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点严肃的

流氓皮皮鲁

【彭德怀打倒了军中第一名将刘伯承 】

文章提交者：倇鳢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6〕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7〕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8〕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9〕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10〕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12〕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13〕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14〕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流氓皮皮鲁

【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

作者 砬佶伡

前言：粟裕大将是少数几名我非常敬重的我军高级将领之一，但有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没有得到重用，看了此文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推荐大家读一读。



在庐山会议上，有人劝粟裕把自已蒙受的冤屈提出来，他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这之后，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扩大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这时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

总参与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于1950年初即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调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由于从建国初一直到1952年7月，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的，粟裕工作中与军委负责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明显的矛盾，工作还比较顺利。唯一出现过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他与聂荣臻之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到毛泽东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委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担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

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粟裕就任总参谋长之后，很快就提出抽几个军作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的建议。对此，彭德怀认为没有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则坚持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领导认为粟裕是“告洋状”。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些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往往对粟裕出言不逊。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包括他主持下拟定的全军的作战计划，竟也长时间得不到批复。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58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他还当面向毛泽东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跟毛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已经不再信任他了。

黑白颠倒有口难辩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参加会议者基本上都是军委委员和军队的中央委员。彭德怀在会上宣布，这次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要采取大鸣放、大争辩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令粟裕深感意外的是，一天之后，即5月26日，当他接到通知赶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有军委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时，发现会议竟是冲着他来的。与会者就粟裕在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上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批判中给粟裕扣的帽子有“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还向总参二级部的领导作了专门的传达，明显地是为在军委扩大会上批判粟裕定调子。

军委扩大会议于5月27日正式召开，萧克在这次会议上被点了名。28日，粟裕就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这时会议的气氛还比较缓和。对此，毛泽东不很满意。他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因此要求元帅们和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

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不能同意×××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毛泽东看来还是不太满意。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泽东也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做检讨。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几乎总是要对一些原则问题和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检讨，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举例说，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张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向中央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派陈毅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他负责。他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

关于“告洋状”。当时他和苏军总长的会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会见总共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五分钟话。粟裕解释说，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但是，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

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浓烈的火药味，使每一个挨批判的人都不能不违心地进行检讨。粟裕看得很清楚，坚持解释下去，自己的问题必然被归入敌我矛盾。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粟裕不得不在第二次大会检讨时，把会议强加给他的罪名一一承认了下来。军委扩大会开始后，毛泽东曾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萧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点头赞同。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又在大会上讲：“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如果说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经过昨天他的检讨，造成了我和他重新团结的基础，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是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不过，粟裕并没有因此得到解脱。军委扩大会议虽然于7月2日结束了，仍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这就使毛泽东对粟裕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不久后，毛泽东甚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结果，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彭德怀是令人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但他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近期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的：“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这是历史的事实。

漫漫平反路

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务，调离总参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可以看出，粟裕连接触部队的权利都没有了。此后他长期任闲职。

对于粟裕以前的战功，自然也是能抹则抹。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1958年原华东军区和华野的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和“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也就是说，粟裕指挥的，曾经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七战七捷”，由于粟裕有了“错误”，也就被从历史上抹去了。

粟裕被错误批判和撤职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就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这时，有的老战友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旧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包括他经过呕心沥血的研究，为国家防务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也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使他的军事才华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起到应有的作用。种种不公正对待，长期心情压抑，使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得知这一消息后，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报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叶当面对他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0月16日，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粟裕同志送来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批判他的申诉报告一件，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结果，粟裕在蒙冤26年后，没能等到组织上为他正式平反，就含冤离开了人世。在中共中央的讣告里，也只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他蒙受的冤屈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讣告中一句未提。

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

流氓皮皮鲁

此后毛又讲了句公道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

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

高洋初当皇帝时励精图治，北中国大半为其所有。而后沉湎于酒，动辄肢解烹煮虐杀臣下，有一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发问：“汉光武何故中兴？”元韶是魏朝皇族，因为是高氏女婿，一直活得还不错，此时只得老实回答：“因为王莽没有把刘姓皇族全部杀绝。”于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二十五家直系皇族全部杀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饿得这位驸马爷啃自己衣服活活噎死。过了一阵，又在晋阳把诸元疏属也全部杀净，或祖父为王，或身为显贵，皆斩于东市，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槊，共杀721人，弃尸漳水，以至于后来剖鱼的人常在鱼腹腔中看见人的指甲，致使邺城人好久都不食鱼。高洋又留下东魏王子元黄头一个人，让他和一些死囚从高台上以席为翅，飘悠而下，事先讲好摔不死就饶他一命。死囚们纷纷摔成肉饼，惟独王子元黄头灵巧身健，求活心切，竟能飞到紫陌慢慢降下（估计有点象现在玩滑翔伞的技术），高洋食言，全然不顾“君无戏言”的古训，把元黄头交给御史关在狱里饿死，还不如摔死来得痛快……


