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为什么艺术教育是重要的?

离离原上草

 内容摘要：从认识、道德方面为艺术教育寻找理由是缺乏理论和实践根据的，因为艺术思维是人类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认识和道德都是后于艺术的。艺术教育实际上是尊重人的心理自然发展的一种健康的教育方式，对它的忽视就意味着对人的发展的损害，而我们目前的教育方式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损害。基于我国人口和资源严重不平衡这一事实之上的高考，加重了对艺术教育的忽视。为了实在地加强艺术教育，就必须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以具体的教学方式予以贯彻。
    
     关键词：艺术教育，艺术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心理发展
    
    
    
     从表面上看，艺术似乎是一种令人愉快却无足轻重的东西。在每一个学生最终都要面临的高考如此激烈而严酷的情况下，提倡并实施艺术教育的理由何在？这是许多教师、教育管理者甚至学生都可能感到困惑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从艺术哲学的根本原理出发，结合艺术在人类认知发展史中所起的作用，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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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是某种并不现实的东西。艺术当然可以而且常常为艺术之外的现实目的服务，但是艺术本身却并不是现实的。书法家写字，画家作画，作曲家作曲，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作品的欣赏，都可能完全不是出于现实的目的和动机的——而且，或许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创作和欣赏才是最理想的。我们可以把艺术比喻为原始森林的一棵树。这棵树当然可以用作制器的材料和供热的木柴，但是它的存在理由当然不在木工房和炉膛里。然而，在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看来，人类生活中竟然存在着艺术，是一件乖谬而不可理解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慧见——因为艺术完全可能是“没有目的”和“没有现实意义的”，艺术显得是一种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我们不可因为这种功利主义的立场的严酷态度而拒绝在理论上重视和研究它们。古代两位伟大的哲人柏拉图和墨子就是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对艺术的存在提出质疑的——这种质疑仍然是现在的艺术哲学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柏拉图指责“诗人多谎”，“艺术和真理隔着三层”，所以把艺术家从他所构想的共和国中开除了出去。墨子认为艺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以否定艺术。我们必须承认，仅仅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说，他们对艺术的否定是有理由的。
     无论如何，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倒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柏拉图和墨子的主张——我们确实是非常彻底的功利主义者。就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术课程总是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在“不切实际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大家所重视的是高考所涉及到的课程。进入大学之门，毫无疑问是一个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那么学校时间在最大程度上地被用于和高考有直接关系的课程上，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我相信人们一般有这样一种看法：艺术确实是某种令人愉快的东西，但是和现实人生中的诸多要务和急务相比，艺术终究是无足轻重的。
     许多理论家不甘于艺术处于一种仅仅为我们提供某种愉快这种卑微的地位，他们相信艺术使我们发生的愉快和生理快感是不同的——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惜他们提拔艺术的地位的方式却是错误的，即他们把道德教化的重任派给了艺术，并且认为这几乎就是艺术存在的唯一理由。——那么，艺术究竟能不能执行道德教化的任务呢？当然能。不过，尽管如此，艺术作为道德教化的执行者，与道德教化本身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黑人究竟能不能被用作摘棉花的机器呢？当然能。不过，黑人毕竟和摘棉花的机器是两回事。这就是说，被道德利用的艺术仍然是艺术，虽然它可能（而非必然）不是很好的艺术；被利用为摘棉花的机器的黑人仍然是人，虽然他不是理想状态中的人。因此，艺术性是可以独立于道德而存在的；换言之，“艺术”和“道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艺术既非必然就是道德的，亦非必然就是不道德的。希特勒和纳粹非常器重瓦格纳和贝多芬的音乐，文革时代极左的当权者非常重视京剧，现代京剧因此在艺术上达到了不可否认的艺术高度。另外，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信的根据声称艺术家和艺术学院的学生的道德水平必定高于普通人。因此，把艺术教育理解为仅仅是道德教育的一种辅助形式，是缺乏理论根据和实践根据的。
     另外，如果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真理的话，艺术也不应该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认识。 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真理概念，是指那些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命题。艺术的目的显然不仅不是这样一些命题，而且常常反对这样的命题。我们并不否认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并非完全可靠的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但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性的现象，而非普遍适用于一切文化和历史时代的艺术原则。真理的普遍性决定了真理的形式必定是抽象的概念、判断和推理；音乐显然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概念，因此音乐和真理就不可能有任何瓜葛。从我们自己的艺术经验来看，艺术显得是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它似乎只能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或某种态度中。真理的特征是客观性，而艺术的特征是主观性，这也说明艺术和真理是判然有别的。从真理的立场说，艺术常常是谎言。毕加索就曾经说过，艺术是人们乐于接受的骗局。有些理论家不甘于使艺术处于这种与真理无缘的境地，于是声称艺术能够发现比科学真理更为深刻而神秘的真理。然而，起码在我看来，这种断言除了导致神秘主义和巫师般的咒语之外，别无其他意义。
     看来，求知和德行都不能证明艺术的存在理由，于是人们转而诉诸感情，以为艺术是感情的表达，因而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感情教育。这种断言也是缺乏学理根据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表现论从来也没有从逻辑上把艺术与通常意义上的感情表达区别开来。感情当然是艺术中常见的征象，但是艺术可能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不独是感情，感情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因此感情在艺术中无论如何没有资格占有本质的地位，因此艺术教育也决不是某种形式的感情教育。
