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章立凡：有一种感觉叫肉麻

冬虫

《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 作者王兆山，6月6日《齐鲁晚报》）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章立凡 知名学者


有部老电影叫《战斗里成长》，回顾我的成长历程，发现自己是在“肉麻里成长”的，尤其是那个“早请示，晚汇报”外加唱颂歌跳“忠字舞”的年代，肉麻是每天的功课。历练久之，“麻阈”渐宽，常规语言的肉麻渐能忍受，最难忍的是“诗性语言”的肉麻，例如读某大文豪的颂诗时，那麻感从头皮开始，由表及里，麻遍全身，透入骨髓……

告别“文革”快32年了，我已很少肉麻，也许是有了一点年纪，变得麻木了。今年地震以来，哀毁过度，神经敏感，从“加油”那一刻开始，直至近日我的一位老朋友“泣告”，某种久违的感觉渐渐回来了。近日上网，忽见《词二首》（作者王兆山，6月6日《齐鲁晚报》），立时麻倒，狂呕不止。兹录其一如下：
《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我不知道：做鬼是不是幸福？躺在坟墓里（如果有的话）看奥运转播是什么感觉？阴阳两界能一同欢呼吗？既然作者如此认为，不妨自己来个“亲历死也足”。拍亡灵马屁，世称“谀墓”；假冒亡灵“墓谀”生者，是作者的创意。肉麻源于矫情，矫的是人类之情，禽兽不与焉。见过矫情的，没见过这么矫情的。老了老了，不知遭了什么报应，居然被这种连格律都不通的“诗性”肉麻击倒？
作者强调“天灾难避”，我只是个“打酱油的”，怎敢有意见？但作者以死难者的口吻歌颂，我倒是有点疑问：你还没死，是站着说话的主儿，凭什么来当废墟下的冤魂“代表”？我国是一个在舆论导向上讲究“以人为本”的国家，大灾之年，举国哀痛未平，就急着“坏事变好事”，“代鬼填词”的“王代表”，你是不是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从来都是不骂人的，仅在此勉励一下作者：“加你的油！做你的鬼！幸你的福！”（中间删去若干字）没准还附上一支民间流行的歌……　　

冬虫

废墟下的“幸福鬼”自述出中国文人的丑陋

                              
   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的“词二首”。在《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写道：“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读完全词，笔者在心灵受到极大震憾之后，又为词作者的丰富想像力拍案叫绝。一个血肉丰满的大活人，竟能以地震废墟下亡灵的身份写出如此感情充沛的自述，这样的文字功力不能说是后无来者，最起码是前无古人。
    毫无疑问，山东词人王兆山笔下的幸福鬼是指在汶川大地震中逝去的亡灵，他（她）们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主席唤总理呼，是因为党疼国爱，是因为有十三亿骨肉同胞的悼念和痛哭。
   诚然，大地震发生后，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情系灾区百姓，在地震废墟前，在灾民的帐篷里，他们脸上纵横的泪水就是国家领导人与民众同甘共苦、休戚与共的真实体现，而国旗破例为百姓降下就是党和政府对死难同胞的最好悼念。
    然而，人世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地震中的遇难者因此最悲惨。可以说，就是国家主席和总理哭干泪水，就是国家哀悼日设定为三年，就是全体中国人哭上十载，在这场特大自然灾害中逝去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山东的王词人是如何感受到地震废墟下亡灵幸福的，也不知道数万鬼魂是否会发出如此幸福的自述，但我知道的是，失去儿子的父亲，失去女儿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直到今天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里。
    因为我不相信迷信，所以我认为死者不会有悲痛也不会有幸福，而山东词人代表地震亡灵发出的幸福感自述，说难听些就是对活着的灾民们情感的污辱。我不知道这位词人想通过这首词表达什么，但我却知道，这位名叫王兆山的词作者是山东省作协的副主席。
    柏杨先生笔下的中国人是丑陋的，然而，笔者则认为丑陋的中国人中最丑陋的是文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还是以陈旧的思维方式，浓重的御用情结，拿灾民们的伤痛邀功请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国家主席和总理的平民形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他们的亲民爱民敬民的举动更是深受国人爱戴。在这样的现实下，一些文人还未走出传统文化的樊篱，不能说不是现代中国文化群体的悲哀。
    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不需要这样肉麻的吹捧，因为这样的吹捧太廉价，因为这样的吹捧不是出于文人的无知，便是因为文人的别有用心。自作多情的余秋雨用不着向四川灾民哭诉，对于百姓的诉求，温家宝总理早已做出了庄重的承诺。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举措深得民心，用不着王兆山拿让灾民寒心的“幸福鬼”一词表功，灾难发生一个月了，翻一翻中国历史，看看哪一个朝代能够做到今天的四川大灾之后无大疫。
    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家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解放军将士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有多少基层干部为救灾废寝忘食，有多少白衣使者为伤残者解除了病痛。可以说，无数人为灾区做出的巨大贡献已经将中国历史改写。可以说，中国政府抗震救灾的丰功伟绩已让所有文字黯然失色。
    余秋雨式的哭诉，王兆山的“江城子”充其量是现代中国文人令人肉麻的无病呻吟,是对传统马屁文化的发扬光大。他们的呻吟声，在社会文明进步的现实面前显得是那样的丑陋，显得是那样的龌龊。如果在地震中死去的人真的有灵魂，当他们读到王兆山“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词句时，是不是会向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作家索命。

