩派人通知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徐向前到石窝山开会，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离队东返；残部分成3个支队就地游击；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事先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他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徐向前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他拉着陈昌浩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指的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之后，本来就士气低落的部队更加人心涣散。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他们是边打边撤上山的，红军的尸体留了一路。
　　马家军杀疯了。抓到红军，几乎全部枪杀、刀砍、活埋、揭头皮，“点油灯”、剖腹挖心，残酷至极。五军军长董振堂及杨克明、许克基等领导惨遭杀害，头颅还被砍下，摆放在高台县城头示众。红军女战士的遭遇更恶，几乎全部被轮奸，有的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地下，下身被刀子捅烂。有的遭敌侮辱后，又被活活钉死在树上。
　　“有位领导把我的马偷走，逃啦。”撤到山顶的李先念对88师师长熊厚发说。
　　“不象话。”熊厚发大怒，左臂用力一拍，胳膊竟折断了，“我决不投降，打是死，投也是死，我宁可战死”。后来他被俘，解到西宁，被敌人用炮活活轰死，临刑前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西路军万岁。”那年，他才22岁。
　　西路军残部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围，40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二万多人，仅存此四五百人。
　　这些情况都是徐向前后来才知道的。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这件事时说：“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撼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
　　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次讲话是对西路军失败责任的定性。
　　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然而他显然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之一。没有人处罚徐向前，然而他的部下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有人和率残部来到新疆的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你打算去苏联，还是延安？”“去延安”。李先念不加思索地回答。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一次生与死的选择。有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都被秘密处决了。
　　来到延安的李先念，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一撸到营教导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接见了他，第一句话便说：“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两滴热泪。这句话不仅是对李先念个人的评价，也是对二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1937年12月的讲话从左倾思潮压制下解放出很多西路军将领，但同时也否定了西路军出征的意义。西路军败北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徐向前和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的心头。几十年来，徐向前顾全大局，委屈求全，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喋血奋斗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西路军两万多将士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前仆后继，歼敌数万名，虽因寡不敌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们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活动，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功绩是永不可磨灭的。
　　这些都是后话。当徐向前和海伦会谈时，西路军残部的结局还不清楚。海伦虽然满意地从徐向前那里听到了鄂豫皖苏区和四川苏区的完整故事，听到了海陆丰的故事，但关于徐向前的个人生活，擅长于由此打开红军将领内心世界并了解他们精神活动的海伦，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徐向前面前无能为力”。海伦没能掀开徐向前这个神秘人物的“面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徐向前之谜”。

