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日记一 渡过于都河,赶往第一道封锁线 关于当年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要弄清楚多少人,什么时候从那里出发,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出发的日期,就有10月10日、10月12日、10月16日、10月18日、10月21日不同观点。出发的地点,有的说是瑞金,有的说是于都。直到最近几年,权威部门才统一了说法,中央红军是在1934年10月10日,从江西瑞金的梅坑出发,出发时有86859人。 这次新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被很早就定在了2004年10月18日下午5点30分,从于都县东门第一渡出发。显然,我们选择的是当年毛泽东离开于都的时间和地点。 我和同伴16号上午赶到瑞金,走马观花般去了一趟红井,然后又折回于都县。在车上看到了当天起程的“助学长征”队伍,本来我和他们的主席梁建华先生有过联系,只是由于无法筹集到高昂的资金,最后打消了参加的念头。 在于都大街上,我们找了一家比较便宜的招待所住了下来,当然还有“长征招待所”这个名字取的好的原因。 17号上午去参观了“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馆”旧址,馆长是张小平,一位子承父业痴迷于长征之人。他在我的留言本上欣然题下“以长征精神为动力,伴随你们重走长征路,祝圆满成功”!的留言。 老同学袁郁根又来看我了,这位七年没见面的大学同学,这两天热情地带我去寻找东门第一渡、长征广场、红军桥、长征桥。当他得知我要从这里开始重走长征路之后,相当惊讶。于都是第一次来,感觉这里快被长征化了,广场、街道、村子到处都有“长征”的字样。听老同学讲,在最近两年于都变化才大了些,东门第一渡口旁刚刚落成的“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即将取代旧馆,连老同学这位本地人对这个新纪念馆也赞叹不已。 终于盼来了出发的日子,对面汽车站高楼上巨大的挂钟响起了“东方红”的报时曲子,时间是7点整。到宣传部时,袁尚贵部长早从网上获知我们的消息。原来《楚天都市报》刊登我们出发的消息后,有四川、深圳、新华网等网络媒体转载。 何屋是于都的老北门,现在又叫东门,这里有一个毛泽东旧居,当年毛泽东就是从这里离开于都,赶往东门第一渡的。在门口出发的时候,一位陌生的老兄热情地给我们递上了烟。东门第一渡地处古田村,渡口纪念碑高10.18米,喻意10月18日毛泽东从这里渡河踏上了长征。时间还早,大家便在对面一户廖姓农户家里吃过午饭,热情的主人每人只收了两元钱。 属于我们自己的神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于都县委宣传部和电视台的人来了,还有一个中央某媒体的记者。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签字仪式后,在下午5点30分,一行七人踏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渡船。船工是花30元钱请来的,感觉他的热情是和钱的数目等价的。 于都河大概70年来一直在“蒸发”,看上去水位很低,和西北老家的渭河差不了多少。 梓山镇是第一站,我们晚上9点半才到达。第一天的行程是35里,路程不多,所以并不觉得累,更多的是兴奋。 不知我们的“临时指挥”为什么要去白鹅乡,那是会昌县的一个地方。第二天当我们到一个叫上蕉村的地方时,看到在路旁有一位老大爷在晒太阳,经过大声寻问,才得知他叫温罗素,今年82岁。他的父亲当年长征离开这里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一个12岁的小孩,70年来居然没有见过父亲,听后让人心酸。在这块红色土地上,这样的情形很多,老人说着说着流下了两滴浑浊的泪珠……。 天很热,我们的水早已喝完,噪子感觉直冒烟,双腿也开始发软。在下坡时我捡到了一个鸡蛋般大的桔子,5个人分而食之,感觉那是一种少见的美味,脚下仿佛也有劲了,其实心里作用更大些。 我们都没有走山路的经验,也没有向导,走的又是地图上没有的小路,只知道于都河流过白鹅乡。于是,多方打听后拐到了于都河边,开始沿着于都河向上流前进。 天马上就黑了,一位坐在家门口的老婆婆告诉我们,到白鹅约有“半里”路。我们精神一振,加快了步伐。但走出足有两三里后,仍不见白鹅乡的影子,看来老婆婆说的是“八里”而不是“半里”。方言就是这么难懂。路时高时低,一会儿下到河底,一会儿又上到半山腰。 不知到底还有多远,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走如此长的路,真想坐下来不走了,身上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双肩被背上的包勒得很痛,要不是将一部分东西寄到前面,估计这会儿要扔掉了。