     这样一来，在人类生活中，艺术似乎并不占有任何重要的地位，也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义——然而，这是一种误解，一种以现实作为衡量标准而产生的误解。实际上，上述对艺术和艺术教育的看法，对艺术虽然是肯定的，但它们的理由却是错误的，也仍然是以现实作为衡量标准而产生的误解，因为它们无不是从作为现实的组成部分的真理、道德和感情方面为艺术和艺术教育寻找存在理由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在现实标准之外——也就是从艺术自身——为艺术和艺术教育寻找存在的理由，以此表明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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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证明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就必须理解什么是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艺术教育的旨趣。在这篇篇幅有限的论文中，我们只能简单地阐述：（1）艺术并不是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而产生的一种奢侈品。（2）艺术并不是在人类进化史上当人类的智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而产生的一种智力过剩现象。（3）艺术能力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一个本来毫无意义的突变的结果，这种突变使作为全人类共同祖先的一群古猿的认知方式发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而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就标志着人性的产生和人类历史的开端。现在我将对这三个观点依次论列。
     （1）我们非常容易把艺术视为一种过于高级的意识形态，并因此设想艺术是一种只有在生产力和其他文明形式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人文现象。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加强了这种误解，因为在现实中，起码是在所谓文明社会中，我们的当务之急通常是与现实直接相关的事务；至于艺术，通常只是在现实的劳作和苦役暂告停息之时才有机会出现的某种“消遣”。另外，在晚近的阶级社会中，学院派或者精英派艺术概念之下的艺术通常掌握在有闲阶级的手中，衣食无忧的资产阶级独占了享受艺术的权利；物质匮乏的无产阶级似乎只有仅仅为保住他们的肉体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单纯的经济生活。这样一来，艺术被看作后起的某种奢侈就好像是顺理成章了。关于艺术起源的许多尝试性的探索，如艺术起源于劳动说、巫术说、精力过剩说，本身即包含着这种先入之见，就是说：艺术不可能是先于其他许多人类活动的活动，艺术一定是后起的，一定是起源于别的什么人类活动的。
     然而，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一定有一个不存在艺术的漫长阶段，艺术必须耐心等待它在“将来”上场的合适机会。我以为这种假定缺乏根据，甚至显得怪诞，因为我们将看不到那个适合于艺术上场的机会会在什么时刻出现，为什么要出现；艺术将像一个神经质的生手演员，因为紧张而忘记了整个剧本，惊恐不安地呆在后台，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上场。但是，艺术或许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倒霉的演员。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据说是必定在艺术之先的劳动和巫术，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艺术已经存在于劳动和巫术之中了。当然，在远古时代不存在现代的艺术博物馆，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但是，同样，在远古也不存在现代的这种似乎可以完全归为物质活动的劳动——其实，无论在什么时代，把劳动归为单纯的物质活动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远古的先民相信农耕渔猎、采药筑屋这样一些劳动，是神灵传授给他们的智慧，本身并不是完全物质性的。我们必得承认先民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倒不必相信传授给他们这种智慧的是他们之外的神灵，因为他们所相信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劳动完全不是动物性的活动，不是物质性的活动；劳动之所以是劳动，在于劳动采取了“形式”，在于劳动中蕴涵的意识，如把牛套起来拖动犁铧这种形式，完全不是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的，而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创造出来的，而且在最初这甚至是一种看起来相当怪诞的想象和创造——它起码扭曲了牛的自然本性。这种想象和创造，若是碰巧可以促进人类早期的物质生存，那么它就成为生产方式；如果它对人类的物质生存并没有帮助，它就是艺术，如澳大利亚的原著民吹空心树干而发出呜呜之音。以此观之，牛耕，单就其形式来看，也是艺术——这就是古希腊“艺术”与“工艺”未经分化的那个朴素概念所包含的真理。这样一来，甚至劳动中的想象和创造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劳动立刻就不存在。如果我们愿意把这种想象和创造就叫作艺术（古希腊的概念）的话，那么事情的真相是：艺术是母亲，劳动是女儿，而不是相反。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剖析和否定艺术的巫术起源说。巫术若是不以艺术能力为前提，是不可能存在的。以针刺偶像试图对这个偶像所代表的真人造成伤害这种巫术形式，在中国和西方都存在。在这里，偶像作为一个并非真人的形象，当然不是自然本来就有的，而是人想象和创造出来的；这个偶像作为对真人的表示，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和如今肖像画中的人物形象也被相信是代表真人的这样一种符号，是完全相同的。针刺这个偶像并相信这种行为可以对它所代表的真人造成真正的伤害这一思想，就更不是自然现象，因此也是人想象和创造出来的。当这一系列的想象和创造活动并不和伤害人等等实际的企图结合起来的时候，那就是（现代意义的）艺术；戏剧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实际上肖像在现代社会里仍然具有巫术作用，伟人的肖像就具有这种作用。当然，从时间顺序上说，如今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必定后于巫术；但是，从逻辑上说，艺术能力却是巫术的前提，或者说，在逻辑上，艺术是先于巫术的。或者说，巫术若是离开了艺术立刻就不存在，而艺术离开了巫术却可以存在，由此可知，艺术是基础性的，因而也是先在的。
     至于艺术起源于精力过剩说，除了暴露物理主义的思维方式的愚蠢之外，别无其他意义。因为这一学说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因为只有人类有艺术能力，因此人类是唯一精力过剩的物种；如果其他某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精力过剩现象，那么在这一物种中将发生艺术。另一个推论：艺术教育的有效方法，或许是唯一的方法，是使学生精力过剩，这包括加强营养和体育。——可是这一切都是胡说而已。
     综上所述，艺术非但不是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出现的，反而是一切文明形式的基础，是人类生活的先在的基础，是人类历史的开端。
    