冬虫

　6月6日，《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了王兆山先生的两首词，其中一首名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在传媒中传开后，引发了许多读者和网民的巨大反感。这几天，互联网上对他一片斥骂之声。
　　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和全国人民英勇的抗震救灾伟大斗争，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互联网上、文艺演出活动中，都出现了大量感人肺腑、激荡人心的好诗篇，唯独这首《江城子》词，虽然也是描写地震中民众的感受，但却令人反感，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复述一下这首词：
　　“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避难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作者写作初衷，可能是为了表现从中央领导到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关爱受灾群众，借罹难者的语言来进行抒情，应该说，运用这种艺术化的表现手法是允许的，动机也是好的。
　　但是，由于作者在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上的胡涂，这首词错误地解读了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因此，这首词所起的作用显然是负面的。
　　首先，该词错误地解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灾难发生后，之所以牵动了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即组织全国人民投入抗震救灾，解放军、武警、公安消防人员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立即赶赴灾区，就是因为地震发生后，废墟下的生命在呻吟，必须立即前去救援。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大的，人权、人性、人本中的第一要素，就是人的生存权，生命高于一切，而党和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生存幸福。人民的生存幸福是“果”，党和国家的一切关怀行为是“因”。这种理念，就是“人本思想”，事实上它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孟子就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他又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央领导同志冒着余震、山体滑坡的危险，多次到救灾第一线；解放军和其他各路广大救灾人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争分夺秒，早一点、多一点救出废墟下的生命。但即使是这样的“党疼（痛）国爱”，也依然无法挽回数万条生命，对逝者而言，地震大灾无情，他们被迫离世，是永远的痛苦和厄难，他们根本无“幸福”可言，而王兆山的词中却说他们因为有了“党疼国爱”，所以便“纵做鬼，也幸福”，这就是属于“强奸鬼意”的没心肝式的语言了，是把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颠倒过来了，它实际上是在误导人们：有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即使死了也满足。而实际却是，我们党和国家向人民施以关怀，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并不是要人民用生命来感恩，诗人岂可以这种轻佻语言来代鬼“立言”，这就无疑太冷酷了。
　　其次，这首词最后两句“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也很不妥。地震和奥运并没有任何联系，硬拉一起便是矫情，这是写诗填词之大忌。而且奥运与人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中国举办奥运，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友谊，让生活更美好，也就是说，奥运本身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缔造和谐世界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因此，2008年北京奥运就定位为“人文奥运”，这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生存、幸福第一尊重的理念。而这首《江城子》词，却把“看奥运”当成了比生命还重要的人生目标，认为只要有奥运会可看，即使死了做鬼也心甘，也会“欢呼”，这实际上颠倒了因果关系，既亵渎了逝者，也亵渎了奥运会。
　　三是作者在创作思想上犯了混淆歌颂和阿谀界线的毛病。自古及今，颂诗、颂词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数量大、题材广，有颂君王的、颂师长的、颂社会群体的、颂国家的，等等。解放以后，我们的歌颂性作品也很繁盛，有颂领袖的、颂党的、颂祖国的、颂英雄的、颂山川的，等等。在歌颂性文学作品中，讲好话、作比拟、以形容词进行修饰，也都允许。但是，这种形容和比拟必须确当。超过了程度便是阿谀。如“文革”中，有人“歌颂”江青这个反复无常的反人民的戏子是“旗手”，要向她“学习”之类，就是谀词，肉麻而无耻。王兆山这首词也犯了这个毛病，他把明明是痛苦逝去的冤魂，说成有“幸福”，说成他们为了“看奥运”，便“只盼坟前有屏幕”，这便是过头话，乱用形容词，从而把抗震题材的词，写成了阿谀词，这很不可取。
　　即使单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此词也存在问题，如没有严格按平仄和韵脚写，其“左军叔，右警姑”之类的语言，亦略显轻佻；“也幸福”、“同欢呼”之类词句则过度白话化。
　　当然，即使是王兆山写了这么一首不好的词，但我也并不主张对他一棍子打死，我相信他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观念上极端了点，把词的思想立意写歪了。但我们给他指出来，批评一下就行了，不必大张挞伐，更不应从人格上羞辱他。因为他的这首词，用词遣句不妥是肯定的，但并无对社会的恶意。有的网民对他咒骂，甚至写诗填词咒他死，这就是网络暴力了，我是不赞成的。

星期八

肉麻，就怕流氓有文化啊，历来最无耻之徒，莫过于此等文人

猪样年华

文人也拍马屁，只不过有股酸酸的味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