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之谜

一泊

1　从军“入道”之谜
　　戎马倥偬，骁勇善战的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一样，是从讨袁护法从军入道的。但与朱、刘不同的是，其早期军事生涯带有浓厚的“泥腿子”味儿。
　　那时，他搞武装斗争，经历了多次辗转起落，这其中有些过程仍然鲜为人知……

1．1　一把菜刀起家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乳名常伢。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西北部一个偏僻的集镇——桑植县洪家关。这一带山高林密，地瘦人贫，是有名的苦寒之乡。贺龙父亲贺士道以务农为业，兼作裁缝，一家九口人，薄田却不足两亩，一年到头，收入很少，生活相当艰难。
　　贺龙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出生时，全家高兴得不得了。族人乡亲都说，贺士道福分不浅，迟生贵子，以后定能多子多孙；也有人说，这孩子降生时，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恐怕不是凡人；还有人认定这孩子日后定有非凡的壮举。迷信、愚昧的村民们对这个小生命寄予了莫大希望，给孩子描绘出梦境般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
　　那时的中国社会已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不断加剧的年代。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民族走向了衰落。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中国的领土，强迫统治者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们对此却一无所措。当时，湖南、湖北连年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人民饥寒交迫，争食草根、树皮，饿殍枕藉，幼小的贺龙挣扎在饥饿线上。他长到六七岁时，依然衣不蔽体，食不裹腹。
　　黑暗的社会，穷困的生活，使贺龙自幼愤世嫉俗，倔强好胜。1903年，父亲托人送他进本族私塾读书，祖父高兴地为他取了个学名叫贺平轩，希望小孙子能“平步青云，翔雾连轩”。然而，生性不羁的贺龙因受不了别人的冷眼歧视，不久便辍学回家了。这时，疼爱他的祖父已经病故，祖母见他读书无望，又特意将他的学名改为“贺振家”，希望他好好务农，来日振兴家业。这样，刚过十三岁的贺龙就挑起了家务劳动的担子。
　　八、九岁时，贺龙由族人传授武艺，学会拳棒。从十三岁起，他出外谋生，和乡友结伴赶骡马，驮运盐巴、茶叶等，后兼做木货生意，奔走于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起初他身高不及马背，上下驮子要搭高板凳；寄宿客栈时，自己割草，自己喂牲口，不吃荤，不喝酒，一心想赚线帮父亲置买田产，振兴家业，被客栈老板称作“能吃苦耐劳的小骡子客”。可是，湘西一带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各隘口、要道的税局如狼似虎，不论贺龙怎样省吃俭用，一家生活终无多大起色。渐渐地，贺龙对振兴家业的观念发生动摇。
　　辛亥革命前后，长江流域民主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部分同盟会会员组建共进会，联络并吸收旧式会党。贺龙因从事驮运生涯，多次出入鄂西，见多识广，结交了哥老会中有影响的人物，间接地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那时，他虽然没有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但已认识到腐败的清朝政府和黑暗的社会必然要被推翻。他曾对人讲：“这个世界，只有推翻皇帝，穷人才有饱饭吃。”1913年，他在湖北施恩（今恩施）加入了哥志会组织的“汉流”，誓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奋斗。由于年纪小，十七岁的贺龙，改用贺云卿的大名，当了最小的“十排老幺”。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可是，胜利的果实却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买办阶级所篡夺。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一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
　　这时，洪家关来了一个陌生人。
　　此人叫名陈图南，贺龙的老乡，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后转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授命为川黔湘鄂联络使。1913年，他奉命加籍，名为小学教员，暗中组织人枪，筹划讨袁的武装斗争。这年秋天，陈图南慕名专程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并留连两日。贺龙从他那里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从此走上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道路，他的戎马生涯也由这里起步了。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人说：“我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上了手印。”
　　贺龙常对人讲：“天不翻，日子没法过；手里没有枪，天就无法翻；穷人要翻天，手里要有枪。”1915年冬，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云南都督蔡锷宣布独立，亲率护国军插进四川南部，向北洋军阀开战，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策应蔡锷起义，早在湖南开展讨袁斗争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湘西酝酿举兵，授命贺龙到石门泥沙组织军队，准备发起反袁暴动。
　　泥沙镇位于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左右的居民，镇上设有一个团防局，由湖南省督军警察队长唐荣阳的弟弟唐臣之充当国防局长，有八十多支枪，唐臣之仗着自己有权有枪伙同地方黑势力开赌场、设烟馆等，干尽了坏事，南来北往的商旅和骡子客，常被敲诈勒索得身无分文。远近的群众对唐臣之的所做所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贺龙以前与马帮赶骡马经常来往于泥沙，也遭到过团防局的盘剥、勒索，早有心敲掉它，这次奉命来夺枪，正合贺龙之意。贺龙对这里很熟悉，与镇里的帮会组织、过往客商、团防士兵都有交情。这是个有利条件。
　　时值腊月，贺龙与大姐夫谷绩廷带领一批志同道合的乡友，以赶骡马作掩护来到了泥沙镇。这时，大庸的中华革命党人罗剑仇也起兵讨袁，并派关佩卿带领一些人来泥沙镇搞枪支。
　　相同的目的，使双方走到了一起。这天，他们来到镇上的永茂茶庄聚会，商量部署夺枪计划。
　　“下了唐臣之的枪！”贺龙沉吟片刻，巡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说：“我们要干起来，不能老是两手空空，这次一定要把枪搞到手！”
　　贺龙的决心已定。他们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一是引蛇出洞，由大庸的吴佩卿、田子荣等在河滩开赌场，招引团防局的士兵出来赌钱；二是瓮中捉鳖，由桑植的赵卜然包一个烟馆，请来团防局士兵，然后一举抓获；三是劝说归附，由贺龙在饭馆里请客喝酒，同士兵结拜弟兄，连人带枪拉过来，一起参加暴动。
　　他们认为，拆散兵团，打掉一些，搞散一些，争取一些是能够办到的，于是便分头行动了。
　　腊月十七这天早晨，寒风凛冽。吴佩卿与田子荣等带着一些人在泥沙镇集市一头的河滩上摆开了赌场。只听吴佩卿一阵吆喝，看热闹的人很快便围了上来。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团防局的家伙远远看见人都往这边涌，赶紧凑过来，一看是赌场，马上叫嚷着要抓赌，田子荣看透他们的心思，赶紧塞了几个钱。他们一见到钱，马上也兴冲冲地赌了起来。一连几把，输少赢多，很快招引来了更多在集市上晃来晃去的团防士兵。
　　贺龙这时也按原计划在“张本纪面馆”摆下了四桌酒席，请来了团防局的旧友新交，一群人正吃在兴头上。
　　这时，只见谷绩廷匆匆跑来，压低声音对贺龙说：“好戏开场了！”贺龙一听心领神会，让谷绩廷陪客，自己拱手一声“失陪”转身疾步走进厨房，顺手拿了一把锋利的菜刀别在身上，神态自若地走了出去。
　　贺龙一出大门，早已等候在门外的谷彩之立即迎上来对贺龙说：“现在机会正好，团防局已经空了，门口只有一个哨兵，唐臣之和一个姓王的队长正在里头抽大烟，板壁上有二十条枪！”
　　“走！”贺龙一挥手，带着谷彩之等十人奔到团防局大门口，很快下了哨兵的枪，冲进屋里活捉了毫无反应的局长、队长两个大烟鬼。就这样，一枪没响，一人没伤，缴获了二十支“汉阳造”步枪。
　　与此同时，面馆里那三十来个士兵在谷绩廷的鼓动下，对天发誓，要跟着贺龙干；河滩赌场上的吴佩卿等人也顺利得手，活捉了一批团防兵，缴获了一些枪。
　　贺龙砸了团防局，夺了枪，泥沙镇上顿时炸开了锅。贺龙来到集镇中心，跃上石凳，大声喊道“父老乡亲们，刚才是我们提了团防局的枪，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唐臣之，杀了王队长。想出头的就跟着我贺龙去打倒袁世凯和湖南那帮耀武扬威的狗腿子。我知道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恨姓唐的，我劝你们跟着我贺龙一起干大事去，不愿意干的，我劝你们尽早离开泥沙镇，到外边去谋生路。不然，姓唐的哥哥从省里来了，他一准会报复的，到时候就会是野猪还愿，一拱而光！”
　　贺龙话音刚落，整个泥沙镇顿时沸腾了。众多穷汉拥到贺龙跟前，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叫嚷着要跟着贺龙揭竿而起，兴兵讨袁。只见贺龙一声大喊，大手一挥，带领众人乘胜冲入泥沙镇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两地国防队驻地，夺取了四十余支枪。就这样，几天内，贺龙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
　　贺龙率领这支刚刚组建的队伍，和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县的各路起义军联合在一起，义军万余人，于1916年一月，连续两次围攻保袁势力驻守的石门，小试锋芒。由于地域宽广，兵力较分散，加上武器陈旧，民军缺乏训练，北洋军反攻石门时，贺龙不在，石门得而复失。贺龙回来后率兵再次强攻，石门攻下来了，但又遭北洋军重兵围剿，石门复得又复失。这些民军全都是各县农民刚刚组织在一起的，一旦打不开县城，人多数自动散伙，各回家乡了。一时间轰轰烈烈的义军行动、声势浩大的万人民军烟消云散。
　　两次攻打石门虽然失败了，但从贺龙手无寸铁，一把菜刀起家，发展到组织起万余民军暴动这一壮举来看，确实点燃了湘西农村反袁斗争的烈火，充分显示了贺龙武装斗争的胆略，他的军事才华也初现端倪。
　　贺龙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找些人把石门县（泥沙）团防局的枪提了。”
　　三十年后，在延安出席“七大”时，贺龙在中共党员登记表上庄严写道：“1916年1月，在湘西领导起义，两次攻陷石门，起义群众万余人。”