追胡蝶也不过如此，妇人之仁真是害人

流氓皮皮鲁

【糊涂虫无德】


作者：剌冀勶









吴德是靠着工人运动起家的，而且，也一直在做白区工作，同时，他还是晋察冀的人，一身兼着几重身份。但是，主要的是他为人比较糊涂，所以，上边对他也不很防范，而且，吴德算是忠心耿耿的那种人，一旦得到命令就不顾一切的执行，宁左勿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吴德有一些城市的工作经验，因而他对彭真、刘仁他们一直有着共同语言，在去平原省工作的时候，又是刘少奇亲自点将，所以，吴德和刘少奇他们的关系也保持的比较良好，特别是他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但是，在1966年打倒彭真、刘仁之后，毛泽东提议调任吴德出掌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很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其实，只要看一下毛泽东用人的准则就知道了，毛泽东一直是避免给外界留下用人喜欢清一色的印象的，特别是文革初起，他更是不想让人感觉这场风雨雷电的大革命只是为了夺回自己业已不太灵便的权力感，所以，他尽量使用了一批中间色彩相对浓厚的人物，像李雪峰、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但是，使用这些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能够忠实的贯彻他的一系列部署，而一旦发现他们并不是得心应手的时候，立刻予以罢黜，比如九届二中会议上的李雪峰。

吴德在进入北京市委之后，江青曾经找他谈话，历数了他的成绩之后，郑重指出他的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吴德也是晋察冀的“山头”，而且，一直保持着和彭真等人的关系，所以，毛主席尽管对他吴德弃暇录用，但是，很多革命的小将对他仍然存有疑虑。江青对吴德的摊牌对吴德今后十几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指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德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开始向左的方向急转。特别是对刘仁之死，吴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刘仁长年带手铐就是吴德的决定。而后，吴德在清洗所谓旧的北京市委的活动中异常出色，而且，他开始背着李雪峰直接向江青等人汇报北京市的动态。就此保住了自己改组之后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

吴德一生唯一的一次不糊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对林彪集团采取措施。这时候，吴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德说：“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当时，毛泽东也确实在准备在军队内部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是，一个一直从事地方工作的吴德居然能读懂毛泽东的内心的意图，很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高度的评价了吴德的这个意见，说吴德是“一鸣惊人”。

也果然是一鸣惊人，吴德在随后的十大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接替谢富治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同时兼任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成为名符其实的“直隶总督”。再后来，吴德竟然成为朱德的接班人，接管了一直让王洪文垂涎已久的人大中共党组书记的位置，可见，这一次难得不糊涂给吴德带来的无限的好处。吴德为后人所诟病的就是在1973年11月的“帮助周恩来事件”和1976年四月的“四五事件”。1973年11月，在毛泽东授权之下，由纪登奎、江青、张春桥、吴德、陈锡联、姚文元、李德生、苏振华、李先念等人组成所谓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吴德在小组成立的三个月中，“勤奋”的工作，就北京市的问题多次向周恩来发难，指责周恩来是“党内的周公”，想学习孔老二搞封建的“克己复礼”。最为主要的是他同时还把矛头对准了同为小组成员的李先念，所以，后来吴德被江青他们称作扰乱了斗争对象和方向，受到了江青的当面斥责，而这一次斥责竟是吴德对四人帮产生反感的发仞。

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中，吴德被北京市民称作：“无德”，他秉承毛泽东等人的意图大肆逮捕群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以致于在后来批判吴德的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说：“吴德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简直可以编成一本书，许多干部群众对吴德同志非常反感，认为他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如出一辙。他这样的人继续盘踞在首都的领导岗位上其实和四人帮在位是一样的效果的。”

吴德自己深知他并不是四人帮心目中的亲信，所以，当华国锋和四人帮出现争端的时候，他毫无犹豫的站到了华国锋一边，坚决支持逮捕四人帮，而且，在整个行动中，他和吴忠都是非常卖力气的，这也多少给他后来的结局加了点分数。四人帮被捕之后，吴德再也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他紧跟华国锋的结果是让自己很快的结束了政治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吴德和汪东兴等人一道成为众矢之的，吴德被勒令请假检讨、退出会场，在他离开会场之后对于他的结论很快出笼，这位前北京市的一把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内定罢免了一切职务。陈云说，吴德同志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观念。言外之意就是糊涂虫一个。

1980年之后，国家的政治空气得以逐步好转，在十二大上，胡耀邦、万里提议吴德担任中顾委委员，认为他毕竟在抓捕四人帮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提议获得通过。吴德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没有被一落到底。

附：吴德之子吴正伦简介

吴正伦，男，汉族，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干事、科长、副处长、处长，北京市委政法委第一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

feel

晕!

离离原上草

是不是搞政工出身的啊。很有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