1．2　阎锡山的“逆徒”
　　考察徐向前的个人经历，总和“阎锡山”这个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徐向前的前半生，似乎和阎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0年11月8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与永安村一河之隔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
　　以徐姓家族为主的永安村位于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借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拥有永安村唯一楼房的“楼院徐家”祖辈虽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武林世家，到徐向前出生之时显然已衰落，院内的小路已经破坏，只有院门门楣上表明这个家庭身份的“礼门也”三个字依稀可见。五间对称的东西厢房，由于住人的缘故，年年整修，状况稍好一些，可以想见它当年的气派。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说：“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在这个中等生活的家庭里，徐向前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也没有饥寒交迫的遭遇，但是他必须通过劳动自食其力。
　　而此时的阎氏家族，却由于后来任山西省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而正春风得意。当时五台县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治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要富裕些；村，就是指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
　　阎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1911年，徐向前10岁，开始读书。这时，以武昌起义标志开端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全国。在山西，驻太原新军第八十五标（相当于团）中，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第二营，于10月28日夜发动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但政权却落到了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手中。阎锡山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里。6岁丧母，由外祖抚养长大。他先在父亲的钱铺里学商，后来又到太原柳巷裕盛店里当小伙计。1902年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文章，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在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在东家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过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八十六标教练官，1910年任统标。太原起义时，他把兵力部署在保护抚署（清朝太原官府）的位置上，然后派出两个排去袭击守卫抚署的清军巡防队。他自己躲到一片小树林里，窥测局势发展。如八十五标胜了，他有支援起义军的理由，如果清政府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他也有保护抚署的借口。就靠这狡滑奸诈的手腕，他攫取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一向善于利用同乡关系发展个人势力。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锡山多以五台及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军官为亲信，作军中骨干。如徐向前的中学同学和手下败将赵承缓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几十年后，徐向前、彭德怀率军解放了太原之后，在山西流传出一种论调：“打跑阎锡山，回来徐向前，五台人还是沾光”。许多亲友熟人找*门来，有求情办事的，有送礼的。
　　刚刚解放的太原，人们还是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不放，似乎凡是和徐向前这个共产党“大官”沾亲带故的，就该得到好处。徐向前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帮助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两个打着“徐司令老乡”旗号的五台县商人，公然找*门来，要“借”汽车拉货做生意。有的人也找*门来，向徐向前要钱，要东西。徐向前严厉地说：“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找*门的一律送走！汽车是国家的，汽油是人民血汗换来的，不能随便动用！”两个姐姐跑到太原探望他，他对姐姐说：
　　“你们来只能住几天，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这种种事情传开，人们中间又出现了徐向前“不近人情”的议论。然而正是由于有很多徐向前这样的共产党人，不谋私利，高风亮节，胸怀坦荡，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并得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
　　客观地讲，阎锡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深深懂得“教育普及首在广造师资”。为了同其他军阀抗衡，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创办了一所当时山西第一流的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他计划这所学校每年招生20个班，两年结业就可得毕业生1200人，20年下来，山西105个县的小学教师就不至于缺乏，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样，在山西推行他的“军国主义”和“用民政治”就有了基础。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醉心于军国主义。他羡慕日本人说的“武装和平”，称赞德国人主张的“铁血主义”，他的政治野心，就是要在中国实现军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写了《军国主义谭》一书。这是他创办师范学校的一个宗旨。这所师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阎锡山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经常到学校听课、训话，还选派自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优秀军官担任学校军事课的教员。
　　不论阎锡山办学初衷如何，他创办这样一所官费学校，却给因家境贫困而被迫缀学做书店学徒的徐向前创造了一个摆脱命运束缚的契机。
　　1918年底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成为第一期学员。一入校，学校就发了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徐向前和其他学生一样完全是军人装束，还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
　　两年的正规教育，使徐向前拓展了知识，终生受益。特别是入校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并自然成了学生运动中心。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徐向前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别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五四”运动的发生对徐向前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逼着他想一些问题：“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闲暇时间，他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一些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他在国师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报纸上看到了“里宁（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开始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煞费苦心，想培养武文兼备的人才，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许多学生毕业后成了共产党的骨干。除徐向前外，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曾在国师学习，从事革命活动。阎锡山这时怎么也不曾料到，在他创办的这所学校里，有一个不太起眼又安分守己的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帅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了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然而正是阎锡山培养武文兼备人才的办学宗旨，开掘了徐向前潜在的军事才能，为徐向前后来走向黄埔，成为优秀的革命家、军事家做了必要的思想、知识和体力储备。比如当时学校开设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延用的健身方法。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坚持了六十多年，成为他长寿的秘决之一。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带病坚持到太行前线，亲自将一支地方武装训练成为主力兵团，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屡克顽城的奇迹，降伏“卧牛”、横扫晋中、攻克太原，将阎锡山赶出了老家，解放了山西，成为阎锡山的掘墓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派，和周恩来去太原，利用同乡的关系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阎锡山很赞赏徐向前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阎锡山很想借国共和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甚至说出了“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的话。
　　其实，如果不是阎锡山在山西反动、腐败的统治，逼得徐向前无法安身立命，他也许会过另一种安贫乐道的平淡生活，他在学校所受的军事思想启蒙教育将会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因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之时，从没有想过要去做一名军人，而是满怀“教育救国”的热情投入到小学教育当中。可在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他却两次被辞退。这对于一个热爱教育，并准备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报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当他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并被阎锡山创办的河边村川至中学小学部辞退后，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愤而离家，跑到太原想另谋生路。
　　正当他踯躅街头，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之时，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串连了几个同乡，凑了一点路费，由阎锡山部队中一位姓郭的军官介绍，乘火车南下到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徐向前第一次踏出山西省界，把他的眼光转向全中国。他无法预见自己的前途。既然教育救国的想法碰了壁，此路不通，只好投笔从戎，走用枪杆子救国的路，在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山西省偏僻而落后的生活，从反面刺激了徐向前的求知欲望。被阎锡山黑暗统治逼向黄埔军校的徐向前，迈出了踏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此后，他从黄博军校出发，一步步走向元帅之路。