1．2　三把菜刀劈盐局
　　石门一役，贺龙的队伍被打散了，但各地民军首领还是要继续干的。
　　1916年2月，蔡锷发动的护国战争，在四川形成两军对垒局面。为了策应蔡锷反袁护国，与四川护国军遥相呼应，贺龙在慈利和各路民军首领商定了两个行动计划。先派革命党人陈少南赴川搬兵讨袁，再利用旧历二月初二乡民为土地菩萨做寿之机，各县鸣放鞭炮，同时举行起义，分别攻占所在县城。
　　贺龙返回洪家关不久，收到陈少南派人从四川捎回的消息，说护国军目前战争激烈，无兵可搬。
　　贺龙决定自己想办法，重新把队伍拉起来。先搞到抢，这样，手里有武装，就不怕打不垮敌人了。贺龙首先想到了桑植县境内的芭茅溪盐局。
　　芭茅溪是个小小的集镇，以北边坡谷遍地盛长一人来高的芭茅草而得名。这里虽只是个弹丸之地，仅住得三户人家，却是湘西通往云贵川鄂几省的边境要道。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络绎不绝。芭茅溪盐局名为盐运局，实为“万税关”，在几个恶迹昭彰的家伙把持下，盐局把这些商旅过客勒索得苦不堪言。由于盐局里有不少枪支，贺龙决定夺枪除害，扩大声势，搞掉了这个盐局！
　　1916年3月17日，贺龙找到韦敬斋、贺勋臣等二十一名武艺人，带了三把菜刀和一些简单的武器，踏上山间的崎岖小路，趁着朦胧的月色，连夜奔往芭茅溪。
　　到了芭茅溪镇，他们会合了早些时候派来侦察情况的伙伴，深夜摸进盐局，打死盐税局的头子李佩卿，缴获十二支九子毛瑟枪，同时打开帐柜，把帐本付之一炬。拂晓时，他们又将盐局仓库打开，把囤积的大量盐和财物分给了当地群众。贺龙三把菜刀劈盐局、开仓放盐的壮举很快传遍四乡。
　　贺龙刀劈芭茅溪局后，带着弟兄们乘胜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缴长枪四支。此时，贺龙大姐夫谷绩廷的长史谷星斋，带领百余人刚刚打下了上溪河盐局，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浩浩荡荡开回洪家关。
　　贺龙的队伍还未到，捷报早已不胫而走，洪家关已是男女老少无人不知。当队伍还在几里外的桑树垭时，洪家关就响起了鞭炮声，乡亲们群集路旁，欢迎贺龙率部胜利归来。
　　不久，湘西迎来了护国军，各路民军又兴起了，纷纷配合作战，加紧了反袁斗争。大庸的民军首领罗剑仇派罗贵福等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了桑植讨袁民军成立大会。慈利县中华革命党人卓晓初也前来视贺。会上，桑植民军一致推举刚满二十岁的贺龙担任桑植讨袁军总指挥。
　　贺龙当上讨袁军总指挥后，亲率民军攻占了桑植县城，杀了头号大恶霸米海珊。贺龙任命卓晓初代理县长，宣布桑植独立。
　　贺龙率民军攻打桑植县城这一仗，打出了讨袁民军的威风，从此，总指挥贺龙更加威震四方了。
　　桑植宣布独立后，湘西北洋军从永顺、慈利两路围攻桑植。贺龙得知后立即带兵去大庸与罗剑仇会合，共同作战。当队伍开到距大庸七十华里处，碰见了从大庸败退的吴佩卿，方知北洋军进了大庸城，罗剑仇抵挡不住，已经到贵州铜仁去联络黔军了。
　　怎么办？贺龙的队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寡不敌众，大庸是肯定不能回去了，回桑植也难守住。这时有人提出了解散队伍。
　　当时，贺龙的意见是，不去大庸和不回桑植都是对的；尽管力量薄弱，打不赢也守不住，队伍断不能解散，而且要千方百计壮大起来，继续干到底。
　　然而，贺龙的意见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在往回撤兵的路上，民军队伍越来越少。贺龙只得带着三十多人枪的队伍在洪家关樵子湾一带的高山密林中隐藏力量，待机再起。
　　北洋军打下大庸后，慑于贺龙的威名，派了一个营直扑桑植，结果竟是一座空城，接着又到洪家关搜捕贺龙未果。他们以为民军这下真的被打散了，贺龙的队伍简直不堪一击。
　　贺龙的队伍决不会这样轻易被打垮的。他们虽藏兵山野，但时刻在等待时机。这时，桑植县的农民哥志会首领黄德清，组织数百农民打富济贫，冲进大地主杨锡清的庄园杀死管家，打开粮仓，分给了众乡亲，杨锡清脱逃在外，勾结北洋军马士超部队，回乡疯狂镇压。
　　贺龙闻讯，觉得出山的时机到了。他立即带兵攻袭马士超部队，将其打垮，支持了黄德清的正义行动。随即率部回到桑植县城附近，布设疑兵，大造声势。他选派精干士兵，每天早晚都忙着人挑马驮地运枪械子弹，沿着大路小路来回打转。城里城外群众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已忙着大包小包地往城外搬迁避难了。一时间，桑植县大有兵临城下之势。
　　守城的北洋军早闻贺龙大名，这时，又听到马士超部队被打垮的消息，已经乱了阵脚。自己就此一营孤军，且远离大庸。越想越害怕，干脆一走了之，免得中了贺龙的空城计。
　　便谎报军功，连夜撤回大庸。
　　贺龙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极其顺利地重返桑植县城，招聚旧部新兵，重整旗鼓，在桑植坚持讨袁斗争。
　　到了四月，讨袁巨浪已经席卷湘西，湘西二十个县已有十六个县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中华革命党人程潜奉命来到湖南，召开湖南人民的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
　　这时的罗剑仇已被委任为湘西扩国军左翼司令，他任命贺龙为湘西护国军左翼军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至此，贺龙组织和指挥的民军正式被编入了护国军的序列。
　　然而此后的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1915年5月，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撤消帝制，取消“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他自己也于六月郁郁而死。死后，北洋军阀黎元洪、段祺瑞争权夺利，刚刚恢复的国会又被解散，保皇派趁机制造了溥仪“重登大宝”的丑剧。
　　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北伐。可是，南方的地方军阀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不过是一面幌子。湖南督军谭延闿玩弄整编护国军的花招，他命令湘西民军开往常德整编，暗地里却布置湘军预伏在民军的必经之地，乘其不备之机将其缴械，一些民军首领竟被逮捕，贺龙等部因而遭到暗算。贺龙自己因外出侦察得以幸免，但他与部队被重兵阻隔，无法联系，只好同他的三名随行人员带了两支枪回到洪家关，伺候病重的母亲。
　　贺龙好容易拉起的这支护国军队伍，没有败于战场，输与强敌，却轻易地成为善于翻云覆雨的军阀政客的牺牲品。年方二十多的贺龙不得不思考政治斗争的复杂矛盾了。
　　从三把菜刀打芭茅溪盐局，树起讨袁大旗，发展到近千人枪的队伍，参加湘西护国战争，后遭人暗算，这是贺龙早年戎马生涯的又一次传奇经历。这次武装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也使年轻的贺龙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受到锻炼和提高，为他后来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军阀政客作斗争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1．3　两把菜刀东山再起
　　谭延闿吞并了贺龙的队伍，贺龙回到洪家关伺奉病母，稍作修整后，在九月中旬的一天，于常德登上轮船，穿过八百里洞庭湖，溯湘江而上，直向长沙去找中华革命党。
　　这时的贺龙，已屡经征战，更加成熟了，他蓄了浓黑的小胡须，显得风度翩翩，气宇轩昂。
　　贺龙来到长沙，找到了罗剑仇。此时，谭延闿二次督湘上台不久，也想扩充势力，见贺龙的队伍虽被编散，但民军领袖的威望和地位依然存在，便委任贺龙为湖南督军署咨仪。
　　这实际上是泡泡般空头官衔，贺龙十分气愤，毫不领情。
　　贺龙一心投奔中华革命党。当时，正值勋节彪炳的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在沪病逝不久，湖南的革命党人用“正谊社”的名义进行活动，准备借黄兴迁葬长沙的时机，组织力量，反对湖南军阀。
　　正谊社斗争的矛头直指督军谭延闿、湘军师长赵恒惕以及湖南善后督办的中将主任梅子根这三个军阀头子，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口号。贺龙全力投入了这场反军阀势力的政治斗争。
　　按照中华革命党的安排，贺龙两次执行刹杀谭延闿和段祺瑞的亲信溥良佐的任务，但都未遂，贺龙因此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由于革命党人的竭力营救，不久获释。
　　这件事对贺龙震动很大，他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曾对战友关向应说：“这给了我一个教训，它使我认识到，搞暗杀是无益的，没有军事力量，在中国就成就不了什么事情。我认为我必须着手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于是，贺龙与罗剑仇一起离开长沙，辗转于永顺、大庸等湘西各县，重新组织起二三百人的武装力量，被任命为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但不久，又被该军总司令张学济的谈判为名扣押，虽然党人多方斡旋而获释放，但部队、枪支均遭没收。
　　这时，贺龙的父亲赶来常德，见到了刚被释放的贺龙，含泪劝说贺龙回家务农，图个平安，再不要在刀尖子上滚打了。
　　贺龙却对父亲说：“爸爸给您改了名字叫立堂，是盼望您能立起宗堂，奶奶给我改名字叫什么振家，是盼望我能振兴家业。结果呢？您七立八立，揭不开锅；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我们父子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权，让天下穷若农民有田种的道理。活着就该为这个道理干！”贺龙下决心要重新把队伍拉起来。
　　贺士道叹口气说：“道理是满对的，只是搞不好就会掉脑壳。好，我年过六十，这条老命也豁出去了，和你一块干！”
　　想说服儿子，反被儿子说服了。贺士道老人从此和贺龙投入了革命斗争，直到他壮烈牺牲。
　　贺龙和父亲在革命征途上达成了一致认识后，又分别踏上了征途。父亲刚走，贺龙的部下谷顺如从被吞并的队伍里逃了出来找到贺龙。两人商量了一阵，想起在洪家关还留有两支枪，被吞并的队伍中也有一些弟兄逃出来，想继续跟着贺龙干的。总之，一定要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搞到枪支。
　　两人商量妥当，贺龙只身离开常德回乡。他路经桃源县，碰上了一起赶过马帮的朋友列开章，贺龙向他借了三百大洋，准备作路费和买枪支。
　　这天，贺龙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一个叫两水井的集镇上时，一个虎头虎脑、身穿对襟小袄的小伙子，满头大汗地急匆匆往这边跑来。一见到贺龙，就向他打听去洪家关的路怎么走法。
　　洪家关是贺龙的家乡，贺龙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一时来了兴趣：“你去洪家关干么事嘛，跑这么快？”
　　小伙子打量眼前的贺龙，蓄着浓浓的胡子，眼睛弯弯地咪缝着，一脸和气，象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才说：“我太爷要我去投奔贺龙，他说贺龙仗义，跟上贺龙干，没错！”
　　贺龙忙问：“你太爷是哪位，你是谁？”
　　“我太爷叫吴佩卿，和贺龙一起在泥沙镇，夺过枪，我是他的侄孙吴雨霖。”
　　贺龙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贺龙！”
　　“你就是贺——？”吴雨霖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你就是贺叔祖？”他突然下跪叩头，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忙扶起吴雨霖，笑呵呵地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咱们年龄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
　　“不行，不行”，吴雨霖也笑了：“那我就叫你大叔吧。”
　　贺龙望着眼前这个充满生气的小伙子，打心眼里喜欢。他这才细问：“你来找我，打算干什么？”
　　“我要跟着你杀富济贫！”雨霖说到这儿，浑身是劲。只见他“哗啦啦”扯开了对襟短，露出了别在腰间的两把锋利锃亮的菜刀。
　　贺龙抽出菜刀看看，拍着吴雨霖的肩膀，笑着说：“好样的！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拿起菜刀也能干革命嘛！”
　　贺龙和这个年轻人边说边走，越说越投缘。突然，他发现从常德那边走来了一群人，簇拥着一乘四人大轿，摇摇晃晃、耀武扬威地经过了两水井，朝慈利方向去了。轿中坐着的是去湘西任的县太爷，轿前，轿后各有两名士兵背枪护卫。
　　士兵们在两水井伙铺吃得酒醉饭饱，有两个士兵稀稀拉拉地掉在轿子后面越来越远。
　　贺龙看着士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的步枪，轻轻地摇摇手：
　　“走！”吴雨霖心领神会，顺手摸出一把菜刀递给贺龙，两人尾随着士兵走去。
　　走到连三湾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雨霖猛然间扑了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士兵，夺取了两支长枪。
　　凭着两把菜刀夺下的这两支枪，贺龙招集了十八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又重新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武装队伍，追随着援助湖北革命党人的湖南护法军，从石门县渡过澧水，以大无畏的精神，自觉地加入到援鄂作战中！他们在荆江西岸与北洋军阀部队周旋，先后于石首，焦圻、公安、松滋等县袭击北洋军。从两把菜刀夺枪那时起，仅两个多月的作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七十多支枪，被孙中山领导的靖国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委任为第一梯团第一营营长。
　　这段经历，后来被贺龙写进了履历表中：“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队长。”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重组武装。从那时起，直到南昌起义，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从未失败过。贺龙也经过战斗的磨炼，逐渐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员勇将，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名将，以及拥护共产党革命行动的北伐军中唯一的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军长。
　　毛泽东同志对贺龙的这段战斗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6年，他领导湘南秋收起义，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两把菜刀闹革命这段经历，对于贺龙早期辗转起落的军旅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人们回忆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一般都认为，“贺龙同志是两把菜刀起来闹革命的”。

一泊

2　追随共产党之谜
　　在南昌起义以前，周恩来与贺龙曾有过一次重要谈话，然而，贺龙决一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次谈话的结果。对此，彭真有过中肯的评述……

2．1　关于“主义”的争论
　　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以来，贺龙逐渐认识到，平均地权在中国难以实现，三民主义并非良策，为了拯救国家、民族，需要另寻真理。
　　1920年，贺龙的部队驻防桃源，这时，他已升任为梯团长（后称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炎热的九月，他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个留日学生。
　　与贺龙早就相识的叫陈图南，是贺龙的同乡，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奉孙中山之命回乡策动讨袁，曾与贺龙组织过湘西反袁暴动，后去湘军部队供职，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
　　另一个是方汉儒，陈图南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湘南宝庆（今邵阳）人，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
　　这两个人的到来，给贺龙的司令部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贺龙向来好客，因此，他们在贺龙处留连两个星期。二人喜欢辩论，每天都大谈“主义”，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这时的陈图南已不大讲三民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也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又主张取消这个，反对那个，认为将来的中国，要废除国家，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
　　方汉儒信仰马克思主义，向贺龙介绍社会主义。他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土地，消灭了俄国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已经是由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了。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一旦中国的广大工农觉醒，一定是会走俄国列宁十月革命道路的。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这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贺龙的深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比较，他得出了“还是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结论。他后来说过：“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听得条条有理，实实在在，有根有据，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很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在注意找共产党。”
　　的确，方汉儒讲的社会主义的道理，象磁铁般地吸引着贺龙。他请方汉儒天天给他仔细讲解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和一些进步书籍，专心聆听之后，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贺龙怀着极大的兴趣询问：“世界上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际党（共产国际）。
　　从此，贺龙在中国寻找国际党，开始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三人桃源会面后，方汉儒回到原籍，贺龙念及旧情，留陈图南当了第二支队副司令，以后又当了参谋长。
　　二十年后，贺龙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在延安过五十岁生日时，回忆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别提到了陈图南和方汉儒，认为这两个人“对我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他回忆在桃源时，陈图南、方汉儒曾提醒他：
　　“方卿兄啊，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党如同行路时的指路碑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
　　那时，他们二人所说的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国际党”，这使贺龙在初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认准了“国际党”。

2．2　“我的路子走对了吗？”
　　1923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经孙中山改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这年，贺龙率领部队在四川与北洋军阀及其四川地方势力反复激战三年，结果，讨贼军以失败而告终。讨贼军内部的高级将领之间开始纷纷争权夺利，互相吞并，他们见利忘义，不惜背叛孙中山。这些使贺龙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贺龙请来了他的朋友和参谋刘达五。刘达五是黔军总令袁祖铭的参军，与贺龙交情甚笃。当时，袁祖铭在一些军阀的拉拢下，对熊克武展开激战，刘达五深感袁祖铭走错了路，在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到广东去投奔孙中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贺龙。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上好日子吗？困难啊！”贺龙感叹道：“这么大一个烂摊摊，哪个能收拾？”
　　“你觉得广东怎么样？”刘达五忙问。
　　贺龙低头沉默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孙中山是个伟人，人民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他突然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几年里，贺龙远在湘西和川、黔一带，没有同共产党发生直接的接触。但他没有忘记桃源时方汉儒对他讲过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情况。
　　刘达五回答：“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近两年在云南，消息闭塞，俄国革命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是前几年听说过，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
　　三天后，刘达五带着贺龙给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盘费，踏上了去广东的路途。
　　然而，广东的情况令人失望。刘达五到广东，本打算重返滇军，不久他发现滇军中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较弱，只好取道海防，回转贵州，寻找从四川失败后返往铜仁的贺龙。
　　19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在刘达五的住处，贺龙不停地吸着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呢？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对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然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中央一些部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援助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共合作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对贺龙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年秋天，黄埔军校一些贺龙的同乡和铜仁籍的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还寄来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和《宣言》。
　　贺龙读后十分欣喜，他高兴地说：“如果在政治上确实按照《简章》和《宣言》中所说的去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贺龙决定立即动身去广东找共产党。
　　贺龙把自己的旅长一职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总司令熊克武。熊克武以部队有任务为由，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贺龙从这件事上开始对熊克武的革命诚意和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尽管广东之行未能如愿，但他还是派了刘达五去广东谒见孙中山（刘达五去广东后，孙中山不久即逝世，因此，刘达五并未见到孙中山）。随后，贺龙与湖南共产党有了初步接触。