     （2）艺术也断然不是在人类进化史上当人类的智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而产生的一种智力过剩现象。这种“智力过剩说”与我们的实际经验是背离的。艺术能力自然必须以一定的智力水平为基本条件；我们不能设想水母与蜗牛可能具有艺术能力。但是智力的发达起码在逻辑上不可能导致艺术的发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位对艺术缺乏感觉的象棋大师。智商测验虽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总体能力，但是它无疑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概念、逻辑、数学、空间直观等能力，这些能力实际上构成了所谓智力这一概念的核心部分。就个人而言，天才的艺术家的智商不见得非常高。众所周知，数学能力的欠缺限制了歌德的自然科学兴趣。从另一方面说，智商高的人不见得具有艺术才能。就儿童心理发展史的角度说，儿童的艺术能力的出现似乎大大早于其他能力。尤其在音乐方面，几乎全部的音乐大师都是在智力尚处于幼稚阶段的幼年即表现出令人震惊的艺术才能。这一切都说明，艺术能力不必以超出寻常发达智力为基础。
     智力不能不依赖于抽象能力。如果假定艺术是智力的派生物，那么就意味着人的抽象能力是先于艺术的，因而语言和概念是先于艺术的。当然，这一推理不见得非常荒谬，因为我们假想的论敌仍然可以争辩说，抽象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和概念能力是从动物性的认知能力进化而来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序列：
    
     动物性的认知能力抽象能力（语言和概念）艺术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个序列的武断：首先，迄今为止，动物心理学家和语言心理学家尚未找到动物性认知能力和抽象能力之间的桥梁，他们多半相信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桥梁。 其次，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从抽象能力中推导出具有感性特征的艺术；既然抽象能力足可解决我们的生物学生存问题，那么抽象能力应该满足于停止在这里；艺术就显得是一种完全多余的东西。因此，这个序列，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都大大地成问题。如果我们把上述序列的次序颠倒一下，就成为这样：
    