1．3　“跨党分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被称之为“跨党人士”。这时，有人劝徐向前跨党，加入CP（共产党），徐向前却斩钉截铁地说：“我决不做跨党分子”。他的这一言行令很多进步同学感到困惑不解。是徐向前对共产党的策略抱有偏见，还是他不愿随波逐流，抑或有什么别的原因？
　　1924年，徐向前来到黄埔军校后，上的第一节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徐向前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加入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他和同学们都成了青一色的党员了。后来他和一些人说起来，都当是笑话。尽管当时徐向前加入国民党不是自觉自愿的，但因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后，他曾多次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被“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所吸引，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有所了解，并对孙中山产生了钦佩之情，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个组织。徐向前是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的，总要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他一旦接受了三民主义，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见他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共产党人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就劝他参加共产党。实际上，一方面他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无意识的，主要还是出于对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拥护和支持，本身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他单纯地认为一个人只能有一种信仰，不能“脚踏两只船”，而不知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严辞拒绝了同学的建议。
　　后来陈炯明叛变革命，徐向前做为学生兵参加东征，进行讨伐，并在东征的路上升为排长。在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徐向前和同学们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恶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徐向前心中默念着开学典礼时孙中山的一句话，“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告诫同事。这时，徐向前真心实意拥护三民主义，原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他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三民主义逐渐成了国民党反动派骗人的一个口号。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一年，从一个普通的入伍生，成为一名军官。黄埔军校的教育，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对他是宝贵的，使他开始懂得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学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在校期间，跟随孙中山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和讨伐陈炯明，培养了他的实战精神，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海伦在她的访问记中说：“黄埔军校的传统在红军中就表现在徐向前身上。对此他自己也是有所认识的。在我们的会谈行将结束的时候，他总结红军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原因，说：‘红军真正发扬了中国革命的传统精神，保持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红色中国内幕》）黄埔军校的生活给徐向前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1990年徐向前去世后得到了高度评价，被称誉为是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举世公认的。那么，不肯做“跨党分子”的徐向前，是如何从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
　　1926年，徐向前辗转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准备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他先到武汉军校（全称“中央军校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后到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校址在两湖书院。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享有盛名的一所培训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在这里担负领导工作或任教。武汉生气勃勃的革命形势和两湖书院的政治气氛，使徐向前又有了读书和思考的机会。这时，又有人劝他加入共产党。这时的徐向前，经过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政、人民遭殃等现象，变得更加深沉。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他还抽空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等共产主义书籍。
　　读书是进步的阶梯，思考是前进的动力。要真正迈开步子走，还要有人引导。徐向前任队长后，薪水较高，又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一些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几乎每星期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聚到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徐向前在交谈和争论中，思想认识不断变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历史的回顾》）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柄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4　南方升起一颗北方帅星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然而这位令北方人感到骄傲的元帅，同样是在南方成熟成长起来的。