2．3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人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贺龙组织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八月，部队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长、团长没有变动。师参谋长仍然是陈图南，秘书长也仍然是原来的向劲秋。新的变化是成立了两个过去没有的机构：一个是训练处，由刘达五任处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氏。受中华革命党委托，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其一见如故。
　　周逸群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对于贺龙当时的部队，“共产党”是很新鲜的，他的到来，自然就引起全师官兵分外的注意，互相在打听他的各种情况。由于他出身于高门大户，到过日本留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这一切使得部队中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思想上自然地与他有一些距离。
　　贺龙、向劲秋与周逸群接触较多。当有人向贺龙问起对周逸群的看法时，贺龙出乎意料地回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秘书长向劲秋的评价是：“博才多学，不愧为书香门第！”
　　贺龙在全师具有很高的威信，向秘书长又是全师的头号笔杆子，经他们两人这一品评，年轻的周逸群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加重了，也由于他本人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也有对他始终持有偏见的，和人们谈起时，总说周逸群是“卖狗皮膏药的”。此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当贺龙弄清了共产党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国际党”时，在周逸群来后的第三天，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党。周逸群听后自然很高兴，但显然时机不成熟，于是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
　　贺龙从周逸群的话中受到很大鼓舞，对周逸群更加信任了。他向周逸群提出：一要帮助改造部队；二要建立政治部。
　　周逸群直言不讳地指出：“部队是得改造，但不要指望广东派人来。应该立足自身，招一部队学生来，也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非常同意周逸群的主张，决定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由周逸群带来的大部分宣传队员担任教官，周逸群本人则担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
　　开办讲习所，是贺龙方面欢迎左翼宣传队来帮助改造部队的重大决定，也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端。
　　政治讲习所公开招生。不久，报名应试的青年就超过了八百人。
　　贺龙又辗转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请求援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有：“贺龙近又要我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甫）去主持其事。”还说贺龙派了与省方有旧交的独立旅长唐秉渊专程到湖南省党部“找军事、政治人才替他训练军队，态度颇为诚恳。”
　　由此可见，当时贺龙不仅热情地留下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传队员，还早与湖南的中央党组织有重要的联系。
　　随着贺龙倾向共产党的态度日益明显，特别是他坚持开办政治讲习所的决然行动，使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日益重视。
　　当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湘西政治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
　　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去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与他的部队的看法还处于初期，态度比较谨慎。这个政治报告当时虽未引起上面的充分重视，但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时的贺龙不仅“比王天培较左”，而且贺龙从思想到行动上是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的，并由倾向逐渐靠拢，由靠拢转而拥护，直至最终加入共产党。
　　自贺龙与周逸群结识以来，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逸群能从政治上影响贺龙，甚至在关键处展开批评，贺龙也能欣然接受，不存芥蒂。贺龙从军事上鼓励周逸群，有时训斥几句，周逸群也并不介意。一军一政，两人相得益彰，互为诤友。
　　然而，随着贺龙对共产党的日益信赖，部队内部新与老、左与右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政治情况越来越不平静。这主要反映在周逸群和陈图南两人之间。
　　论出身，论门弟，论才学，陈图南与周逸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在贺龙部队里，两人的作派截然不同。陈图南自视甚高，喜欢空谈理论，敏感，且气量狭窄。由于他是贺龙的同乡，且资深位高，在第一师中下级军官中拥有一批亲信，因而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人们最初以为，由于周逸群到来，很快得到贺龙的信任，使他相形见绌了，他对周的轻蔑可能出于嫉妒。可是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这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刻的根源是：周是共产党，而陈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
　　一次在上不上政治课的问题上，陈图南与周逸群的矛盾公开化了。周逸群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他平心静气地申诉了许多理由，陈图南却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听你那一套。”
　　贺龙则完全支持了周逸群每天上一堂政治课的部队整训计划。
　　还有一次，贺龙与陈图南、刘达五等人在武汉流览市容，当看到武汉三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时，贺龙深有感触地赞赏共产党发动民众很有办法，陈图南这时提醒贺龙：
　　“云卿，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事实上，陈图南早就看出贺龙心向共产党，因此加紧了拉帮结派的活动。在军官中，如果分为左、右两派，那么以陈图南为首的一派就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分子有团长柏文忠，营长陈黑、张松如、陈策勋，副营长赵福生、刘九同等。
　　陈图南整日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并暗中勾结蒋介石，进行密谋活动。
　　1927年4月，贺龙奉命第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出发前，陈图南利用汪精卫集团不给发饷，士兵不满的机会，唆使少数人闹事，谋刺贺龙。然未遂，贺龙果断处理，交武汉公安局枪决了陈图南，迅速平息了骚乱。
　　闹饷事件，当年在武汉曾是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虽使贺龙历经风险，但确实增长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更显示出他与国民党右派的彻底决裂和在政治上历经严酷考验后的进一步成熟。
　　这一切是与优秀共产党员、贺龙的良师益友周逸群分不开的。他的宣传教育在贺龙思想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贺龙自己也说过，周逸群对他的影响，是对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动，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产党。

2．4　南昌起义前后
　　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师于1927年5月11日进驻河南驻马店。6月15日，贺龙所在部队进攻北洋军阀体系的奉系，消灭大量敌军。这时的贺龙已是北伐中的一员左派名将，部队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仍为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六日，贺龙奉命率二十军回到武汉。
　　六月底，武汉形势开始恶化，汪精卫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即将开始。
　　汉口、汉阳正酝酿着又一次“马日事变”。在腥风血雨中，几十个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投靠了蒋介石；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率领全军和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只剩下贺龙一人。
　　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
　　六月二十七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地讨论应变措施。然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和陈独秀等领导人对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妥协让步，竟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调往武昌加入张发奎部。不料，由于处理不当导致混乱，纠察队中不少人弃枪逃之夭夭，剩下的被迫缴了枪，且无处安身，贺龙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们。
　　此外，大批从别的部队逃出来或被“遣散”出来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及和工人纠察队一起被解散了的农民自卫军骨干等先后编入了贺龙的部队。贺龙一如既往地全力保护着二十军里的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此时，贺龙对汪精卫、唐生智之流的假左派已逐渐认识，并与其决裂。这以前，蒋介石为了拉拔贺龙，曾派参谋长朱绍良利用黔军关系，秘密来武汉，向贺龙封官许愿，说什么只要拥蒋，就委为中央委员，当江西省主席，赠送一幢地处南京的大洋楼，条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贺龙对此断然拒绝。
　　与此相反，贺龙对中国共产党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无减。
　　据当年随军苏联顾问库曼宁回忆：
　　“贺龙决定把从蒋介石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欢迎到自己部队里来，但进行得十分秘密，因为当时在武汉还没有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如公开执行，必然过早地暴露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万一张发奎发觉了贺龙和叶挺部队里增加了共产党员，可想而知，他从武昌出发之前就要全部解除第二十军及第二十四军的武装。”
　　贺龙为了避开蒋介石方面的说客，经周逸群安排，于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苏联公使馆内。在这里，贺龙结识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就是在这里，他对共产党员从思想上、政治上接近，进而发展到组织上的一致了。
　　七月一日，贺龙的新寓所里迎来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
　　贺龙对周公的屈尊过访，非常感动。据在座的贺龙堂嫂陈君兰后来回忆，他们当时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
　　贺龙原以为，政治上，共产党员比国民党强；军事上，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员强，因为共产党还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在周恩来的启发下，贺龙认识到，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政治作主心骨是靠不住的。贺龙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这次会见，是贺龙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贺龙后来对部下讲述他思想转变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指周恩来），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七月六日，汪精卫高唱东征讨蒋，秘密召集非共产党的将领开会。贺龙也在座，会上，汪精卫公然提出国共分家并要求各将领加强防范军中国共产党时，贺龙坐不住了，他当面驳斥汪精卫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农工援助，我们革命能够得到今天的胜利吗？我反对分家。谁要分，我就同谁干！”
　　这番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话，弄得汪精卫的会也开不下去了，在场的将领们一哄而散。
　　七月八日，贺龙派出二十军的轮船将朱德和病中的湖北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安全护送到九江。
　　七月十日，贺龙部队沿江东下。队伍走到黄石港时，汪精卫已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就要对共产党下毒手了。
　　七月十七日晚，贺龙在黄石港召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了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消息。会上，他着重分析了时局，指出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回老家去；一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一条是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他斩钉截铁地说：“第一条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都绝不能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走这样的路。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十军官兵，从黄石港分乘数百条木船，浩浩荡荡向九江进发。到九江后，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专程会晤贺龙，把党内正在酝酿中的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透露给了他，试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热烈拥护，当场许诺：“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
　　不久，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形成了。与此同时，汪精卫发来通知，命令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汪精卫认为贺龙、叶挺的部队战斗力强，“共产党员多，太红了”，因此准备解除他们的兵权。贺龙识破了汪精卫的机关，与叶挺、叶剑英在棠湖小划子中密商，决定不上庐山，移师南昌。
　　七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到二十军，通知贺龙，党中央已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与前来军部的刘伯承一起拟定起义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中华总公会。
　　后来，贺龙1946年在延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南昌起义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周恩来同志把指挥起义的大权交给我，我很受感动。当时，我说，我不是党员。周恩来说，党相信你。”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1927年8月1日零时整，在党的前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武装起义，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本是在拂晓前才行动的，由于贺龙部下赵福生晚上匆匆离队，向敌人汇了密，起义的时间提前了。
　　南昌起义拉开了威武雄壮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序幕。敌朱培德和程潜在南昌的队伍三千多人，拂晓时被起义军全部瓦解。起义后革命军整编队伍，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同时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宋庆龄、谭平山等同任主席团主席。
　　八月初，按前委计划，起义军挥戈南下，准备夺取广州，打开海口，争取国际援助，再次举行北伐。然而，这是一次没有同湘赣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溽暑远征。
　　在这次远征中，任务艰巨，处境艰苦，贺龙始终坚定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亲自指挥了壬田战斗，击溃了军阀钱大钧的阻击，占领瑞金；组织并率领二十军一部策应了会昌战斗，打得钱大钧部几乎全军覆没。
　　起义前，当周恩来代表党的前委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贺龙后，谭平山曾在旁鼓励他说：“老贺，你当总指挥就要加入共产党，不入党可不行啊！”这话说到贺龙心坎里去了。贺龙诚挚地告诉谭平山：“头年驻常德时，结识了周逸群，我就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申请过好多次了，考验也快两年了。老周说，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现在既然你找到了我，那我就请你们当‘红娘’！”
　　九月初，贺龙率部从会昌到瑞金，在瑞金城边的一所小学校里，贺龙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履行了入党手续，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入党后，贺龙的立场更加坚定，斗争更加坚决，正象他后来所说的：“我指挥的军队从此是党的了，我的脑壳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起义军绕道福建进入广东后，兵分三处。贺龙和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二十军第一、二两师和二十四师在汤抗攻击三倍于己的敌人，然而遭败绩。在鏖战中他通宵达旦坚持指挥。在流沙会议后，起义军在乌石遭到伏击，一些领导同志被冲散，队伍大乱，起义失败。贺龙亲率弁兵左冲右突坚决抵抗，一直坚持到入夜才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离开乌石，按照党的决定，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意义重大，它诞生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据“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同志回忆，他们曾问起贺龙同志南昌起义有没有必要时，贺龙十分明确地说：“那时我们就抱定共产主义信念，发表宣言，使敌人孤立了。我们打起了革命旗帜，敌人要消灭我们；我们又打起革命旗帜来斗争。不暴动怎么办？没有暴动是提醒不了人民的。”
　　从此，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彪柄千秋的历史功勋，永远载入了史册。
　　贺龙很早就开始寻找共产党，寻求真理。在党最困难的时刻，他毅然地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了党，参加南昌起义，自此踏上革命之路。起义前，周恩来曾与贺龙会晤。那次会晤，是贺龙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然而，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拉过来的。对此，彭真曾有过中肯的评述：
　　“贺龙出身苦，他和贫苦群众生活在一起，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不安于现状，用种种方式和旧社会斗争。
　　“贺龙在斗争中找出路，找过孙中山，接触过汪精卫。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大屠杀，许克祥“马日事变”大屠杀，汪精卫嘴上反对心里支持。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贺龙同志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贺龙部队里早有共产党员了，周逸群同志就是一个代表，贺龙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对党的战线、方针、政策逐渐有所了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一个党派作比较，一个个领袖人物作比较；由表及里——从现实看到了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不顾个人安危，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周恩来同志让他当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就有了依据。
　　“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把他拉过来的。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

一泊

3　三进洪湖之谜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同刘伯承、林伯渠等一起，前往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但因机关被破坏，未能成行。南昌起义前，贺龙曾对徐特立说过：“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于是，不愿离开革命的贺龙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队伍，以洪湖为中心，“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史剧。

3．1　初进洪湖
　　南昌起义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了。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早在流沙会议上，他即表示要卷土重来。他也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1927年11月初，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安排了秘密住处。一到上海，贺龙就见到了比他早到的周恩来。周恩来希望贺龙暂进躲避一段时间，到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贺龙答应考虑。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贺龙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在谈到湘西的情况时，贺龙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得把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把与贺龙的谈话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不是要贺龙同志去湘西干一干呢？”
　　李维汉同意。
　　常委会开过以后，李维汉把瞿秋白的意见通知贺龙。贺龙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
　　实际上，贺龙是想回湘西的。但是，中央要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并已决定他们三人于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秘密离开上海，贺龙只好准备上船。不料，十一月十六日，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识破，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贺龙便不能抛头露面了。于是，贺龙找到周恩来，表示不愿离开革命，希望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在1928年1月6日向中央常委会议提了出来。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表示不赞成。周恩来向常委们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认为贺龙应该去，也有充分的条件去。最后，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几位同志，带着周恩来的关怀和嘱托离开了上海，再次踏上了征程。
　　1928年1月16日上午，几个商人模样、看上去颇有来头的人，从容镇静地穿过街巷，从汉口街心直奔长江码头。途经一个巷道口，只听人声嘈杂，一大堆人在围观墙上国民党出的一张布告，言语中夹杂着“南昌暴动”几个字。“商人”们放慢了脚步，其中一个中年人趋向前去看究竟，原来布告上写的是悬赏缉拿南昌起义的“匪”首之一贺龙。他看着布告，嘴角不经意地轻笑一下走开了。
　　此人正是贺龙。不过，这时的他身穿阔绰的狐皮袍，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外国造的宽羊毛围巾，戴着墨晶眼镜，并且剃掉了蓄了多年的短胡须，俨然一副商贾模样。随行的周逸群打扮得象个管帐先生，刚加入共产党的卢冬生也化了装。
　　自从贺龙率军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印发张贴了成千上万张这样的通辑文书，附上照片，张贴于通衢要道，要捉拿贺龙。当贺龙原来的上司、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上报贺龙、叶挺南昌反戈的情况后，汪精卫发誓要捕杀贺龙，蒋介石则悬出重赏，要“买”贺龙的首级，他们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
　　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贺龙轻蔑地一笑，昂首向武汉关轮船码头走去。当时戒备森严的汉口，到处是敌人的巡逻队，他们严密把守在交通要道，盘查过路行人。贺龙等人闯到了高大的武汉关钟楼前，准备搭乘预先租好的江轮。
　　荷枪实弹的哨兵，正在武汉的栅子口上搜索行人和旅客。
　　见状，贺龙镇定地迎面向哨兵走去，突然把身上阔绰的皮大衣一掀，故意高声叫嚷：“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一看他们这副打扮，丝毫没有起疑心。贺龙一行人就这样机智地躲过哨兵的盘查，登上了开赴长江上游的江轮。后来，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实那时我身上带的都是党的文件，还带有枪呢！”
　　他们登上轮船后，船上的帐户先生左顾右看，打量了好半天，试探地问：“先生贵姓？”
　　贺龙说：“我姓王。”
　　帐房先生诡秘地说：“你不姓王吧？”
　　贺龙一怔，随即镇定地反问：“不姓王姓什么？”
　　“你是贺龙”。
　　贺龙一看自己身分已被识破，严正地说：“知道是贺龙就要负责护送！”
　　帐房先生竟平和而亲切地连连点头称是。原来，这个帐房先生和船上一些水手、工友是同情革命的。贺龙当师长、军长时，驻军武汉、鄂城，颇有声望，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所以，他虽然骗过了巡察的哨兵，却被革命群众认了出来。为了保护贺龙他们，船不拉汽笛就离港了。
　　当时，江上有很多驻扎武汉的桂军巡逻划子，一见有船起锚启航，飞快追了上来。帐房先生见状赶忙让贺龙他们躲好，水手们急中生智弄断了拉汽笛的绳子。巡江划子靠近江轮，一群持枪桂军上来质问：“为什么不拉汽笛就开船？”帐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绳子说：“拉汽笛的绳子断了，我们正在接。”这此士兵扫了扫船上的旅客，掉头走了。
　　江轮就这样在涛飞浪涌的大江上驶往洪湖地区。
　　一月十八日，船到洪湖边的新堤镇。镇上驻军是湖南部队李觉的师，周围也驻满了敌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敌情，知道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十几个人、十条枪。贺龙对周逸群说：“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贺龙朝周逸群笑着说：“我当面向他们借枪，你们就动手提。”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大摇大摆地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上的打扮，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劈头就说：“我是贺龙，特来借你的枪！”
　　团防队长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顾求饶。
　　这时，一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被卢冬生一枪打倒，随贺龙来的其他几个人趁机一拥而上，将团防手中的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夺到手中。
　　贺龙等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继续他们的行程。一月十九日，他们就在离洪湖不远的反嘴镇登陆了。他们一一向船工、水手挥手告别，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象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面积达四百三十八平方公里，跨洪湖、监利两个县。它处于武汉市西南方，与湖南省接连，素有“千里洪湖”之称”。
　　一上岸，贺龙等人就筹画着去和贺锦斋接头。贺锦斋（1901—1928）是贺龙的堂弟，小时候当过学徒，干过农活。
　　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贺锦斋入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一师师长，并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转道上海，找到了贺龙。党组织要他先到洪湖地区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游击队，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正当贺龙他们准备去寻找游击队，和贺锦斋接头时，只见一位魁梧的汉子，身穿灰色棉军衣的人飞快朝他们走来，扑上去一把握住贺龙的手，激动万分地大喊着：“大哥，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说罢，朝岸边一群人挥臂大喊着：“你们不是盼望见到贺龙吗？看，他来了！”
　　此人正是贺龙的堂弟贺锦斋。这突然的会合，使得岸上的人们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这次小小的会师，使湘鄂边前委有了一百多条枪的武装队伍。贺龙曾说：“这是我们赤手空拳来到荆江以后，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钱。”
　　不久，贺龙通过他参加南昌起义时的部下张天辉，与以李兆龙为首的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又通过石首中心县委，将大革命时留下来的两支农民武装召集过来，由湘鄂边前委统一领导。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于是，贺龙将他们编为两个大队，树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这是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洪湖地区重新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石首县委决定与工农革命军配合，发动“年关斗争”，在较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荆江两岸的团防和土匪二千人，缴获了不少武器，迅速打开了局面。工农革命军军威大振，到1928年2月中旬，由四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年关斗争胜利之后，荆江两岸局面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湘鄂边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决定将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前往湘鄂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石首中心县委为了扩大根据地，要求湘鄂边前委在未走之前，消灭驻扎在监利县城的一股三十多人的团防，贺龙接受了石首中心县委的要求，挥师前往。可是，当工农革命军去打监利时，城里敌人突然增加了一个旅的兵力，情况有变，部队没有防备。
　　在遇到劲敌的情况下，贺龙、周逸群只得下令撤出战斗。他们将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后，带领二十多人，于1928年2月下旬，前往湘鄂边开辟新的根据地。
　　周逸群到湘西后不久，暂别贺龙，返回湖北沙市、石首一带，领导鄂西地区斗争，开辟了洪湖根据地。贺龙则在湘鄂边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开辟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

