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方的朋友:
我经常对朋友和学生说在生活中我最讨厌三类人：cynic，gossip，snob，请原谅我用英语，因为我用它太多，有时候思维的时候反而是用它而非汉语。 cynic的主义当然是cynicism（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对一切都抱以娱乐心态，对一切都插科打诨不认真，嘲笑别人的理想主义和热爱、认真，对一切都恶搞。其实有些东西是不可嘲笑的，比如理想主义。没有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坚持追求真理（甚至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认真负责地传递人类文明之火炬，人类今天也许依然停留在原始时代呢。
看到远方这段话 首先想起的居然是拆下肋骨做火把的顾淮 三十万言书的感触太深了吧 和那写过"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亦梦亦非烟"的前辈 自然还有浙江绍兴那把有名的匕首投枪 民国时候著名的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和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还是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钱理群 2007年9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再看个有意思的----------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这是 1912年5月20日，二十三岁的戴天仇在上海《民权报》发表一篇只有24个字的短论《杀》，却一连用了四个“杀”字，端的是杀气腾腾。年轻气盛的戴天仇只是为了反对当时初生的民国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债，熊希龄是财政总长，唐绍仪是国务总理，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章太炎大概是赞成这一举措，被捎带上的。 两天后，上海公共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天仇。虽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公诉。 戴天仇后来以戴季陶之名为人所知。他于1912年3月在上海租界创办《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措词激烈，读之令人兴奋”。从4月16日起，他在报上接连发表十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日和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4月26日起又连续发表六篇《讨袁世凯》。仅文章标题就让现在的人开了眼界。 但在当时，戴天仇被捕后，上海日报公会马上就提出抗议:“查言论自由，凡文明之国无不一律尊重，即报章之中有措词稍涉激烈者，亦宁置之而不为过。”“此次无故逮捕是何理由，根据何种法律？”当然，最值得一提、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被戴声讨的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他的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无论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恐怕都没有比唐绍仪此举更能感动民族言论史的一幕了。 5月23日、24日，《天铎报》以《戴天仇被捕记》、《戴天仇被捕再志》为题连续报道了这一件事。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共和国言论虽属自由”，但“该报措词过激”，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而据胡道静《上海的日报》所说，戴天仇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时人风骨如是. ［此帖子已被 游侠纳兰 在 2008-12-10 16:07:12 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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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08-12-10 15:4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