　　徐向前从小生长在山西，在他23岁投考黄埔军校以前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北方的风土人情。在黄埔军校毕业留校后，他因为过不惯南方的生活，也思念家乡的亲人，很想回北方图谋发展。适值1924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入京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徐向前和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恰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正想插手国民二军，“改造”冯玉祥部，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还亲自召见了他们。
　　冯玉祥是国民党将领中的一位有识之士。徐向前到国民二军后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这对初出茅庐，又没有什么靠山的徐向前来说，可算仕途风顺、出人头地了。加之军阀混战，他又很有军事才干，应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位未来的帅星，为什么没能在北方升起，却又很快回到了南方呢？
　　原来，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冯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被派去进攻山西的国民二军也被阎军击败，军长岳维峻被俘，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
　　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徐向前，想在北方安身立命、图谋大业的美梦破碎了。这时早已不满于第六混成旅二团团副这个有职无权，不参不谋，无所事事的官差的徐向前，趁机脱离军阀部队，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家。但这时的徐向前再也在家呆不住了。几星期后，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都不愿再出来，他独自来到北京。
　　当时全国形势很乱，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这时有人劝徐向前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他婉言谢绝了。在国民二军的一年，他对于军阀部队的骄奢腐政、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他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为军阀个人争夺势力而卖命。
　　他眷念起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想起在东征的路上，军校学生一路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日夜奋战在东江地区。他们每到一地，动员群众，宣传群众。队伍中响亮地提出“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东征军严明的纪律，英勇的举动，深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部队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东江的大部分县城。征战的路上，士兵们热爱他这个排长。老乡们虽然言语不通，却看到了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和气气，他领导下的兵不拉，不打骂人，晚上睡在露天下。老人翘起姆指称赞，妇女们称是“文明军”，儿童跟着他们学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军歌。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怀恋。
　　徐向前决心仍然回南方去。经天津到上海后，传来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的喜讯，更加坚定了他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1926年11月底他来到武汉军校，并在那里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海伦说：徐向前是红军指挥员中不多的几位理想主义革命家之一。正因为有明确的革命理想，所以徐向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辨别航向，预见革命进程。决定行动方向。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徐向前毫不灰心丧气，孑然一身，从武汉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嗣后，高举党的武装斗争旗帜，参加广州起义，坚持东江游击战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人之一。鄂豫皖时期，他先是抵制了“立三路线”令红军包围和攻打武汉的“左”倾错误，继而又与曾中生一道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冒险计划，确保了红军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红四方面军西征期间，在漫川关附近的深山峡谷中遭敌重兵包围，情势险恶万分。张国焘主张分散游击，徐向前坚决反对，主张集中兵力突围。结果突围成功，保存了主力，开辟了川陕根据地。
　　从广州起义崭露头角，到挺进大别山、威震中原，直至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不仅要与凶顽的敌人斗，而且要与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外行指挥斗。
　　他凭着顽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进程中，徐向前的威名，在红军内部，在敌人当中，广泛传开来。一颗北方帅星从南方冉冉升起。
　　徐向前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帅的崛起，一方面，是北方军阀的反动和落后排斥了他，逼迫了他，使他无法在北方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吸引了他，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启迪了他，南方黄埔军校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培养了他，南方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引了他，使他能够凭着自己不畏艰险，勇于并善于克服困难的坚强韧性和革命斗争意志，在南方这块革命的土壤上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代在父亲严格教育下所学到的写作知识，青年时代在师范学校和黄埔军校所学到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理论知识，使他不仅善于指挥战斗，而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优秀军事论文。这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将，更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成为一位难得的帅才。