3．2　二进洪湖
　　为了实现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江汉平原红色区域联成一片的设想，1930年上半年，贺龙三次率红四军东进，七月初，与周逸群为首的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第四军改为第二军），周逸群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两大革命武装的会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当红二军团建立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军阀部队，大战正酣。贺龙、周逸群等率领红二军团在石首藕池大败敌军，缴枪二千多支。蒋介石给兵多枪少的红二军送来了装备，部队一时声威大振。
　　贺龙重返洪湖，展现在眼前的是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
　　由于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连成一片，革命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贺龙决心和洪湖人民一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块根据地。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中的各种问题，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敬重，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贺胡子”。
　　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洪湖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一整套武装体系，在辽阔的千里洪湖上，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在洪湖地区，有一块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头——白极会，这是一个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组织。远在清朝时，就是这个白极会，曾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湖北的革命运动。这时，它又受土豪湖霸的操纵，投靠国民党，和红军作对，杀害革命人民。淝阳大土豪陈彦达从天门县招来了白极会头子周亮，在各地发展白极会组织，胁迫每家一人参加，不然就诬称为共产党，进行迫害。红军和赤卫队在八月以前，同白极会多次交战，曾攻入石山港，活捉了白极会头子、国民党旅长张登鸣，并当众处决，取得反击白极会的第一次胜利。
　　白极会又组织“复仇”，裹胁会众一万多人，卷土重返石山港。作战时吞黄表、喝朱砂，念念有词地祷告“天神保佑，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富贵荣华”。在石山港大建佛堂，装神弄鬼，愚昧群众。
　　眼着白极会无恶不作，严重威胁苏区人民群众，贺龙决心消灭白极会。为了揭穿白极会“刀枪不入”的鬼话，贺龙把活捉来的几个胸口画着“太极图”的会首当场枪决，打破了他们的欺骗宣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位于内荆河畔的峰口镇是当年和白极会激战过的地方。
　　镇北有座三孔石拱桥——五风桥。当白极会匪被红军打得四处逃窜、败退到五风俗桥时，由于贺龙和红军指战员早就发动群众，在桥面上撒满了玻璃、瓦片、石渣，光着脚板的白匪一到桥上就乱作一团，个个束手就擒。
　　八月，贺龙、段德昌等人率领红军，配合各地赤卫队、少先队和广大群众，开展消灭白极会的斗争。在广大群众紧密配合下，消灭了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白极会，为苏区人民除了大害。
　　消灭了白极会，贺龙率领红军进一步发展了洪湖地区的大好形势。鄂西特委和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具有湖区特点的人民战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贺龙二进洪湖发展湘鄂西根据地经受了路线斗争的考验。早在1930年6月，党中央的领导对当时各地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主观主义地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使“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其影响开始波及湘鄂西根据地。
　　二、六两军一会师，鄂西特委就按照党中央指示，要求他们集中进攻荆州、沙市、汉口等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以与红一军团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贺龙、周逸群从实际出发，坚持先巩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扩张。因没有执行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了批评。鄂西特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贺龙是阻挠贯彻中央路线最棘手的人物。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后，中央派来了新的特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被调到地方工作，担任代理特委书记。
　　这时，党中央为纠正“左”倾路线而举行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远在洪湖的湘鄂西特委和二军团前委还在继续贯彻这条路线，指挥部队渡江南征，以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
　　贺龙奉命率部打开南县、华客、公安、津市、石门、临澧。但是，由于部队忙着赶赴长沙，城镇旋得旋失。这时，贺龙偶然从旧报纸中发现蒋、冯、阎三方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大批敌军正源源南调，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亲自赶到石门向特委书记建议返回洪湖根据地。不料不仅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打津、澧。结果部队受到严重挫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时，优势敌军已经包抄过来，红二军团被迫退往松滋。
　　在松滋县杨林市，红二军团前委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时，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贺龙、段德昌等多数人认为，红二军团应回师洪湖，保卫老根据地，而后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和鄂西北发展。他们认为既要山区，也要洪湖那样的平原，要把湖区山区连成一片。此时，正在洪湖地区担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的周逸群也来信，要求红二军团主力回师洪湖。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前委书记提出“离水就陆”的“上山”方针，要山区不要湖区。他固执地认为，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活动不开，“只适宜小的部队逃兵躲藏”。
　　争论未决。前委书记仅同意段德昌等人带少数部队回洪湖，实质上是解除了段德昌红六军军长的职务。
　　领导层意见分歧，部队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红六军置于杨林市一线，红二军置于公安一线，未能抓紧战斗准备。敌李觉部从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杨林市、街河市集结。红六军临时应战，日夜行军，又累又饿，沿途买萝卜充饥，头天到达杨林市，第二天就遭李觉部袭击。部队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相持之中，红军刚收编的一支部队反水，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中，最终导致失利。
　　杨林市一战，红二军团付出很大伤亡，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总指挥部几乎撤不出来，南征失利。
　　此后，部队经马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转至鹤峰，开始在鄂西、鄂北山区流动转战。

3．3　三进洪湖
　　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这时，敌军加紧围攻洪湖，正在五峰、长阳地区活动的贺龙力主回师洪湖，打退敌人进攻，巩固革命根据地。但特委书记认为，回师洪湖犹如“从井救人”，“救者必死”，不同意回师。前委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按书记意见，红三军进兵荆、当、远，想用所谓“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敌军撤离洪湖。实践证明，这种主观主义的指挥不仅不能搭救洪湖，反而使部队在江北陷入重围，又受到很大的损失。突围后不得不转向鄂西北，开辟了房县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更“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强行篡夺了中共的领导权。他们把“左”倾当右倾批，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号召全党反对右倾，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发展了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机械过火斗争，从此开始了“左”倾路线对党的又一次统治。
　　三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左”倾路线执行者攫取了党的领导权。不久，湘鄂西中央分局写信来，要求红三军回洪湖地区。贺龙则早有此意，便耐心说服红三军前委的大多数同志，打回洪湖去。九日，红三军的七、八两个师，和正在鄂北的红九师会合于刘侯集，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红三军向洪湖方向发展。
　　红三军东进洪湖，增强了洪湖苏区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苏区的广大人民，深得人心，广受欢迎。
　　然而，贺龙率红三军刚回到洪湖，就被指责为一贯右倾而剥夺了指挥权。政委万涛也被撤职。贺龙据理力争无效。就在这时，与贺龙并肩作战多年、结下深厚战斗情谊的周逸群在去华容检查工作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
　　1932年初，贺龙恢复指挥权后，率部向襄北发动攻势作战，利用敌军受到群众反对，离开阵地不能打仗和不善于雨天、黑天作战等弱点，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等战法，并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在龙王集、王家墩等战斗中，接连获得出色的重大胜利，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又六个营，缴枪五千余支，使红三军主力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根据地得到相应的扩大。
　　但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军事斗争不久即陷入了被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左”倾路线执行者加紧推行错误路线，指责红三军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要求不停顿地强攻硬打，必要时要打“叫化子与龙王比宝”的消耗战。三月底，敌军“清剿”襄北地区时，红三军将敌军在瓦庙集等地分割为两个集团，分头进攻，打得英勇顽强，毙伤敌旅长以下两千人，取得了很大战果，但部队自身伤亡很重，送往后方医院的伤员约有几千人，弹药更是无法补充。但“左”倾路线执行者不顾部队的消耗，强令继续进攻，“全力歼灭进攻之敌”，迫使红三军在五月份张家场战斗中同敌军进行持续八昼夜的激烈战斗，自身的伤亡超过了毙伤敌军的数字，损伤了元气。六月初，川军趁红三军远在襄北之机，进攻洪湖根据地，苏区内部顿时紧张起来，幸亏贺龙率主力星夜赶回，在新沟嘴用诱敌进入预设阵地和迂回到侧后使其两面受敌的战斗，击败川军，俘虏三千多人，才转危为安。然而少数具体战斗的胜利，改变不了王明路线给整个洪湖苏区带来的损失，洪湖革命处于低潮。
　　1932年夏天，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调集五六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洪湖的兵力达十万之众。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上由主张盲目进攻，一变而为单纯防御，命令部队筑碉固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和敌人硬拼。在政治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且一开始就采取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把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改组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生硬地联系起来，乱捕、错杀了大批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几十名干部和黄埔生基本被杀完，整个洪湖地区错杀了约两万人，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自己把自己部队搞垮，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攻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贺龙从实际出发，建议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选择弱点，歼敌一部，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左”倾路线执行者却坚持要分兵把守，固守决战。红三军被迫“两个拳头打人”，一路向荆州、沙市进攻，出击襄北，另一路留在苏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唯恐打破坛坛罐罐。这样做，就不能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挥不了红军的长处，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1932年9月，毛泽东有一份电报发至湘鄂西，也被王明路线积极推行者扣压，不向贺龙等人传达。终于，多年来艰辛创立的洪湖苏区遭到了失败，红军由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多人，从洪湖根据地突围后，转移到随县大洪山进行休整。
　　从洪湖苏区撤退后，贺龙率领部队，经过七千里行军，到达湘鄂边，开创了黔东根据地，基本上渡过了1932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34年10月，贺龙率领的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成立了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红三军在会师后又改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支生长在不同地区的革命部队初次见面，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得十分紧密，被称为“模范会师”。会师仅仅一年，红军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湘鄂川黔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时，蒋介石调遣大批军队，集中六个纵队约三十万的优势兵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疯狂“进剿”。战斗初期，红军接连报捷，但由于敌众我寡和“左”倾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个问题，是在历史性的遵义会议精神传来之后，才从根本上解决的。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挥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二、六军团机动灵活、有声有色地打击敌人，使敌人丧失了进攻的力量和勇气，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利用湘鄂军队进行“围剿”的计划。红二、六军团乘胜攻占石门、澧县、津市、临澧，在那里筹集给养，扩大队伍，宣传抗日。
　　贺龙三进洪湖，出生入死，破敌摧坚，在洪湖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绩，和洪湖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情谊。后来，当过去的记忆复现脑际的时候，他平静地微笑着说：“我对那些地区相当熟悉。”

一泊

4　个性及婚姻家庭之谜
　　战场上的贺龙，口衔烟斗，指挥若定，这几乎成了他给人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然而，生活中的贺龙展现给人们的却是另一番风采……