     动物性的认知能力艺术抽象能力（语言和概念）
    
     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序列比前一个序列更为合理：它清晰地体现了由纯粹的感性向纯粹的理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运动过程。但是，细审之，我们也丝毫没有理由对这个修正过的序列沾沾自喜。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相信动物性的认知能力能够渐渐地进化为艺术能力，没有理由相信动物的快感可以渐渐地进化为人的艺术感觉。 从艺术到抽象能力的过渡倒有可能得到解释的，实际上解释这种过渡是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这本重要著作的主题之一。无论如何，我们自己却相信维柯的看法：艺术能力是属于人的最原始的能力，艺术能力的发生即意味着人性的发生，因而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所有其他一切文明表现都是艺术能力的发展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介绍维柯的全部思想，却试图就艺术能力的发生，或者说，艺术的起源，提出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3）如果艺术能力不是从任何其他文明表现或方式（诸如劳动、巫术等等）发展来的，那么就意味着艺术能力是最先发生的人类能力。如果人确实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的，这就意味着艺术能力确实是从动物界发生的。我们相信艺术能力是作为人类共同祖先的一群古猿中发生的基因突变而引起的第一个表现。如果艺术能力是人的最原始的能力，那么艺术能力的发生也就是人性的发生。这种基因突变本身纯粹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在生物学上，引起突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作为引起人性发生的这次突变也决无目的，正如生物界的许多突变也同样是无目的的一样，尽管这次突变的最终结果是如今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正如卡西尔所言：
    
     一般进化论决不妨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有机自然现象领域中，我们也已经知道，进化并不排斥某种原始类型的原始创造。必须承认突变和突生进化的事实。现代生物学不再根据早期的达尔文主义来讨论进化了，也不再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进化的原因了。
    