一泊

2　三次婚姻之谜
　　徐向前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间的酸甜苦辣，他极少与人谈论，但内心满怀隐痛。“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由此我们可以洞见徐帅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

2．1　夫唱妇随——第一次婚姻
　　1922年一个良辰吉日，“楼院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婚礼。
　　这是一件父母包办的婚姻。1920年，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气氛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还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取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三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在当地，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
　　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替他们完婚。
　　向前和香蝉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好在“性格很温和”的香蝉令徐向前和全家人都感到满意。一向比较随和的徐向前，限于家境的窘况，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想。何况徐向前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献身于乡村小学教育，香蝉这样一位勤快、温雅、会体贴人的姑娘，对他来讲算是比较理想的了。
　　婚后的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任教的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的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
　　这里的条件较好，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学校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徐向前在这里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此时的处境是较为满意的。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家和朱香蝉虽然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他们也象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体验。但是第二次失业的打击很快降临了，这种平静的小日子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1924年，失业后的徐向前，背着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香蝉忧急交加，得了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徐懋淮夫妇得知徐向前正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很快给他写了信，告诉他香蝉得了不治之症，日夜思念他。徐向前接信后，忧心如焚，恨不能立刻飞回香蝉的身边。但做为一名军校学员，纪律严格，身不由已。他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2．4　儿女情长——元帅与他的孩子
　　无论是做为儿子还是做为父亲，徐向前都是令人骄傲的。
　　但是做为元帅他又很难象普通人那样对父母和儿女尽奉养之责并共享亲情。
　　徐向前象世界上所有的父亲一样，爱他的家庭，爱他的子女们。当他初为人父之时，曾为那个爱情的结晶——女儿而欣若狂。之后，每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他都尽可能地倾其所有的父爱。徐向前是慈父，可作为元帅的他又很难象一般人那样尽父亲之责，特别是对他的长女松枝。徐向前永远忘不了1937年抗战初期，他随同周恩来进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顺便于9月16日中秋节前3天回家探望的情景。
　　他早晨六点出发，中午过后到了东冶镇，从这里到永安村还有几里小路，不能走汽车，只好弃车步行。要到家了，徐向前很兴奋，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和警卫员说着童年的生活、风土人情。什么东冶白菜、建安大米、台山蘑菇等都在话题之内。说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一位老人，背着口袋吃力地行走。徐向前一眼就认出是父亲的背影，但又不相信这么巧，走近一看，果然是。他轻轻叫了一声，老人愣住了，用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两个军人。徐向前站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大大（爸爸），我是象谦（徐向前的学名）。”老人听到“象谦”两个字，眼泪就流下来了，警卫员接过老人肩上的口袋，徐向前搀扶着父亲，问：“娘好吗？”老人家用衣袖擦了擦眼泪，说：“她头年就过世啦。”一听这话，徐向前的脑袋轰的一下，一路的喜悦象是被一阵狂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回到家里，姐姐、嫂嫂、妹妹、女儿，都很意外，恍如梦中相见，悲喜交集。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邻里，都往“楼院徐家”去，要看一看这个出在本村的能与阎锡山比高低的大人物。住在外村的两个姑姑也很快赶来了。院子里，人来人往，上房和东西厢房都挤满了人。徐向前热情招呼着来来往往的父老乡亲，一一回答他们的问话。
　　记事以后还没有见过爸爸的松枝，又眼生，又不愿离开左右，当爸爸问她话时，却又害羞地躲开了。看到这亲切而又陌生的女儿，眨眼之间已长成14岁的少女，徐向前感慨万千。
　　松枝的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又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一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命丧黄泉。松枝虽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抚养下长大的。1925年他脱离国民二军回家探亲时，松枝正在牙牙学语，口里喊着“大大”，伸着小手要他抱。而如今却生疏、羞怯得不敢到跟前来。倒是两个外甥围前围后地要求他把他们带到部队去，上前线打日本。徐向前尊敬两个姐姐，从小听她们的话。在他看来，姐姐们的话同母亲的话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姐姐没说话之前，一直没答应。当姐姐说：“行”时，他才答应下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抗日战争中都牺牲了。大姐的儿子郭富安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一起殉难；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阵亡于“百团大战”期间。
　　这次探家之后，直到1941年，松枝已是18岁婷婷玉立的大姑娘，长得方面桃腮，酷似她的母亲。聂荣臻派人把她接到八路军，后来又到延安，父女俩才有机会再见面。但此时的松枝已不可能象幼时那样亲近父亲，此后也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客气，把对父亲的深情和敬爱埋藏在心底。徐向前常常为此暗自神伤。但看到聪明好学的女儿，很快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他又感到无限欣慰。
　　好在徐向前满腔的父爱很快有了新的寄托。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步入中年的徐向前，再也舍不得轻易放弃做父亲的责任。
　　除了去前线打仗，他尽一切可能和妻儿在一起，就是去后方养病，他也要他们一同前往。徐向前在养病期间，为了调节身心，增进体力，常以自己喜好的粤曲拉拉胡琴，或是敲敲扬琴。不过他的琴技实在不高明。有一次5岁的女儿鲁溪，听到琴声天真地说：“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向前听了，大笑着放下手中的琴，把女儿揽在怀里亲了又亲。年过半百才真正享受到天伦之乐，这份儿女之情对他是何等珍贵啊。不过他毕竟是位军人，强烈的责任感总能使他在关键时刻理智战胜感情。所以他能多次离开幼子，奔赴前线。临终前还不忘嘱吒儿女们“永远跟着党走”。
　　令他痛心的是文革期间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凡高干子女都被揪。在他被“疏散”到河南开封后，孩子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他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这一切，直到他重新复出，才冰消雪融。
　　徐向前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需要温情，需要儿女的感情爱抚，更需要向儿女们输出父爱。他很幸运，他得到了。