4．1　丰富的个人特质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熟悉他的同志嘴边总会挂上微笑。关于贺龙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有许多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贺龙从小就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级指挥员粗疏一些，然而在外向的粗疏中，却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他是一个爱嘻闹的人。在街上，他喜欢逗弄孩子，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贺龙曾对人谈起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贺龙又高又壮。“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同志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的确，仅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飞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叨着他喜欢用的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曾对人说：“他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关向应同志曾对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女士谈起对贺龙个性、品格的印象。他说：“贺龙是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有着一种特殊的战士风格。他作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作战时计划得非常仔细，他所有的决定都是稳当安全的。他对待部属很周到，但他们如果犯了错误，就严格执行纪律。他的政治理解力是很强的，并且对党诚实和服从，总是小心谨慎地遵循党的路线。作为个人，贺龙为人和蔼而朴实，几乎是孩子似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他抽香烟——
　　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了。”
　　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谈谐有趣，不愧是这方面的老手。他常讲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只要一提起我贺龙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这时，他总是预先传言他还有好几英里地远，然后敲响地主的大门，微笑着说：“哈，我来了！”
　　贺龙从不讲究形式。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我数不过来！”一次贺龙视察青岛海军学校，却走进欢迎他的仪仗队中，和张三拉拉手回李四家在哪里，中午又在院子里和学员们蹲成一圈吃饭，闹得偌大一个食堂空着，苏联高级顾问很不高兴。贺龙说，我就看不惯这一套。
　　贺龙顾全大局，丝毫不带有私心杂念。他与肖克在战争年代结下了密切而持久的战斗情谊，被美国记者、《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而兹伯里称为“一对生死朋友”。一九三1934年，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这次会合，完全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合那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惨死后，肖克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4．2　贺龙的婚姻家庭生活
　　贺龙早年赶马驮运，长途跋涉，生活很艰苦。由于勤俭精明，还是为家里挣了一些钱。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
　　桑植到处传说：“民国反正，穷人翻身。”随着贺龙赶马收入有了点钱，生活也开始好转。也就在这时，他们家庭成员多了一位新人。那是在一九○六年贺龙十岁时，腊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贺龙与比他大几岁的原燕罗界邻居贫农女儿徐月姑成了亲。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于南昌暴动。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
　　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拉队伍，女儿贺金莲留在上海。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贺金莲自幼体弱多病，这时不仅无法及时治疗，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还要经常搬家藏躲，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这样搬来搬去，没有多少天就把孩子给拖累折磨死了。
　　贺龙对这个在苦难中出生而又夭折的女儿十分疼爱怀念。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还悲愤地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嘛！”金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秋，贺龙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告别家族时，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幅鞋扣绊，说：“这还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绊！”
　　贺龙的第二次婚姻是在长征前开始的。他在湘西娶蹇先任为妻（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与肖克结婚）。蹇先任出身豪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出生入死。1935年11月，贺龙正在前方，蹇先任生下一女。当时贺龙正好打了一个大胜仗，王震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贺龙，电报上写着：“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肖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
　　贺捷生出生十八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她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
　　因贺龙南征北战，只好把她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解放，贺捷生才回到父亲身旁。
　　蹇先任后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婚后，两人相敬如宾，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岁月。
　　战争时期，为了革命，贺龙与薛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贺龙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于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两人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
　　1944年9月，陕北延安连降大雨。二十八日，薛明为贺龙生下一个男孩。毛泽东当即给贺龙打去电话说：“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1944年薛明怀有身孕时，贺龙的老搭档关向应即为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当时，关向应与薛明商量说：“如果是个男孩，应该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名字给孩子。大家都喜欢岳飞，所以孩子的名字应该同岳飞的名字有联系。贺龙的字是鹏举，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一个，就叫‘鹏飞’好了。”不久，关向应病逝，贺龙十分难过。为了有纪念意义，贺龙也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贺鹏飞”。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贺龙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的家里时，保姆抱着贺鹏飞在路边迎候，贺龙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贺鹏飞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总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再加上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少了。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受到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贺龙，于1967年1月19日派人把贺龙夫妻送到了京郊的山区。两人总算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那样的境遇之中。
　　这年夏天，林彪一伙背看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夫妻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不久，七十一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
　　林彪、“四人帮”集团对贺龙进行了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薛明脸不洗，口不漱，忍着难耐的干渴，为的是让贺龙有口喝。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与薛明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四分，贺龙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总理瞩托，写下了《向党和人民汇报》，将贺龙遭受迫害时的生活情形公诸于众……

4．3　贺龙的儿女们
　　贺龙与蹇先任生下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后不久考上了“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间，因受牵连，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这期间，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被审查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前任丈夫弃她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仪式将秘密进行，“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导、不宣传”。贺捷先十分气愤，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医院得知真情，当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自己将抱病前往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并亲自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元老们关系密切。那时，她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尽了各种办法。她虽然不会抽烟，但随身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为的是在紧要关头及时烧毁材料。
　　现在她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为圆昔日文学梦，在业余时间写起书来，创作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仑》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由她执笔编写的电影剧本《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获得很大成功。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举行婚礼。新郎叫李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是一名儒将，在戎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能吟诗作对。
　　1988年，贺捷生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共生有两女一子。女儿分别叫贺晓明，贺黎明，儿子就是贺鹏飞。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加入富利公司。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贺鹏飞小学时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学业一般，据说体育成绩相当好。有趣的是，贺龙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不知二者有无关系。贺龙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还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而象这样的高干子弟本可以保送进大学，然而贺龙严于律己，没有这样做。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补习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与几个高干子女左右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据说他们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后来，随着贺龙夫妇相继被打倒，他本人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当时的中央文革发通辑令捉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于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糊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贺晓明这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企图外逃”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审讯了半年。
　　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贺鹏飞因学的是机械专业，所以进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露结婚。
　　贺龙平反后，贺鹏飞于1979年前后参军，并于1980年在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八四年初升任为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升为装备部正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少将，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

一泊

5　“文革”蒙冤及平反之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6月9日，一代元戎与世长辞。
　　1975年，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然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贺帅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其中一波三折，发人深省。
　　5．1　一场风暴平地起
　　1966年，一场风暴平地而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八月中旬，林彪、江青一伙对干部搞无限上纲。贺龙表示不满。说：“现在这个搞法，有点象在党内搞清理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很快，林彪、江青一伙便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八月二十六日，林彪诬陷贺龙指使人在军队夺权，并在随后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接着，林彪指使吴法宪组织写诬陷贺龙在军队“夺权”的材料。
　　九月十四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妻子薛明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开朗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原来，毛主席将林彪指使吴法宪等人写的诬陷信交给了贺龙。贺龙当时看完后，主席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主席还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跑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
　　“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股恶浪的推动下，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斐多菲俱乐部”，名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
　　1967年1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一些人不断冲击贺龙住地。贺龙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并要出去见群众。薛明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认为最好先请示总理。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
　　五日和九日，贺龙两次到中南海找周总理，未遇。这时，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对贺龙进行攻击，诬陷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十一日，贺龙的家被抄。贺龙只好携薛明到周总理家里。
　　总理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情况也复杂，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总理叫人接通了贺龙家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们撤出去；并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
　　总理本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但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一月十九日，总理和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也参加了。总理还约了江育。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总理对贺龙说：“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总理又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神情专注地听着。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听到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了四十年的战友的永诀！
　　5．2　移住北京西山
　　1967年1月20日，贺龙与薛明移住北京西山某处。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贺龙夫妇，还有担任警卫的战士。
　　一个多月过去了。三月七日，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三月十一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而且没有烟抽。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
　　九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总理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方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缓慢了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活，还进行虐待。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
　　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
　　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载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四十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有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象过去一样对我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上了，连声说：“好，过来了就好！”
　　贺龙在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呕心沥血，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运动记录，打破了不少项目的世界记录，获得多项世界冠军。为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月中旬，当贺龙同志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把体育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大批判”文章，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担心地说：“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
　　5．3　“通敌叛变”真相
　　1968年9月18日，被隔离审查的贺龙突然收到“专案组”的一封信，要他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专案组”向他提出的唯一重大的“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把信往桌上一甩，怒气冲天地吼道：“撞他妈的鬼！
　　人都给我抢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
　　原来，早在1967年2月14日，为了适应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需要，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就向中央写信诬告贺龙历史上有所谓的“叛变投敌”问题，说：“1933年，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因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江青拿到这个“揭发”材料后，要挟周总理说：“这下可该他贺龙揪出来了吧！”1967年6月13日，林彪、叶群派朱铁铮到武汉调查晏××的揭发问题。晏和他所在组织头头参与了这次调查。当晏××知道被调醒的六个人都不能证实贺龙有问题时，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相同的“揭发”材料。1971年，“专案组”就按宴××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定贺龙“通敌叛变”。这是林、江一伙忘图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的一个恶毒伎俩。
　　贺龙那颗赤诚的心被重重地刺伤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划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
　　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洪湖地区乃至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受了严重挫折，红三军由二万人锐减到三千人。贺龙率领这支革命力量转战于湘鄂川边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4年1月13日，红三军驻进了万山丛中的鄂西利川小河镇。一天，部队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是要前来送一个叫熊贡卿的亲笔信给贺龙。
　　熊贡卿其人，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政客。早在北伐前，贺龙就认识他。此人大革命时曾唱过几名高调，但“四·一二”后，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贺龙从信的字里行间很快看出了敌人的游说，策反之意。
　　他们是想借熊贡卿同贺龙“昔日友善”的关系，“深入虎穴，招安投诚”，故先派这个叫梁素佛的人前往红三军驻地试探，并联系熊贡卿与贺龙见面。
　　贺龙强按心头的厌恶之情，吩咐警卫员带“客人”去休息，并特地嘱咐警卫班长“加强警戒，千万莫让他跑脱了”，自己顶着凛冽的寒风，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去报告情况。湘鄂西中央分局军政委关向应听了贺龙的汇报后，决定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团驻地，以便弄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破坏情况。于是，由关向应口述，军部文书执笔，以贺龙的名义给熊写了回信，并交分局书记夏曦过了目。
　　一星期后，熊贡卿、梁素佛果然带着光洋、礼帽、金壳怀表、毛巾和饼干等“见面礼”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根据上级指示，不动声色地与熊贡卿“叙旧”，从中掌握了大量敌情，几日后，贺龙到中央分局驻地向关向应汇报了情况。关向应叫来参谋，把贺龙从敌人口中掏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分局。几天后，红三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工作会议，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活动的经过，并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公审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会上，关向应还要求干部要象贺龙那样，经得起任何考验，对党忠心耿耿。
　　第二天，红三军全军指战员和附近的老乡聚集在龙山县茨岩塘新起寨旁空旷的田野上，举行群众审判大会。贺龙激愤地向群众控诉了蒋介石及其说客的险恶用心。接着，关向应宣读了中央分局关于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在贺龙一声“立即执行”的命令声中，警卫班长刘开治带领几名战士，将熊贡卿、梁素佛处决。蒋介石的策反阴谋就同他的反革命“围剿”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专门呈报了这件事。报告说：“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对熊贡卿从优议恤的训令。训令中写道：“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致遭惨杀，殊堪悯惜”，“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那些阴谋家能够纂改得了的。正如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要他交代与熊贡卿谈判的“罪行”时所说的：“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我！党和毛主席总会有一天为我说话！”
　　5．4　元帅之死
　　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而且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贺龙的处境越发危急了。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伙食本来就很差，这时就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糖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这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不久，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贺龙经过分局批准诱杀熊贡卿事实经过的报告，但他们有意压下，不呈报中央。二月下旬的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整人也不敢光明正大呀？！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怕别人攒着你的把柄！”他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九大”召开当天，看到公报上有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单后，贺龙一连几天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说：“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没有蔬菜，有时贺龙夫妇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野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五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
　　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坏，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六月三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六月七日，未进食。
　　六月八日，未进食，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粮尿病酸中毒症状。晚八时，抢救的医生方才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智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六月九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下午三时四分，贺龙元帅被害致死。
　　5．5　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1973年5月1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但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老同志陆续恢复了工作，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并说：
　　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指示要为贺龙平反。这真是一言九鼎啊！1973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宽慰之余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十个月的斗争。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是留下了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这样，就把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江青又大嚷大叫，说什么“这是用S人压活人”，不准见报，不准广播，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知道。
　　但是，周总理还是知道了，他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迎上前去，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辞。叶帅看见总理到会，计上心来，便随机把悼辞递给总理：“请总理致悼辞！”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薛明汇报贺帅被害详情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于是，她写下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贺帅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
　　1980年12月6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薛明列席旁听。
　　她回忆说：“我们听到法官一声命令：带吴法宪！一阵热血涌上心头，回头一看，吴法宪垂头丧气地由法警押上来了。这个人，过去一见到贺龙，就连连点头哈腰，一副恭顺相，后来操纵着‘贺龙专案组’，手段是够毒辣的。他招供出许多罪行，真使人惊心动魄。比如说，叶群整贺龙的假材料，和他合计把我弄到边远地方，这些，我都是听了吴法宪的招供才知道的。”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发出［1982］43号文件，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出：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并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宣布撤销原来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贺龙元帅当告慰于九泉之下！

一泊

1　吹尽狂沙始到金

——性格之迷
　　性格组合是人物分析的一种新兴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中真的存在多元组合的话，那么，彭德怀无疑可以算作最好的典型了，在他的身上，纯朴与憨厚比肩，倔强与执拗携手，大爱与大恨并行，且在每一方面都不乏深沉和执著。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本身，于他是一种幸运，还是潜伏着的祸根？

1．1　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
　　彭德怀算不上伟人，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凡人。贫穷、困苦、受欺的下层生活是他降临到这个世上之后感受最早、最深的人生体验，纯朴、善良、寡欲的下层农民是他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感慨最强烈的众生群体。这一切，构成了他人生的起点，是他生命的根基和源头。
　　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感慨，从这一起点出发，彭德怀由一个沿门乞讨的叫化子，地主家的放牛娃，受人剥削的煤矿工，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一步一步走向了红军，走向了共产党，走向了为他所熟悉和爱戴的穷人谋利益的事业，直到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和党政要人。
　　但是，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之中，他都始终未敢忘怀他的生命之源，并不断从中汲取新的动力。他曾在《彭德怀自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童、少年时期的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的确，在这位生于农民，长于农村，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都市的元帅的性格深处，有着极强的农民意识和摆脱不掉的农民情结。
　　这种农民情结的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他对下层群众真挚的厚爱和对欺压人民、剥削别人的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
　　彭德怀爱劳动群众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正是从这种本能的厚爱出发少年时期的彭德怀便有了明显的杀富济民、为下层群众谋利益的思想和行动。在湘军当兵期间，彭德怀便秘密组织成立了“济贫会”，并制订了以下纲领：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从这一章程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成立“济贫会”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反对剥削和压迫，为下层人士谋利益，并已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到了一起。另外，从当时中国的状况来看，彭德怀成立“济贫会”时，中国正处于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的彭德怀还只是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并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因此，彭德怀成立“济贫会”，完全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以及他所体验到的下层生活，而幼年时所积累起来的对贫苦群众的感慨和同情，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但这种植根于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并未因职位的升迁而减弱。相反，正是出于这种对人民群众无私的厚爱，使他经常深入下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不平而鸣。1958年，当他去西北考察时，一个贫农家五口人共用一条裤、合盖一条被的凄惨状况使他伤心落泪；在湖南考察时，由于急于向人民公社化过渡而造成的广大群众无处栖身的景象使他怅然神伤；在去庐山开会途中，火车站成群成群的难民更使他难过得食不下咽。他没想到，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劳苦群众，在革命成功后。仍然过着这种可怜的生活。这一现象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批判、之后又被罢官，但他内心无憾，他坚信自己，也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这种对劳苦群众的厚爱相反，彭德怀对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彭德怀自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期间，湖南南县有个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哥哥是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经过一番调查，便在一个晚上化妆来到欧家，杀了欧盛钦。后来事情败露，彭德怀也被迫逃离湘军。
　　在彭德怀的眼里，也许可以容得沙子，却绝对容不得这种人的存在。虽然他以后曾将这一举动概括为“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但这一自发的举动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原因，在当时恐怕是很难用“打抱不平”几个字来概括的。
　　彭德怀农民情结的另一表现，便是他对农村生活本能的眷恋和向往，并能怡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成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之职，不久，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其中一条是：“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以其“年岁已高”为由拒绝了他。几年之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去外地国营农场当农民”。在这期间，他举家从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虽然是个小村庄，而对彭德怀来说，却如同鸟又回到了森林，鱼又回到了水中。一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其兴奋和激动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植树垦田，积肥种麦，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书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这种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怀一直过了六年。
　　寄情田园山水，借以慰藉心灵的创伤，是仕途失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选择。几百年前的陶渊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并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文名句而为后世所称羡。但彭德怀的向往农村和陶渊明的皈依田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失意的一员，彭德怀则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中觉悟的代表；陶渊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彭德怀则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回归；陶渊明是归隐，彭德怀则是寻根。这是我们在谈到彭德怀农民情结时所必须强调的一点。
　　彭德怀的农民情结，还过多地表现在他对事物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远见卓识和睿智洞察，而多是从本能的经验出发，凭借已有的结果来推测断定事物或人事的功过是非。这一点，也许彭德怀自己也早已有所认识，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几段话：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这种通过结果认识过程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影响了彭德怀的主观态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是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就比较模糊，“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等罪名，除过人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即使在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看法上，彭德怀仍然表现出这一先天不足。农民式的直觉经验，使他对各地的“高产卫星”持有怀疑，经过实地调查之后，问题得到证实，因而他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那封信。但也正是这种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问题、而没能或者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因而，这封出于他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信，终于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面目出现并引起一场争论，最终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