     早期的达尔文主义仍然带有目的论的痕迹；它起码会使人们产生一种误解，以为生物界的一切变化都“服务于生存这个目的”。这是错误的。生物学的事实证明，某种突变带来的特性并没有生存上的优势是可能的；如果这种特性的进一步发展能够克服自身的劣势，它才如此偶然地变为一种优势。由此可见，进化过程明显是一种“创造性”过程，一种“无心插柳”的过程，并非理性而有目的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猜想，人类最初的艺术能力就是这样一种特性。在最初，这种特性并不为原始人类带来任何生存优势。当抽象能力（像维柯所论证那样）逐渐从艺术能力演化出来之后，那种特性才成为一种优势。即使文化进化中也大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在伽利略时代，在西方文化中科学仍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生存优势。
     生物学最近的发现肯定了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信念：人类的发生必定具有物质的原因；人不是神向物质中吹入的一股“灵气”。但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和形式却决不是物质性的，甚至一把椅子的形式也决不是自然中本有的，换言之，不是自然的。以为一切社会性的事件必须还原为唯物主义，那就意味着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正确的。
     最近的遗传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和黑猩猩、倭猩猩共享着98.4%的相同基因，但是仍然还留着1.6%来标新立异。 这就是说，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我们是98.4%的黑猩猩，而且即使那1.6%的差别也仍然是生物学性质的差别。但这一生物学的事实似乎不符合我们的经验。从文化的角度说，我们和黑猩猩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种差别还不仅仅是量的差别。解释这种矛盾的唯一的思路似乎是这样：我们和黑猩猩的这1.6%的差别是人类文明的生物学基础（因此这小小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艺术能力，或者说，这1.6%的基因差别的表现之一就是艺术能力，而艺术能力就是符号能力（例如，我们有这样一种能力，不认为画布上的油彩仅仅是油彩，而且还表示别的什么——这就是符号的本质）；一切文明表现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符号形式中，而不存在于我们身体里的遗传密码中（因此容格的“原型说”和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不需要的）。我们可以更形象地说明上述道理：新生婴儿达尔文和一个新生的黑猩猩，从生物学上说，只有1.6%的差别。老年的达尔文和一个老年的黑猩猩，从生物学上说，也仍然只有1.6%的差别。可是，从文化角度说，老年的达尔文和一个老年的黑猩猩之间的差别却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差别表现为：第一，原本就存在的1.6%的生物学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达尔文的符号能力；第二，达尔文凭借这种符号能力，自己创造并接受了其他人创造的大量以符号形式存在的知识。正是知识能力和知识成果造成了达尔文和黑猩猩之间的巨大差别：前者既生活在自然中，也生活在文明中，而后者多半仅仅生活在自然中。据人类学的研究，在最近的一万年里，人类大脑和身体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假如我们有办法能够把一万年前的人类婴儿带到现在，这些孩子的在各方面的表现将和我们的孩子一样好。因此，一万年前的文化和现在的文明差距，只表现在符号积累（即知识经验的积累中，而不表现在基因中。
     从这个观点说，柏拉图的“理式说”、大陆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说”、康德的“先验范畴”以及乔姆斯基所相信的人类先天具备的语言能力，如果剔除其中有些理论可能有的神学色彩的话，那么它们的基本思想就都是正确的，虽然在具体细节上大有修正的必要——比方说，莱布尼兹错误地把属于知识内容的“完满的上帝观念”误以为是从来也不可能存在的先天观念而塞进了人类的先天本性中，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上帝的一种安排而证明上帝的存在。洛克的“白板”说则显然是错误的——否则杀婴就不可能是一种罪行。洛克对“认识能力”和“知识内容”的区分就更缺乏意识。正确的说法是：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先天固有的，而认识内容却完全是后天习得的。人首先是自然创造的，人就是突然从自然中诞生的（基因突变的结果），在此之后人也创造自己，通过他所创造的劳动方式、语言、社会关系以及一切意识形态来创造自己，但是人所用以创造自己的力量，也仍然是自然在创造他的时候原本赋予他的那种创造力量。从遗传学上说，这种力量必定存在于我们和黑猩猩之间的那1%的基因差别之中。我们向来的错误是假定“人自己创造了自己”。比方说，假定劳动创造了人，就暗示着人自己创造自己，因为劳动是人的劳动，劳动本身就已经是人创造的生产方式。再比方说，认为社会关系塑造了人的本质，也是暗示人自己创造自己，因为社会关系已经是人的创造，在动物界中不存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这样，人就成了一个孤立于自然系统之外的一个游离的和自治的存在，即“人自己创造了自己”。这种看法的必然推论将是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而其最极端的形式是萨特代表西方的现代人发出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一种明显的自吹自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艺术是与人类的起源密切相关的，艺术是文明的底色，而不是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文明土壤之上开放的一朵无聊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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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艺术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了。从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认知能力发展史角度来说，艺术，或者用维柯的术语来说，诗性思维，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第一个阶段。从个体认知能力发展史来说，同样的说法也应该是成立的。实际上维柯在《新科学》中就说过，“儿童是天生的诗人。”对人类来说，一切知识都是习得和创造出来的，只有学习和创造的能力本身不是习得的，而学习和创造能力的第一阶段就是艺术能力。
     既然学习和创造的能力不是习得的，那么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教育对学习和创造能力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教育毕竟只能让学生学习什么，而不能像自然那样赋予学生任何先天能力或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论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相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教育虽然不能赋予学生学习和创造能力本身，但是教育确实能够损害和妨碍这种能力的自然发展过程，这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进行的教学活动，有可能对学生的发展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有损害和有妨碍的！