一泊

3　奇特的性格之谜
　　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一种与预想截然相反的印象，他们说：“徐帅像个教书先生。”好奇的人们细细地思索其性格历程，不由得生发出诸多感慨来……

3．1　书生与武将
　　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那么他是如何将“书生”与“武将”这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统一于一身的呢？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分不开。徐向前也不例外。
　　徐向前小时候，父亲多在外谋生，他整天跟着母亲屋里屋外转。
　　他的母亲姓赵，名金銮，生于1862年，长在离徐家不远的槐阴村，家境与徐门相当。她中等个，眼近视，裹小脚，话不多，明事理，性格温和，办事稳重。她不是徐向前父亲的原配。在她之前，徐父曾娶一妻，两三年后病故，没有留下子女。赵氏并没有因为是填房而降低她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博得了长辈的喜爱。婆婆信任她，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她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的人。她总是把他让到屋里，给吃、给喝、给施舍，净手素斋，不吝布施。母亲这种行为，影响了徐向前。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盲目崇信的意义。他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他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母亲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博爱的种子。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他的劳动观念。七八岁以后母亲便开始安排他和哥哥劳动，规定他俩早起必须拾一箩头粪回来。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人称“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好强的银存（徐向前的乳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哥的前面。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他冻得缩成一团，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潮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3．2　性格中的方圆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题，他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
　　“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
　　“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3．3　“闯宫”与拍案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正在这时肖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叶剑英也气愤地说：
　　“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个性，尽力团结同志，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外。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关心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他痛心而无奈。当时，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也几乎过着被张“软禁”的生活，险些被害。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
　　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为避免“内讧”，忍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缺乏思想准备。
　　加上他长期卧床养病，本来就对政治变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但他搞了一辈子军事，懂得军队不能乱，涉及到国家安危。他被迫“闯宫”，只是出于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捍卫自己天职的良心。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和人身污辱而东躲西藏，原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无缘无故地打为“叛徒”，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帅先后被打倒……这一系列的反常事件使他震惊，也使他警醒。“肃反”时张国焘的丑恶表演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一再迁就陈昌浩的错误主张而导致悲壮西征的惨痛教训涌上他的心头。当年的顾忌已经不存在，多年的隐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变”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1967年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盛怒之下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他们。在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下，徐向前再次缄默了。他对政治事件的一贯“滞后”反应，使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全面清醒的认识。
　　几十年血雨腥风，他打破了张国焘代表中央“一贯正确”的神话，但没有打破由对毛泽东的崇信和热爱而自我编织的“神话”。

3．4　“我得了五个鸡蛋”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徐向前一生饱经忧患，给人留下了严肃、庄重、寡言的深刻印象。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笑，也很会笑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常以风趣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了他讲的道理。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自嘲地对黄杰说：“我得了五个鸡蛋”。在那个时刻，还能有如此聪慧的幽默，该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和坦荡襟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才正式出来工作。197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他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仅有的国防部长。两年后，他激流勇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的让位、让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决不逞强而延误工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胸怀，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有城府，精明、寡言，也很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解。他的多元化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一泊