1．2　关羽式的忠与张飞式的直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关羽和张飞，两个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受到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喜爱和赞扬。
　　对关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现于各地的关公神像和关公庙、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张飞，人们则以“张飞穿针——大瞪眼”、“猛张飞”等文学形式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无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而张飞则是鲁莽、粗率的代名词。
　　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我们却分别能找到关羽和张飞的影子：既有关羽的忠，又有张飞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在一起。
　　彭德怀的忠，具体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坚贞不移的追求上。无庸讳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战友和朋友，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过分歧，有过冲突。毛泽东便曾说过“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的话，彭德怀自己也承认他曾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过模糊认识，“同主席关系对半开”。但这些，仅仅只能说明彭德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过怀疑和反对。而事实上，经过多次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怀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时有溢美之词：在粉碎张国焘反党阴谋之后，他非常称赞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在和张闻天谈到要认真学习历史时，他称赞毛泽东“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作了比较，认为斯大林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不是盲从，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对将毛泽东神化，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探讨中求团结。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如晚年的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骄傲思想和个人独断。他也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具体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搞得更好。
　　也许正是彭德怀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万言书”，有了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压迫和禁闭之中，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关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则是身陷囹圄也依旧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上，他既有称赞，也有反对，而在对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建设方针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执行者。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发火了，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与这种关羽式的忠相比较，彭德怀身上张飞式的鲁莽和直率则表现得更为浓厚和明显。毛泽东便曾多次公开地称他为“张飞”。他爱骂人：在陕北时期，他曾在一次闲谈中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对不同意见容易急躁发火；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比较粗率。这种不加雕饰的张飞式的鲁莽和粗率传到民间，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以致庐山会议之后，民间便盛传有彭德怀和毛泽东对骂之说。其实，对骂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话语，却很能说明问题，请看以下片断①：
　　--------
　　①这些对话或发言均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整理而来。

　　在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时有人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
　　彭：……华北座谈会操了我40天的娘，我现在要操20天。
　　主席：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四十天。
　　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上，谈到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时：
　　主席：……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我61岁了。
　　在谈到如何对待不同意见时：
　　主席：……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思想不通，服从组织，实行党章很不容易。要听对方意见。
　　彭：我讲话都要先写个稿子，怕讲错了挨整。
　　主席：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
　　在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当谈到要听取意见，改正缺点时：
　　主席：一下子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十一、十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十七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激又不感激，一生没吃过亏。
　　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彭德怀着急得讲了几句话：
　　彭：可以放心，不会自杀，不会当反革命，可以种地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作了7月23日讲话之后，有批评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从以上这些片断可以看出，彭德怀身上颇似张飞式的鲁莽与直率的性格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说明，旧式军队中的不良习气和作风对他的感染是非常严重的，并在他身上留下难以去掉的烙印。但“任何矛盾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透过彭德怀这一性格特征，我们却也可以看到他许多值得称赞之处：他爱骂人，却也爱士兵；他说话粗莽，不注意场合，却同时说明他不是什么“野心家”和“阴谋家”，也不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地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的“右倾分子”，而是一个胸怀坦白、是非分明、心直口快的豪爽将军，一个矢志不渝、忠贞不二的纯正的共产党人。
　　忠，反映了一个人对事物相对稳定的看法和基本态度，是隐于内的。直，则是一个人对事物所持看法和态度不加雕饰的流露方式，是形于外的。也许正由于此，彭德怀的忠往往被外在的性格特征所掩盖，而鲁莽、直率的特点却给他带来许多不该有的误会和影响。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一再强调自己那封信是“供毛泽东本人参考的”时，毛泽东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说得相当严重：
　　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拿不出来。
　　以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和地位推测，这段话给彭德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是不难想象、不言而喻的。

1．3　源于苦大仇深的倔强和执拗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股极强的倔劲。毛泽东说他“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周恩来批评他“认为训服就是没骨头”，朱德指出他“对不同意见听不进，爱骂娘”，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彭德怀身上这种极强的倔强性格来自他童年的遭遇，是苦大仇深的产物。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潭乡乌石寨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据说他的祖上是在清雍正年间从湘乡贩茶路过乌石峰，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林木葱郁，人家稀少，是个可以定居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山下买了一片坡地，修了几间茅屋，从此落了户。因人得名，这里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彭家园子。
　　乌石寨也好，彭家园子也好，山清水秀也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穷人是只能越来越穷。彭德怀一生下来，便受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和不幸。
　　在他8岁时，母亲死了，父亲也患病躺在床上，伯祖父80开外，祖母年过70、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只有半岁的四弟在母亲死后不到一个月便饿死了。生活的担子从此便沉重地压在他瘦小的肩上。这样可怜的生活，在彭德怀幼时的心灵上刻下了很多、很深的印痕，也极大地刺激并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写了这样一件事：
　　彭德怀10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富人家喜炮连天，他家却无一粒米下锅，无奈，彭德怀只好领了二弟去当叫化子，沿门乞讨。走到一个地主家门前时，地主高兴地问他们：“你们是招财童子吗？”彭德怀答：“不是，我们是叫化子。”地主一听脸唰地一下便拉沉了，二弟连忙说：“是的，我们是招财童子，恭喜老爷发财。”地主一听又笑了，即给了他二弟一碗米饭。到了黄昏，彭德怀快要饿昏了，却没有讨到两升米。二弟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招财童子时，彭德怀回答：
　　“我不想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
　　第二天，祖母又要他们去讨饭，彭德怀说什么也不愿去了，说：“我不去，讨饭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么办？
　　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彭德怀答道：“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砂柴。”祖母拿他没办法，带了两个弟弟又出门乞讨去了。望着祖母远去的背影，彭德怀伤心极了，他在书中写道：
　　“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我不愿说好听的让他们高兴”、“我再也不拿打狗棍了，我要去砍柴”。这是彭德怀发自幼小心灵之中对地主阶级的憎恶和对受压迫、受欺侮生活的反抗。也许正是从这时候起，他性格中的倔犟和执拗便埋下了种子，开始发芽并日益膨胀起来。
　　彭德怀的这一性格发展到后来，当他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诬陷之后，便更加强烈，并进一步和骂娘、发怒、大发雷霆结合起来。当有人说他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时，彭德怀发火了：“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即使在被林彪、江青一伙囚禁之后，彭德怀依旧对攻击他的红卫兵大发其火：“我有罪！
　　我的罪在于消灭了几百万日本兵。”当庐山会议上有人说他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当时就大发雷霆：“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即使对不带恶意而自己一时又难以接受的意见和批评，彭德怀也时有抵触，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人都指出了这一点。对毛泽东本人，彭德怀也敢于当面顶撞、变颜犯上。在上一节所引的对话片断中，这一点亦表现得相当明显。
　　但是，彭德怀的这种倔强和执拗，并没有发展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相反，他虽然对不同意见有抵触，对莫须有的攻击爱骂娘，但当个人名义和全局利益”国家命运相矛盾的时候，他也能作出牺牲和让步，即使内心非常痛苦。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对各种各样的批评，采取据理以争的态度，有时也非常强硬，但当7月30日上午，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劝他“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讲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吗？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精神”之后，彭德怀的心里便开始活动起来。他在后来的笔记中写到了自己当时沉重的心情：“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
　　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我给主席的信，不仅没有停止‘左’倾，反而加深了‘左’倾危险，起了反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痛苦归痛苦，但自这之后，彭德怀的态度已开始有了转变：开始时说“40天会，既感激，又不感激”，后来则认为“一个月来会上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开始时以他写信主要是“供主席自己作参考的”来拒绝会上对他信的批判，后来则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我的错误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开始时对“军事俱乐部”的说法大发雷霆，后来则逐一交代了他和“俱乐部”成员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关系。
　　应该说，彭德怀的这些转变是违心的，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但对他这样一个极其倔强和执拗的人来说，能从全局利益和党的利益出发、违心而又痛苦地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也更加体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伟大胸怀。

一泊

2　跌宕人生15年

——宦海沉浮之迷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是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然而，在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中，他却一直不能得志，先是被罢官，后又遭批斗，直至被迫害而死。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人为的不幸？

2．1　一封朝奏九重天
　　在共和国第一批开国元帅中，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是最短暂的：只做了九年多的国防部长，虽然后来曾被毛泽东派去三线工作，但并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实际上也没工作几年；他也是第一个受到批判和迫害的：1959年即被罢官，并一直处于被批判、攻击和迫害之中。为什么一个在战争年代异常活跃、战功累累的大将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生涯中却如此不得志呢？难道真如民间所说的“彭德怀是个马上将军，只会马上打仗、不会椅子上做官”那样吗？这一疑问促使我们有必要对彭德怀的政治生活作一番考察。而要考察彭德怀的政治生涯，无论如何也得从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庐山会议以及他在其间上奏毛泽东的那封信开始。
　　庐山会议之前的1958年，在中国革命建设史上、是一个非常的年月。当时，在六亿神州劲吹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强风。以全民办水利、全民办钢铁等几十个全民大办，以及神话般的农业高产卫星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以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化，在极短时间内席卷神州大地。同时，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也随之刮起。各种现在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瞠目乍舌的人间奇迹出现了：河南小麦亩产了卫星从2000多斤放到7000多斤，湖北等省水稻卫星放到亩产数万斤。日产生铁，河南鲁山1000吨，禹县4000吨，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万吨。徐水县三个月苦战，基本上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水利北。有的地方40天实现绿化……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这种浮夸风和跃进风在极短时间内便暴露出它们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纠正这些“左”的做法，以便继续鼓励，继续跃进，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
　　在1958年初刚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跃进”而是“大生产”。直到后来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破除述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几次讲话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后，他才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但对各地所放出的高产卫星仍有所怀疑，对当时的“左”的现象也有所忧虑。
　　带着这些怀疑和忧虑，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去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甘肃敦煌县，他亲眼看到棉田到处都是散落的棉花，菜地里成堆的白菜乱堆了一地。在被宣传得天花乱坠的公社食堂里，他亲眼看到的不是大肉和馒头、而是面糊煮土豆。在兰州，省委负责人告诉他当年粮食特大丰收，人均可达1500斤。而在近郊的雁鸿公社，他却目睹了一个农民家男女老少五口人合用一条裤子的凄惨景象。此情此景，使他的心象灌了铅似的沉重。1958年11月，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他又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在家乡乌石，他也亲眼看到，在人民公社的感召下，当地为了搞居民点，有的房子空了，有的房子拆了，连煮饭的锅都砸了。在刮共产风最严重的平江县参观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将1957年的粮食高产量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将1958年的低产变为1957年的。也是在这里，一位红军时期残伤的老战士暗中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民歌：“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看到这张纸条，彭德怀的眼睛发潮了，他心里不能不沉重地感觉到：这是人民群众无可奈何的沉痛呼声！
　　实地调查的结果，使他不由得又想起出访匈牙利时，匈牙利国防部长雷维斯对他所说的一段话：“匈牙利事件的深刻教训在于，除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外，主要是由于肃反的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如今，发生在我国的这些盲目冒进现象，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呢？彭德怀的心又一次更加沉重起来。
　　正是出于以上调查和担心，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决定了他后半生命运的信。他没想到，这封信的影响会如此之大，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树立了一道里程碑。
　　信的主要内容有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会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说道：
　　“我对当时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因此，他当时一再强调，这封信是提供给主席看的。
　　彭德怀的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庐山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纠“左”的，由于这封信一度而为批“右”，整个会议的议题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连当时参加会议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书信，为何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威力呢？这又不得不从毛泽东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况谈起。
　　应该承认，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功绩是应该永久地载入史册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到了晚期，毛泽东的性格则是扑朔迷离，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力主反对主观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以为凭借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终于成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强调党内民主，主张“团结——批评——团结”，另一方面，随着革命和建设的一连串胜利，党和个人威信空前的提高，人人由衷地高歌《东方红》，毛泽东开始不谦虚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即使在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也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压抑气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当彭德怀、张闻天等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员公社运动的错误根源有所批评时，毛泽东就立即将会议的方向扭转过来，要打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要动员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了。虽然彭德怀一再强调那封信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但毛泽东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将此信分发下去，组织学习讨论。
　　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这封信的看法，刚开始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点过头。但自毛泽东于7月23日发表个人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是意见书，并上升到“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后，对彭德怀这封信的讨论便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而且调子越来越高，以致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组成，因四人在会议期间意见一致且来往密切）。之后，毛泽东又召开了“7月1日常委会”，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这样，庐山会议实际上便成为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会了。
　　会议期间，虽然彭德怀对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检查，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辩。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申辨是苍白无力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问题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结论。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出于诚意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竟会给他带来“右倾机会主义”头目、搞“军事俱乐部”、搞“独立王国”的罪名。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这，仅仅只是开始，等待他的，还有更多更大的不幸。

2．2　挂甲归田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于像他这样一位耿直倔强，又有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痛的、令他很难接受的打击。然而，木已成舟，事实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无情和残忍。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
　　挂甲屯是个富于美妙传说的村庄名，传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北征辽国时，曾在这里解甲休息过。这个地方从此也改称挂甲屯。不知是历史的无情嘲讽，还是天意的巧妙安排，这位在漫长而艰难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人物，被撤销国防部长之后，如今也在此挂甲归田了。
　　至于这座吴家花园，传说是300年前吴三桂的住宅。如今虽有亭台楼阁，却大都破损不堪；虽名曰：“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杂草丛生了。
　　面对此情此景，抚今忆昔，无不给人一种沧桑兴废之感。
　　然而，也许由于心里另有打算，彭德怀并没有过分沉溺于这种今非昔比的悲伤之中。在此落户后，他高兴地对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魁英、司机赵风池及警卫班战士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元帅，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找到了他生命的根基。从此，他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田园上，买了锄头、镰刀、大锹等劳动用具，带领身边人员开地种树、种茶、养鱼。为了便于计算亩产量，他还专门种了一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他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重新证实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时“大跃进”提出的看法，验证各地的“卫星产量”究竟是否准确。
　　他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这一分地的试验田上，经常卷起裤脚和年轻人一起去池塘挖淤泥积肥，还买了粪桶，让警卫班的战士聚尿积肥。由于精心管理，试验田里的庄稼长得密密蓬蓬。麦子快要成熟时，他成天拿着竹竿在地边守护，收割时也特别细心，颗粒归“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过秤，90多斤。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这样的收成，一亩地可产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我看是顶到天了！”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彭德怀凭自己的“认真”精神的实地调查，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所提意见的正确。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尽管他用心良苦，却无法改变庐山会议的既有结论以及由此给他所带来的厄运。
　　应该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生活还是非常轻松适意的。
　　除平时参加生产劳动外，他还坚持看书、看报、看文件。每星期还抽出时间参加高级党校的学习。闲暇之时，还到附近的农民家中走访，谈家常，和农民群众交朋友。在这里，他是群众公认的“好村长”，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有困难，他安慰救济；谁家有病人，他去探视。他还用自己的薪金给村里装电灯，接自来水管，修下水道，他给了群众关心和帮助，群众则使他得到了充实和愉悦。在纯朴憨厚的人民群众中，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普通一“农”。
　　他始终脱离不了和下层群众的血肉联系，摆脱不了根植于他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