     人类的知识不见得总是能够导致我们希望的好结果，因为知识可能是错误的。卢梭曾经夸张地说明这一点，他说：“自然的一切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就都变坏了。”这确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知识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福利；卢梭这样说的意义在于，知识，错误的知识，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无为的思想不见得是消极的，不是无所事事。它或许只是警告我们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办事，而不要因为歪曲和干涉自然的发展过程而发生对于我们不利的结果。
     有的时候，某种已经存在着的社会情况和社会发展趋势会加强我们的错误观念，使我们对错误观念更加坚信不移。我国的基本教育方式和表现在实践中的教育哲学是完全错误的，对学生个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极为不利。这种错误不仅是观念上的错误，而且也是历史和现实造成的。何以见得？
     显而易见，我们的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考决定的。高考可以说是我国最残酷的竞争。高中的教学方式明显地是为高考做准备。高考对初中的影响稍次之，对小学的影响又次之。正像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一样，离爆炸点近的，受到的影响就大；远的，影响就小些——但是，没有不受它影响的。为什么我们的高考如此残酷？为什么我们对它如此紧张？答案是显然的：人口和教育资源、人口和就业机会严重不平衡。高考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年轻人是否有机会在此生的物质争夺中首先得到一个有利的位置。这确实是要命的问题。高考在客观上把考试这种教育手段变成了目的。
     另外，我们源远流长考试传统形成了我们的习惯。具有悠久历史的科举考试同样是极端残酷的竞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的学生的唯一归宿是做一个行政官员，但是清朝以前的国家行政机构极其简单，一个县令身兼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水利与农业发展局长、教育局长等等许多职能，因此国家所需要的行政官员数量仅占考生数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因此科举考试不能不残酷，大多数考生命中注定要名落孙山。支持古代的考生十年寒窗的精神力量是孔子的教训，是社会对读书人的空虚的尊敬。这种传统形成了我们对学习的基本观念：学习不可能是愉快的，因为学习是斗争。
     以此观之，我们传统的“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精神、我们的学校为学生布置的那些足以使他们得不到充足睡眠的作业量、我们学生可怜的身体素质、视力和心理品质、我们的中学生在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大赛上取得的令人惊骇的优秀成绩，或许就引不起我们的骄傲之情，却只能使我们唏嘘再三了。因为，不是我们喜欢这样，而是我们似乎不得不这样。那都是人口与教育资源不成比例而带来的一系列客观效应而已。
     据说日本的青壮年的死亡率一度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而目前韩国取代了这一位置，其原因是过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由于二战之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把那些未尽天年的青壮年看作为国家的经济繁荣而做出的牺牲，这至少还有一些积极意义。但是，我们的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付出的牺牲，却没有换来积极的结果。我们的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的出色表现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据说，由于运气不好，我们有一位科学家应该得而未得）。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有办法使学生掌握人类已经取得的知识（我们的传统教育就是根据既成的儒家经典以应付科举考试），但是无能于使学生创造性地发现新知识。我们当然知道西方大学非常欣赏中国学生的用功和优越的数学能力，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只能为西方的学校输送一些质量还算不错的半成品的话，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我们的骄傲。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改变，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在知识上永远要拾人牙慧；由于知识在经济、军事以及其他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那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观察和研究一下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任何亲眼目睹过西方国家（如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小学和初中的教育方式的中国人，在开始的时候都多半会对他们的教育深感怀疑。游戏和艺术成分在课堂活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教室和走廊里到处都陈列着学生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问他们的学生最喜欢的功课是什么，十之八九的回答是体育、美术、音乐、舞蹈等等。我们必须承认，西方课堂不如我们的那么有效率，他们的教师为一些学生的糟糕的拼写和不能背诵九九表而大伤脑筋。如果他们的学生真的在课堂上学到了什么，稍微有些夸张地说，那真好像是游戏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副产品。可奇怪的是，学生一旦到了高中的最后一年以及上了大学之后，就突然紧张起来，并且主动积极地开展创造性的研究活动，于是大批的科学家和学者就从这些年轻的学生中涌现出来。
     为什么西方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能够得到如此轻松而友好的教育环境？这是有观念和历史的原因的。第一，在西方传统中，教育原本是掌握在教会手中的，而不像中国传统那样是掌握在世俗的皇帝手中。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教育在一开始就不曾和政治、商业和世俗道德结合在一起。甚至科学在起初也不是完全为了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而产生和进行的。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的实用价值在当时尚未被人们意识到，他们研究科学的精神动力来自宗教，因为他们相信发现自然规律就是认识上帝。只为认识真理而不及其他，这种精神在西方知识分子当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第二，先是卢梭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才被重新发现的维柯的思想，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以及弗洛伊德的思想，对西方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认识到了在儿童的抽象能力发展起来之前向他们灌输抽象观念，或者强迫儿童学习有背于他们自然兴趣的功课，都是有害的。第三，二战以后，学校的民主化管理，学生父母对学校事务的监督权的实现，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教师对学生的粗暴态度。第四，西方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像中国这样严重的人口和资源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论题。