4　无敌仁者之谜
　　徐向前身为军人，杀伐决断，战功赫赫。可他又被称为“仁者”。充满血腥的战场上，何“仁”之有？但他偏偏因为“仁”而无敌，所向披靡。这其中奥妙何在？要解开这个谜，不能不从他的军事思想谈起。

4．1　仁者乎，忍者乎？
　　做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为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人的两面性。究竟“爱”是他的真心，还是“狠”是他的本性？颇为令人费解。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S人，是爱兵的最实际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4．2　名字的魅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亲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山东只呆了一年，却引起了军界、政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这个普通而又响亮的名字，魅力究竟何在？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随红四师到广州花县。
　　这一带的地主豪绅，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安宁。任第十四团党代表的徐向前主动请战，带领一个连，出了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对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他武汉军校时的同事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GD办法打它！”战士们以为他说玩笑话，他去认真地解释说：
　　“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子，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两天过去，当红军从花县出发去东江，沿途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以他的勇气、才能和智慧，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信任。
　　强将手下无弱兵。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现在哪里。有时，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他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弹流血，就用左手指着敌人对想要帮助他的战士喊：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指挥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下，他指挥的部队军纪极为严明。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沿途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在反三路围攻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又玩出这一花招。
　　但是，这一招对徐向前的队伍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命令，一律不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到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
　　徐向前智勇双全且颇有谋略，他率领的部队又勇猛善战，怎能不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更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还是他的“人山”战术。
　　徐向前无论走到哪里，都首先了解当地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地形地貌，注意发动群众，使队伍能够立脚生根。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指挥大型战役，不仅多方搜集情报，而且织组部队进行战前大练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来注重“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深谙此道。
　　抗战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汤恩伯问他和刘伯承：“贵部政治工作（注：指争取群众）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
　　后来，在同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会谈时，徐向前又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状况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讲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要亲自做战前动员，战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差不多都踏遍了。他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纯朴的性情，也热爱掩护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山。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由于战争的需要，1938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这里，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落。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山地的依托和隐蔽，很难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久抗战。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说，徐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他找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一位干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总不如群众好！”这位干部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上造“人山”。5月21日，《群众》周刊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宽厚的“仁者”之心赢得了民心和军心，也使“徐向前”这个名字拥有多层含义，散发出威慑敌胆的独特魅力。

4．3　穿皮鞋的红军指挥员
　　海伦在采访徐向前的时候，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外国鞋”，并且说“据我所知，红军指挥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其实，徐向前并没有搞生产和经济的经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经济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他经常对人谈起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后勤工作。
　　基于这种认识，徐向前每在一处建立根据地，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必定还要考察当地的经济状况。当年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而每次战斗，他也非常注意向敌人索取部队的给养。
　　徐向前牢牢记着他的家乡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在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亲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质被他继承下来。在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大米送给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他动员部队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还嘱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在翻越秦岭时还身着单衣，饥寒劳累，艰苦异常。
　　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特异”，有的只是徐向前爱部队、爱战士的仁者之心和智者之心。

4．4　仁者无敌
　　爱自己的战士是容易的，难的是有时还要爱自己的敌人。
　　徐向前被称之为“仁者”，不仅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同志，更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敌人，又是如何爱敌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时，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重视改造战俘，以补充自己的兵员。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十分关心，甚至亲自做感化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曾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担任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的邢蔚，为解放太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于太原战役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受到宽大政策的感召，帮助解放军做分化、瓦解阎军的工作；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亲切地疏导他，使他进步很快，并在总攻太原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向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敌人也以诚相待，从而化敌为友，或许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人，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显示了他做为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抗战时期，冀南有一个反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受汉奸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在南宫以东的李家庄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30余人。徐向前决定以武力解决之。部队开始行动前，徐向前在干部会上说：“打六离会不能像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徐向前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六离会顷刻溃散。
　　徐向前高瞻远瞩，大仁大智，以“仁者”之心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使他所领导的军队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