2．3　坚决不吃“分手梨”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毁容”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毁灭自己”，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他被强加给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野心家”、“伪君子”等脏而破的帽子。不仅政治生涯从此中断，就连家庭生活也被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这是“难以启齿的污辱性的痛苦”，“造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悲剧”。
　　彭德怀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时，请夫人浦安修不要跟他自己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继续受迫害、遭污辱。但是，相依相伴几十年的夫人浦安修深深明白，德怀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更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她是学历史的，心里更清楚：
　　所谓的“当代吴三桂”之说是残酷的无中生有。因此，她不顾彭德怀的奉劝和反对，毅然决定陪伴“挂甲元帅”来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对这一结果不敢抱乐观态度，浦安修对他这一态度就更不“深知”，也不甚“清楚”。当时杨献珍曾劝他们，无论如何，要肩并肩地坚决一起走到底，要坚信有朝一日党和人民会如实翻开这段历史的。
　　1962年，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连杨献珍这样和彭德怀密切相关的“重要反党分子”都翻案了，这给彭德怀夫妇带来了“一线希望”。
　　然而，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这是压倒一切的调子。“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两点谁也翻不了！这又给彭德怀夫妇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他们终于决定“分手”了。杨老坚决反对他们“取此下策”，认为这是“无用之举”。
　　彭德怀回答说，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的。
　　浦安修说，她爱彭德怀，但她更热爱党，在党和彭德怀之间，她选择了党，因此决心离婚，这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进行比较选择。
　　分手的这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很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匀称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
　　“你这是干什么？彭老弟！”杨老不高兴了。
　　浦安修泪如雨下，杨老也泪汪汪地看着他们。
　　彭德怀首先“发表声明”：第一，我根本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根本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因此我内心根本不愿和安修分手；第二，我不吃梨，我这样并不是临时变卦不同意离婚了，而是照旧坚决要分手的；第三，安修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我之愚见是也不要吃分给你的那半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就痛痛快快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第四，“天”在上，今有杨老作证，这是我们夫妻一场大不幸中之万幸。
　　浦安修马上抓起一半梨来……
　　杨老急了“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到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德怀老弟，请听愚兄一句话吧——一起生活下去，坚持到底，等待历史揭开真相！”
　　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德怀，然后盯住抓在手中的那半个梨。
　　很快、很快，她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
　　很快、很快，她吃光了。
　　她抹抹嘴，哭着说着：“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
　　彭德怀和杨老愕然！
　　浦安修如此“快速”吃梨，使刚强的彭德怀也落下泪来。
　　他站起身喊道：“送客！”
　　“且慢！”杨老站起来，“彭老弟，请你也吃梨，你们都吃梨而不离，这将传为历史佳话。”杨老急中生智。
　　“我坚决不吃！”彭德怀大喊大叫。
　　浦安修失声痛哭。
　　“你不要搞绝对化！”杨老再劝彭德怀。
　　“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杨老无计可施，只是摇头叹息。
　　车子缓缓开出来，浦安修在车里哭哭啼啼。彭德怀和杨老在车外不停地挥手……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圆”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打了回去。
　　“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
　　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
　　“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
　　打手们不管他如何喊叫，还是照样打，甚至打得更狠。
　　“我没有吃梨，你们打我吧！”彭德怀仍然不停地喊。
　　打手们不解其意，拳脚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浦安修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解释“狠心吃梨”的话又涌到嘴边，但却被这种批斗场合死死地封住了……
　　1974年冬，彭德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特批最后见浦安修一面。
　　遗憾的是，可以说非常遗憾的是，浦安修放弃了向彭德怀陈述自己吃梨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她只好“抱恨终生”了。
　　“唉！自己真恨自己哟，恨到真该死的地步！”
　　1978年12月，杨老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追悼会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向他哭诉自己的心里话。
　　“您老能理解我吗？”
　　“我是您的孩子，不管您理解不理解，我都要说！”
　　“德怀是对的，我们夫妻一场，前前后后，曲曲折折，有您老作证，真是大不幸中之万幸。”
　　“德怀是对的，他坚决不吃分手梨的决定对极了！而我，则错吃了分手梨！”
　　“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不管您信不信，我吃梨的动机是好的，我是、我是、我是为了让德怀真的以为我绝情了，从此再也不惦记我了，可结果……”
　　杨老一直注意听着，最后只说了三个字：
　　“知道了！”

2．4　毛泽东再变初衷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性格是扑朔迷离的，虽然他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话，但对自己过去的许多做法也时有怀疑和否定。也许是意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对彭德怀的一些做法有些过份，加之当时由姚文元等人发难的以批判吴晗开始的运动必须以彭德怀作为垫背，为了保护这位相交有素又受难多年的老战友，他决定把彭德怀安排到大西南的三线工作，以避免在繁闹人群中可能遭受到的不测。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断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一直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清楚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台湾当局妄图伺机反攻。在这种形势下，做好战备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三线工作也就尤为重要。自己到三线去，也可在晚年再立新功，以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名。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不熟悉工业，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后，被撤销了国防部长之职，至今尚有“里通外国”之嫌疑，一个被批臭了的人，是难以工作的。想到这些，他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到外地国营农场去当一辈子农民。
　　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招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真是久别重逢情更深。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特摘引如下：
　　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
　　“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
　　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来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
　　“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再次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
　　“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
　　会谈后不几天，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待：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以便“恢复名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也无异于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宣布了彭德怀的无罪，“对你的事，现在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也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许出于他的初衷，但之后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西南三线去保护，然而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魔鬼的手爪还是伸到了他自以为可以避风躲雨的地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便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
　　1966年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攻击彭德怀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
　　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这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他自己的看法。先是在一次同陈伯达的谈话中说到：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盅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
　　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伟人毕竟是伟人，他的一念之差，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伟人毕竟不是神人，即使他有意为之，也未必能收到神奇的效果。

2．5　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
　　“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很快便产生了。
　　不久，一个所谓“揪彭兵团”由北京串联到成都，对彭德怀的行踪进行侦察。
　　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濛濛，异常湿冷。彭德怀因患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曰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仍极浓地笼罩着大地，寒冷的冬风刺人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入。他非常生气却又不失礼貌地问：“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
　　红卫兵才不管他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
　　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
　　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
　　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
　　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作了如下指示：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押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
　　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信，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信是“寄出去”了，然而，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处境。

2．6　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了。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对手们也恼怒了，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待有关问题。
　　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一、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
　　“百团大战”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22个主力兵团，再加上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自动参加，共有104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进行了三个月零五天，共击毙日伪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破坏铁路900余里，公路3000余里，拨掉敌据点2990余个。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但“百团大战”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过多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伤亡过多。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同志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战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主席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但也是肯定成绩为主，同时指出了客观上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允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至于“文革”中对“百团大战”的攻击则更加放肆，也更为可笑。有人攻击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也有人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竟将远在1927年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也归罪于“百团大战”。其卑鄙之极令人汗颜，其无知之至更令人发呕。
　　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确有过失误。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并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所交代和总结。这些过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对日军进攻方向估计不对，过早发动战役，从而减轻了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客观上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
　　二、由于“百团大战”中我军实力暴露较大，从而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兵力，加强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给华北地区人民带来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损失。
　　三、战略指挥上有蛮干思想，致使我军得不到休整，部队过于疲劳，战斗力减弱，使一二九师伤亡过多。
　　这些问题至多也只能算作战略指挥上的失误，与所谓的“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压根就不沾边。林彪、江青一伙之所以抓住这一问题不放，无非是想给彭德怀多加一条罪责，并通过这一问题来攻击更多的中央领导人而已。
　　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这一问题，如今也作为一条罪责提出来了。彭德怀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出兵朝鲜前和朝鲜战场上的往事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静。奉命准备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彭德怀从颐年堂开完会出来，正准备上车回去，突然有个高个子小伙喊着“彭叔叔！彭叔叔！”拦在路中。
　　“究竟是谁呢？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呢？”彭德怀有点疑惑不解。走近一看，仿佛在那见过，却又一时想不起来。
　　“你不认得我了，我在延安学习时，你还表扬过我呢？”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岸英啊！没想到你已长这么高了，跟你爸爸一样。”彭总握住岸英的手又问：“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
　　“彭叔叔，你准许我参加志愿军，把我带到朝鲜去锻炼行吗？”岸英说完，像个小孩一样天真地望着彭总，等待着应允。
　　彭德怀沉默了许久，才问到：“这事你爸爸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已写过报告了。彭叔叔，你答应我吧！”
　　岸英又一次恳切地望着彭总。
　　……
　　那天晚上，彭德怀没有答应岸英的请示。他心里很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1930年10月，杨开慧连同儿子被敌人抓走后不久便被枪杀了。长沙地下党千方百计将岸英兄弟两人营救出狱，寄放在上海。不幸，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房东便要岸英去挣钱。那时岸英才10岁，岸青只有8岁，从此，岸英就带着弟弟岸青毅然离开了可恶的房东，流落街头，过着乞丐般的凄惨生活。彭德怀怎能忍心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后来，还是毛泽东亲自为岸英求情，彭总才答应收下。但同时拒绝让岸英上前线，而是让他留在自己的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
　　1950年11月25日上午10点多钟、12架F1－80战斗机嗡嗡怪叫着在彭总的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十颗汽油弹，然后一扭头走了。炸弹巨烈的爆响声惊醒了正在值班的毛岸英，他连忙向外跑，但为时已晚，炸弹在屋顶及前后落下来，木板房的门已被火封死，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刚躲进防空洞的彭德怀听到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作战室有人值班呢？”他一听就急了，问：“都是谁？怎么不疏散？”
　　说着就往外跑。被警卫员死命抱住，彭总气得大骂：“放开！
　　再不放老子毙了你。”警卫员哭着死也不肯放手。
　　当彭总知道毛岸英在里面时，冲着起火的作战室大叫：
　　“岸英，快跑出来，听见了没有？快跑出来……”但是，岸英再也听不到他的喊声了，他已倒在熊熊大火中壮烈牺牲了。
　　大火扑灭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他交给彭总。彭总噙着泪水，把表递给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埋葬了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同志不幸牺牲。
　　周恩来总理得知之后，为了不给毛主席增加痛苦，决定对毛泽东暂时保密，等战争结束后再说。后来，彭德怀回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才得知此事。他沉默了好久，才昂起头，轻轻地走了几步，对彭德怀说：“搞革命嘛，总是要S人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毛岸英走了，带着他28岁火红的青春走了！如果他知道他的死如今却给他敬爱的彭叔叔带来又一条罪状的话，他肯定不会瞑目于九泉之下的。
　　三、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见了一面，而所以让他和侄女来往，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红卫兵抓彭德怀时用的是“闪电战”，所以彭德怀离开成都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他穿着在成都过冬时的衣服便上了火车。春天来了，他没有衣服换季，加之这时皮肤病发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卫戍区负责看管的人员这才问他：有什么亲人和朋友？彭德怀回答说：“在北京有侄女彭梅魁，此外无其它亲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才给他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彭德怀见了一面。以后虽有来往，但每次都需经看管人员同意，而且限制非常严。
　　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
　　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
　　梅魁：
　　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以后不再麻烦你了。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条棉裤。
　　　　　　　　　　　　　　　　　　　　　　　　彭德怀
　　　　　　　　　　　　　　　　　　　　　　　　1973年7月11日
　　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

2．7　将星陨落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后，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监禁进行所谓专案审查。
　　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味……的考验，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
　　7月27日至30日，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
　　“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
　　在林彪、江青一伙如此用心大造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才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便是他的伴侣。怪不得戎马半生、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大发其慨：“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他也得不到有力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陨落了。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然而，可惜的是，他走得太匆忙了，没能等到这一天。
　　“一生功名今何似？留与后人话短长”。当我们从历史的陈迹中披抄拣金，作了上述考察之后，我们无不痛心却又非常遗憾地发现：造成彭德怀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可恶的林彪、江青之流，然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思想和错误，也不能不算作其中的原因之一。

一泊

3　魂兮归来兮，远方不可久留

——骨灰之迷
　　他一直背了十五年的“黑锅”，直至身陷囹圄、含冤而死。十五年中，他时时期盼着春天，渴望着自由，然而，春天来了，他的冤案也将要平反昭雪了，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他的骨灰杳无下落，他的冤魂不知飘到了何方。

3．1　魂归何处
　　1976年10月，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又一声惊雷：“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拔乱反正，决定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也将为彭德怀昭雪。
　　筹备工作一开始，便遇到了一大难题：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哪里？他于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况下，骨灰盒应存放在北京，而实际上，彭德怀的骨灰却下落不明。这一消息又把人们从悲痛之后的怀念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运到北京。真可谓天涯何处觅忠魂！
　　彭德怀被监禁的后期，病情日益严重，被指令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这是301医院外科楼的一间病房，光线本来就十分昏暗，再加之窗子都被糊上了厚厚的一层纸，一点光线也照不进来，使这间名义上的病房显得更像一所牢房。身患直肠癌的彭德怀虽名曰治病，实际上仍然过着囚犯般的艰难生活。病房门口有战士看守，出入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1974年10月以后，他已经陷入昏迷状态，奄奄一息了。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之中，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
　　此后彭德怀的骨灰怎么处置，放到了哪里？外人不得而知，就连他晚期唯一能见到的侄女彭魁梅也不得而知，一直是个神秘的谜。
　　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孔明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相处甚好。孔明进京以后，曾特地去看望过浦安修一次，并对她说，彭德怀的骨灰被秘密转移到了成都，此后李大章又告诉了她详细情况，但同时要求她绝对保密。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浦安修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云。陈云在家中还给她留了一张小字条，告诉她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将很快解决，三中全会决定给彭德怀、陶铸同志平反昭雪。浦安修顿时感到心中轻松了许多。
　　人死灰亡，这一沉痛的打击使浦安修时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她清楚地记得，1965年11月她去北京送彭德怀去三线参加工作之后，两人一直未有机会见面。直到196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批斗会上，老俩口一起被拉到批斗台上时，她才偷偷看了彭德怀一眼，但却连一句话也没能说成。她万万没有想到，这偷偷的一瞥，竟成了她和彭德怀的永久诀别。唯一能使她得到一点安慰的是，彭德怀的亡魂又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南三线工地。她明白：彭总离不开大三线，三线人民也热爱彭总。他虽然去世了，但他仍活在三线人民之中，相信彭总的骨灰是会被妥善保存的。但又一想，在那个动乱的年月，老伴的骨灰难免不发生差错。因此，她又感到不安。当得知中央军委筹备彭德怀追悼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到处寻找彭德怀的骨灰时，便立即向他们汇报了上述情况。