     那么仅仅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上说，为什么我们出力不少却效果不好？为什么他们轻轻松松就能够得到可喜的结果？答案是显然的：艺术和游戏并不像我们向来所愚蠢地认为的那样，是某种对教育并无好处的和浪费时间的消极活动。我同意席勒的观点，他认为游戏和艺术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儿童的那种带有模拟性质的游戏，实际上就是儿童自发的艺术活动，在理论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这种儿童游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划分开。我们还必须注意这个事实：并非每一个儿童都天生喜欢数学，但是几乎每一个儿童都天生喜欢艺术。他们生来就喜欢涂抹颜色、喜欢音乐舞蹈，天生喜欢模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觉得愉快。儿童对艺术的爱好当然不是出于任何世俗的功利目的，不是为了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或者道德教化，不是为了虚荣心的满足，不是为了商业目的。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对艺术的爱好是儿童心理发展史的一个自然的阶段。虽然他们的艺术活动正像康德所说的，是“无目的的”、“非功利的”，但是随着儿童的逐渐成长，他们必须进行的有目的和功利性的活动所必须的能力，却是在他们的艺术能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艺术和游戏显然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因而也是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好方法。在艺术和游戏当中，不存在严格的逻辑和任何形式的必然性，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木凳可以变成马和汽车、巫师可以骑着扫帚飞行、动物和植物可以说话、一切不可能都是可能。实际上科学发明之母就是这种想象。在汽车、飞机和计算机等等发明之前，一切关于这类发明的创意完全是艺术想象性质的。如果想象不到，发明自然就是不可能的。比方说，数学和工程就需要敏锐的想象力和空间直观能力。一切工业设计都需要艺术造型能力，即空间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写作这篇文章所用的Windows系统和Word文字处理软件中的界面、图标甚至基本构想，实际上都是服务于相关目的的艺术。另外，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假定，儿童母语学习的方式必定是艺术的方式。他们在没有任何词典和参考的情况下（实际上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完全不懂得任何语言，因此词典和参考对他们是毫无意义、也毫无帮助的东西），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学会了母语，这正如儿童和成年人学会一首歌曲也不需要任何词典和参考一样。如果儿童学习语言不是像钢琴家那样在记住了全部的乐谱的同时也领会了音乐的意义，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儿童学习母语的效率。这实际上是乔姆斯基试图用“普遍语法”这一假想来解决的问题，但是“普遍语法”如果必定也是以抽象概念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儿童以什么方式能够先天地拥有“普遍语法”能力。我们断然没有理由承认一切基于抽象概念的知识有可能以遗传的方式先天存在于儿童的智力装置之中。但是，无论如何，乔姆斯基相信儿童先天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却是一个不容易反驳的观点。而我们认为这种语言能力是和儿童先天的艺术能力密切相关的，或许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种能力。
     如果儿童的艺术活动是他们心理发展的一个自然阶段的表现，那就意味着这个阶段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阶段的活动的剥夺，就等于人为地干涉和歪曲一个自然过程，其结果必定是对学生的心智造成损害和缺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童年期比任何其他动物都长，这或许是在文明产生之后人类进化中发生的一种调整，因为人类需要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类相应地也需要多的知识积累；而按照我们在上文论述过的观点，这种对过多的知识积累的接受能力必须经过更长时间的艺术能力的培养和发育才有可能，于是人类的童年就变长了。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实践剥夺了儿童和年轻学生进行艺术活动的时间，也就是说，把自然赋予儿童的童年期粗暴地提前改变为成年期。我们不但在心智上强迫儿童接受只有成年人才有可能以合适的方式来接受的抽象观念，而且学习的压力也超过了他们的体力所能够承受的限度，比方说，他们连充足的睡眠都得不到。这样，对儿童艺术活动和游戏活动的剥夺，就使他们丧失了心理和身体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必要的阶段。这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我们的学生如此努力，我们的科学水平如此中庸，除了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简直就是我们不遗余力地造成的恶果！
     正如胚胎发育史具体而微地再现了人类进化史一样，儿童是认知发展史也同样再现了人类的认知进化史。如果我们假定人类的最原始的认知方式是诗性思维或者艺术方式，那么儿童的认知方式在本质上就是诗性思维或者艺术方式。无论对于人类整体，还是对于儿童个体而言，抽象的知识和道德信念都是后起于艺术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坚决反对把艺术教育变为知识和道德教育的附庸的理由。人们信以为真的东西和信以为道德的东西，都是因时而变的，而艺术能力本身却是不变的，因为它是原始的、生物学性质的、基础性的。如果把艺术教育变成求真求善的附庸，艺术教育立刻就会被现实的功利主义吞没。在儿童的抽象能力发展起来之前向他们灌输抽象观念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因为儿童将以感性的方式而不是以分析批判的方式接受那种观念，因而不能判断他所接受的观念是对是错。在他成年之后，他将变得非常固执，他们将很难根据现实的真实情况而改变他在童年就接受的某种观念。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和其父母一起跪拜佛像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骇。因为这样的父母实际上剥夺了儿童的判断权利而迫使他们在理性判断力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接受某种观念。实际上我们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做法。