脚底板好像起泡了,每走一步都是钻心地痛。 在灯光的指引下,当迎面走来的老乡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白鹅”!我们东倒西歪的坐在了地上,一点劲也没有了! 第三天,从白鹅出发,经过铁山垄、靖石、盘古山后,第四天晚上到达浮槎。这是一个相当偏僻的乡,几乎与外面隔绝,交通严重制约着当地的发展 到达浮槎的时候,两脚在同一个位置起泡,走路如同企鹅一样,一拐一瘸很不舒服。欧阳汝荣是于都县人,看上去20多岁,在浮槎乡派出所工作,我们在吃早饭时认识了他。听说我们在徒步走长征路后,他执意付了我们每人2元的米粉钱,也成了新长征路上第一个提供帮助的人。 长征的先烈们心态是什么样的?是围追堵截之下的逃命?还是漫无目标的漂泊?恐慌、牢骚、困惑、信心十足……也许兼而有之。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态,比较起来可以说差别相当大。我们是有计划的,有目标的,以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和超越自我的挑战精神来支撑的。 在这样一个信息化,也可以说是金钱化的和平年代,我们的行动很少有人理解支持。没有人支付工资,没有物质和经济上的保障,完全靠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形式,最可怕的是,还要面对世人的误解、怀疑和嘲笑。是的,人各有志,对别人来说只要我不去做违背道德、法律的事情,只要我的所作所为还可以让一小部分人振奋、鼓舞,这就够了。我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不穷我很富有。 离开浮槎30里就到了龙布。刚才还在感激那位警察同志,在这里便被饭店女老板给“宰”了。她用“牛筋”充做牛肉来卖,小小一盘就要10元钱,而且米饭另外收钱。同是“苏区”人,却是冰火两重天。 牛犬山是个小村子,正式名子是版石镇的安信村。由于这里是一个交通岔路口,因此从地图上可以找到他,这里有一个木材检查站,只有十余户人家。从牛犬山到古陂这段路,走起来十分的舒适,路况如同高速公路。从最近几天了解的情况得知,两年前那两个英国人走长征时,几乎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线路。在龙布、新田都有他们的足迹,特别是晚上在古陂时,我们居然住的是同一个招待所。 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一道封锁线。红军于1934年10月21日开始,在古陂、新田等沿线,击退早有协议的陈济堂军的封锁线后,继续往广东方向赶去。在打下新田、古陂后,当地老乡和向导高兴之余,吟唱出了:“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新田古陂打胜仗……” 那次战斗中,师长洪超不幸被流弹击中,成为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他是湖北人。令人费解的是,这位为革命献身的师长遗骨,至今仍在新田镇白石圩村一个小土包里安身,上面野草丛生。该村安保主任廖明芳拿出了他祖母收藏的一个很破旧的公文包,这是红军用过的。他说洪超师长死后,受托掩埋的人将他的衣服连同呢子大衣一起拿走了。 当年红3军团4师是翻过古陂北面小山,向古陂发起进攻,渡河占领古陂。 今天,古陂河上建起了一座水泥桥,只是十分地破旧,河水蜿蜒穿行在稻田与村舍之间。古陂镇估计是赣南富裕之地,到处是三层楼房,第一层凹进约一米,如同伸着脖子的小狗蹲着一样。田野里是一片郁郁葱葱,四周山上树木密布,一派南国乡村美景,新修的公路穿行在稻田中间。稻田里的手工水稻脱粒机看上去十分有趣,用一只脚不断踩动,然后只需从上面塞进水稻,下面马上就有一粒粒稻谷掉下来,嗡嗡地响着。这种声音不知响了多少年了,这分明就是“稻田里的钢琴”,弹奏者有老人、妇女,甚至小孩,这“琴声”单调中韵含着生命力,响彻在赣南的田头、村落。偶有鸭子戏水于池塘,好奇的小狗随行几步,汪汪地告别,懒散的牛儿,自顾吃草,对于擦肩而过的远行客视而不见。 已是第6天,每天晚上都在“嫦娥姐姐”的陪伴下行军,在八九点钟赶到目的地。月光下的行军往往是饥饿和疲劳相随,所以对月色也就无暇欣赏。双脚很痛,两脚的泡一分为二,继续在裂变增大,足有小鸭蛋般大,休息之后,整条腿僵硬并痛得几乎无法挪动。身体仍然在适应期。 由于鞋底太薄,干脆花13元钱买了一双下面有钉子的“双星”牌胶鞋,希望明天走路会好一些。今天是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目前唯一能做到的是让他们对我放心。现在,最大的困难仍然是数码相机的事情难以解决,出发时只带了一个32M大的卡,照不了多少张相片便照满了。只能找电脑转存到移动硬盘里,一连找了两家打字复印店和一家网吧,均告失败,没有电脑让人头疼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