比方说，我们的学生对物质的客观性的毫无批判的坚信不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物质的客观性或许是一个真理，但是学生的接受方式却完全是非哲学方式的，而是被动接受的。真理，即使是真理，如果缺乏论证过程，也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听到一切听似有道理的胡说（包括某种邪教的宣传）的时候，将可能失去分析能力而以同样的非批判和非分析的方式接受之。另一个例子：我们的历年高考作文题目大多数带有预先设立的道德的先入之见，因为命题者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写作能力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当然是可以超越于道德的。这样，考生的作文得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运气：祈祷自己的卷子不要落到跟他们的价值观念不一致的判卷者手中。为了在作文上得高分，考生们就不得不学说时髦的流行话语，而不能够把全部的心思用于提高写作技巧本身。这样，学生就没有能力表达他们的真实感觉和思想，而只是抽象地学舌于时髦话语。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是最低劣的写作方式。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对此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可奇怪的是，似乎还没有什么人从文学的本质这种理论角度来批判高考作文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就现实角度来说，艺术教育既是“无目的的”，也是“非功利的”，但对学生的自然而健康的发展却是及其重要的。让我们再次使用一下我在上文已经使用过的比喻：我们可以把艺术教育比喻为原始森林的一棵树，我们必须首先从超越于人的制器取暖这种现实的“目的”和“功利”来认识这棵树，认识到这棵树有比服务于制器取暖这种有限的功利主义目的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棵树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生的态系统的重要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来保护这棵树，从长远来看，这种保护必定也有益于人类制器取暖这种功利目的，虽然我们保护这棵树的理由却不仅仅是为了这种现实的功利目的。
     尽管艺术教育是如此重要，但是在学校里真正实行，却有极大的困难和阻力。为什么？因为高考作为一种严酷的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教育体系异化成了为高考这个怪兽服务的奴隶。我们必须承认，大家都很清楚的所谓“应试教育”的方式，确实可以得到急功近利，这就是为什么学校剥夺学生的假期和休息时间的原因。无论如何，在短期内我们是不可能改变高考的竞争性质的；然而，我们有可能减缓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并改变竞争的宗旨。竞争本来是选拔优秀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竞争缺乏“制动机制”，竞争者必然会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竞争就背离了本来的目的。比方说，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如果大家都能低声讲话，所有的人都可以舒适而方便地彼此交谈。但是，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更方便而提高嗓门，这样别人就不得不相应地提高音量。按照这种发展模式，这个酒会最终将变成所有人都讨厌的吵闹。因此，过于激烈的高考，不但对考试本来的目的没有更多的帮助，反而损害了学生的生存状态。
     正如在市场经济中反对不正当竞争必须依靠法律一样，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推行艺术教育也必须依靠法律。200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将美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正式列入教育方针。这个决定无疑为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全面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决策和制度的保证。但这力度似乎还不够；必须把艺术教育的有关规定法律化，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有效制止违背规定的行为。具体到学校的课程安排上，必须以法律制度规定艺术课程必要的课时数，并在中小学中建立艺术节制度，为学生充分发挥和表现他们自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方便的机会。校长将必须为违背这种制度的行为担负行政甚至法律责任。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改变各门课程（包括科学课程）的课本语言、编写方式甚至排版和印刷方式，在课本中大大充实艺术因素，例如照片、插图、统计表等等，因为以现代排版和印刷技术制作的这些形象生动的解释方式，不但有助于学生理解抽象观念，而且还可以附带地培养他们的艺术趣味。最重要的是应该减低科学课程的复杂程度，而增加人文课程的信息量。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复杂程度向来是我们的高考的一道门槛，这道门槛是必要而且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该减低它的高度，而增加人文学科门槛的高度。
     由于高考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我们就必须改变高考的宗旨，即所考的内容。现在的高考所考的内容，有一些是不必要的，这其中包括过度的记忆力以至于为准备高考所必需的体力和精力。应该大大减少单凭死记硬背和大量练习才能掌握的内容，同时大大增加需要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独立分析思考的逻辑能力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学生基本上能够从容掌握课本中的内容，却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大大增加课外活动，包括课外阅读，才有可能应付高考。如果这种设想能够实现，那么高考就能够对教育方式发生健康的影响。学生仍然会努力，但不到痛苦的程度。他们学习的信息总量将更多，因为他们将根据自己的兴趣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进对课本内容的枯燥的重复性练习和记忆上。这种新的高考将淘汰那些似乎天生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学习本身不感兴趣的、不在压力之下就根本不想学习的考生，而这样的考生最应该被淘汰。——当然，这将意味着考试内容中的主观题增多而客观题减少。这就要求教师和判卷者提高修养。实际上，许多人文学科当中，主观题是关于事实的，而客观题是关于价值观的。这就要求教师和判卷者分清事实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关于事实问题，评判的标准是同一的；而关于价值的问题，则需要民主和宽容的态度以及尊重逻辑的态度。

寒塘鹤影

论文啊？

管他的，先坐了沙发再看！

rose

好文章慢慢欣赏

金吉拉

请问楼主是搞艺术的吗？

asai

应该提高全民艺术教育！！！！

工作当中深有体会！

贫儿

从认识、道德方面为艺术教育寻找理由是缺乏理论和实践根据的，因为艺术思维是人类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认识和道德都是后于艺术的。

66

我的艺术修养还可以~~ 不过一般不外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