3．2　化名存骨灰
　　成都的冬季，天气格外阴湿寒冷。天刚一亮，大地便笼罩在厚厚地浓雾之中，使人感到格外的压抑和神秘。
　　1974年冬季的一天早晨，有两位身穿军装的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带着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和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三位省委领导同志接待了他们。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里面装的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四川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须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绝对保密。”
　　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七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被绑架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彭总的消息了。现在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一下暗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沉思片刻后，他强自镇定，向二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二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三位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杜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二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须存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二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二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杜信持省革委会办事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一位管业务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同志便问：“什么骨灰盒？”杜信只是说：
　　“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没问题，你去办说是了。”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这位同志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杜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革委办事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须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师傅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了写着这样一些字：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托人姓名：杜信；
　　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革委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在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单过程中，杜信很费了一番神思。他估计这个骨灰盒里一定装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外，什么也没有，其它事自己又不知道。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王川这个名字，他估计王川肯定是个化名。省委领导同志交待骨灰盒要长期保存下去，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填写年龄时没有写60多岁或70多岁，而是写了32岁。
　　临行前，杜信一再叮嘱辛师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
　　杜信走后，辛自权老师傅觉得老大不对劲，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王川，男，32岁，籍贯成都，但在北京火化，由北京远道送还故乡，为什么没有一个亲属在场呢？骨灰由省革委会出面寄存，自然和省革委会有一定关系，难道省革委还付不起区区小费吗？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完备的手续，短期暂存也就行了，为什么要上架发证，还要求长时期存放呢？问题归问题，他心里清楚，这肯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物的骨灰，且其中必有隐情。因而他也格外小心在意。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还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来查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此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场看过几次。
　　事隔几年后，省委凡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去北京工作了，李大章也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后来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对此事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的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整整四年。

3．3　探寻骨灰
　　在文革中，彭德怀被列为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根据浦安修所汇报的情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以［（78）专办介字第40］发信给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赵紫阳。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赵紫阳同志：
　　兹派晏××、任××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
　　　　　　　　　　　　　　　　1978年12月11日
　　晏、任二人于12月中旬到达成都。他们住定后，便持介绍信先到了省委值班室，值班室人员不知道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成都一事，便请示主管领导张振亚。张振亚此时已是省委秘书长，他这才明白，来人讲的“王川”的骨灰就是彭老总的骨灰，长久藏在心里的谜终于解开了。他立即驱车赶到成都东郊火葬场，见“王川”的骨灰盒安然存放在237号骨灰架上，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叮嘱火葬场负责人妥为保存，便回来答复了晏、任两位军人。晏、任二人这才放心地返回北京去了。
　　张振亚感到事情重大，需和省委领导汇报商量。当时，赵紫阳等省委主要领导都去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去了，他只好向留在省委机关主持工作的杜心源书记汇报，杜心源听后立即指示：一定妥善保存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并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

3．4　魂归八宝山
　　1978年12月22日清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已派中国民航飞机来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彭总的骨灰要安全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省委秘书长张振亚立即将值班报告送给省委书记杜心源阅示。杜心源指示立即派人将彭德怀的骨灰从东郊火葬场取回，同时让张振亚与中央办公厅联系，问明举行什么仪式，是否要派人护送。
　　张振亚知道化名“王川”的骨灰是杜信一手经办的，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杜信速来见他。杜信匆匆赶来，秘书已在楼梯口等候他。当秘书迫不及待地将情况告诉他时，杜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顿时泪如泉涌，两手捂着脸哭着走进了会议室。张振亚见杜信伤心地走进会议室，心里难过极了。
　　一句话也没说，便将取骨灰的卡片交到了杜信手里。
　　张振亚、杜信及两位保卫干部，带上介绍信和卡片，坐上小车来到东郊火葬场，辛自权师傅的接班人甘志群将“王川”的骨灰盒从273号骨灰架上取下后问道：“为什么要取走呢？不是要长期存放吗？”
　　杜信说：“感谢你们保存了这位领导同志的骨灰，北京将要为他开平反追悼大会了。”
　　彭总的骨灰是1974年12月23日寄存的，取走的那天是1978年12月22日，他的英灵在火葬场的寄存架上，又和他最关心的平民百姓一起度过了四年。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四人在门口下车，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
　　“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待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总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总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
　　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他：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并已通知了成都军区……。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点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传达室门前，下车的是省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他对綦、景二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二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二人惊醒之后，不由得都是泪流满面。时间不容许他们多想，连忙问这位干事：“彭总的骨灰盒现放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是成都军区政治部通知我们的。你们立即随我到成都军区政治部去。”干事说完，便拉了俩人上了车，飞一般地向成都军区方向驶去。
　　到成都军区后，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立即带上綦魁英、景希珍二人赶到省委大院。张振亚向他们扼要介绍了当年彭德怀的骨灰盒送到成都的情况。綦魁英、景希珍见到彭总的骨灰盒一下扑了上去，泪如泉涌，悲痛欲绝。张振亚说：“我们刚才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让我们把彭总的骨灰盒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交綦、景二位带到机场并护送至京，你们正好来了，一定要安全送到。”
　　这时，楼外站着的省委机关干部越来越多，大家默默地看着綦魁英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彭总骨灰盒的手提包走向汽车，目送着英魂离去。
　　为了安全护送骨灰，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四川省军区领导未到机场送行。张振亚与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陪同綦魁英、景希珍等同乘一辆面包车，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向16公里外的成都双流机场飞快奔去。
　　机场负责人因事先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站在候机室门口台阶上等候。见二位军人手提提包，在张振亚等人的陪同下，疾步走来，连忙迎了上去。张振亚向这位机场负责人耳语了几句后，便将綦魁英、景希珍送上了飞机。不久，飞机便发出轰隆隆地响声，在跑道上滑翔一段后，昂头起飞了。
　　飞机穿过去层，平稳地在云海上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机组一位负责同志手持电报走到綦魁英、景希珍的座位旁，轻声告诉他们说：“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你们，因派专机来不及了，飞机到首都机场后，你们不要下飞机。旅客下完后，飞机还要从首都机场起飞，到西苑机场降落，你们在那里下飞机，军委首长在那里迎接彭总的骨灰。”
　　下午六时后，飞机抵达首都机场，旅客下飞机后，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承光沿着弦梯疾步走上飞机与綦、景二人见面。王承光也是彭总以前的秘书，三人无限感慨，但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细谈。王承光告诉他们：“等会飞机就要起飞了，绕北京城上空一周，到西苑机场降落，在那里举行迎接彭总的骨灰仪式。”
　　飞机在首都机场起飞后，夜幕已经降临。北京城灯火辉煌，天安门城楼，中南海的灯光格外明亮，照引着彭总的英魂归来。
　　当飞机在西苑机场停稳后，舱门刚一打开，便听见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一片哭泣声。綦魁英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感情，双手捧着彭总的骨灰盒，站在机舱门口。此时，彭总的夫人浦安修及其它亲属彭钢、彭梅魁、彭正祥、彭康伯等沿着弦梯走上飞机。彭钢从綦魁英的手中接过伯伯的骨灰盒，排成两行的党政军机关代表，忍不住泪如泉涌，有的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彭德怀的骨灰放在第一辆小车上穿过两行肃立的迎接骨灰的队伍，军人们以军礼目送着车子从自己的身边通过。后面跟着一串小车，护送彭总的骨灰盒至八宝山革命宾仪馆第一室存放。
　　“天涯何处觅冤魂，青山有幸埋忠骨。”经过整整四年的异地飘泊，彭总的英魂终于回来了，和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永远安眠在一起了。如果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的话，彭总也一定会瞑目于九泉之下了。

3．5　最后一个疑点
　　在我们介绍了寻找彭德怀骨灰的全过程之后，有一个疑点仍须作一解释：彭德怀的骨灰当年为什么会存放到成都？
　　在“四人帮”控制的有关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有如下两段文字：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办公室另一份记录上写着：“……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这里所提到的王副主席，就是王洪文。
　　秘密送来骨灰盒的那两位军人，也讲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存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存放地点，以便今后查找时不致搞错的指示。
　　由此判断，在1974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彭德怀骨灰的处理办法，显然既包藏着“四人帮”的胆怯与祸心，也蕴含着周恩来总理及其它中央领导为保护彭德怀骨灰的策略和良苦用心。而将彭德怀元帅的骨灰长期存放于成都，这对当时已身患重病、身处逆境的周恩来来说，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恐怕也莫过于此了。

一泊

4　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读书之迷
　　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学，但书却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一个时期。他一生到底读过多少书，我们已无法计清，然而，一本极其普通的《欧阳海之歌》，却使他感慨万千，几度弹下元帅泪。这是为什么？其间究竟隐含着什么样的感伤情结？

4．1　元帅与书
　　彭德怀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六岁时，家里送他去读私塾，在那里，他读过《三字经》、《论语》、《大学》、《幼学琼林》等。这些书对他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留在他记忆中的，只有苦涩艰奥的文字和愚腐呆板的儒家教义。然而，即使这样，他的读书生涯不久便因生计艰难而中断。八岁时，母死父病，全家八口人中，祖父母八十开外，三个在幼年的弟弟也无人照管。虽然他只有八岁，生活的担子却无情地压在了他瘦弱的肩上。他不得不停止学业去给地主放牛，也因此而中断了他一生仅有的、短得可怜的读书生涯。
　　学业中断了，但书并没有离开他。即使在此后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始终坚持挤时间来读书学习。无论在井冈山上，还是长征途中，以至延安时期，书始终陪伴着他，经历了人生的每个阶段，并留下许多感人的佳话：
　　那是红军第三次回到井冈山军事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部队驻在黄垇，军部就设在垇北的城隍庙里。
　　这天吃过午饭，六纵队的通讯员张洪远来给彭德怀送军务，他走到彭德怀的房门前，连叫几声“报告！”屋里却没人答应，推门一看，里边一个人也没有。他正要返回，迎面看见彭德怀的勤务员小李走过来。
　　“勤务兵，彭军长呢？”小张急切地问。
　　“在屋里休息。”小李回答说：“彭军长太辛苦了，别打扰他，有什么事，等会再来吧！”
　　“彭军长并不在屋里。王纵队长让我来送紧急军务。”
　　小李听说是军务，想起平时彭军长的叮嘱：“有要紧事得及时报告。”于是，他连忙跑到几处打听，却连个人影也没找见。小李心里着急起来，心里不断地自言自语：彭军长会到那里去呢？
　　忽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对小张说：“彭军长准是看书去了！”
　　“看书？在这么紧张的时候，还到那里去读书呀？”小张惊奇的问。
　　小李也不答话，拉了小张便向后山跑去，翻过一个山坡，果然看见彭德怀正坐在山腰的桂花树下聚精会神地读书，身子像钉在了地上似地，一动也动。
　　小张见这情景，既想走上前去，心里又有点畏惧。只好站在坡上，不时地向小李使眼色，吐舌头。
　　夏季的山区，浓雾茫茫，天气说变就变，不一会，就下起了毛毛细雨。彭德怀仍坐在石头上，小雨点不停地洒下来，他就用右手拿着书，用左手和袖子遮住雨，仍旧专心致志地读着。
　　站在山坡上的小张和小李，怕淋湿了彭军长的衣服，再也忍不住了，鼓起勇气，走上前去说：“报告彭军长，天下雨了，你为什么不戴斗笠？”
　　彭德怀头抬也不抬地答道：“噢，我没带斗笠，你给我一个吧。”他口上说着话，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手上的书，身子依旧稳稳地坐着。
　　“报告军长，你背上不是有个斗笠吗？”小李说。
　　彭德怀这才抬起头，一拉身后，果然有个斗笠，忙戴到着上说：“噢，瞧我这记性，要不是你们来，我大概连自己是谁都要忘了。”
　　……
　　无需再举例证，彭德怀元帅对书的特别喜爱和刻苦用功的学习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解放以后，彭德怀学习更加认真，为了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他买了从高小到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制订学习计划，每天坚持，从不间断，有时因会议耽误了，晚上不论回家多晚，也要戴上老花镜，在灯下把每天的学习计划完成。即使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五年他脱离工作期间，这种勤奋不懈的精神不仅丝毫未减，而且涉及的面更宽、更远。他遍览古今中外政治、历史、文艺名著，刻苦地钻研自然科学、军事技术。即使到三线工作以后，虽然工作非常辛苦，后来又受到莫须有的攻击和批判，他也从未中断过学习。多少个夜晚，彭德怀坐在灯下，带着老花镜，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彭德怀这种刻苦用功的读书精神，不仅影响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而且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称赞。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我国访问，和彭德怀谈得很投机。最后客人问：
　　“你是哪个学院毕业的？”彭德怀回答：“我只读过两年书，并未上过大学。”蒙哥马利听后非常惊诧，最后颇有感触地说：
　　“我明白了，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

4．2　这本书真好
　　成都永兴巷七号——彭总的起居室里，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显得那样简朴，唯一能引人注意的，是几个放得整整齐齐，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这些书是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来三线工作时随身带来的，当时总共装了20多箱呢。其中有一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欧阳海之歌》，却为我们再现了彭德怀当年读此书时的情况，也是我们了解彭德怀晚年思想的珍贵资料。
　　60年代中期，继英雄雷锋、王杰之后，又一个英雄的名字在全国广为传颂，这个名字便是欧阳海。
　　欧阳海同志出身在一个穷苦人家，从小就受到穷困的折磨，童年跟随母亲要饭度日，后又为地主放牛。旧社会的苦难和压迫，炼就了他倔强和勇敢的性格，也使他无比仇限吃人的旧社会。后来，他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队的摇篮里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1966年终，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地牺牲了。他只活了23岁，在短短的一生中，欧阳海做了很多好事。先后三次跳进水里救起过四个孩子；多次为集体，为孤寡老人义务劳动；参军后一贯艰苦朴素，见义勇为……这些动人事迹经金敬迈加工整理后，成为《欧阳海之歌》一书，这本书不仅是生活中欧阳海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雷锋、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艺术上的高度概括。
　　《欧阳海之歌》于196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畅销书，从军营到学校、工厂、机关，几乎全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在谈论欧阳海的事迹，讲着欧阳海的故事，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欧阳海”的高潮。
　　欧阳海的事迹自然也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他从三线工作巡视回来，一有空就孜孜不倦的阅读《欧阳海之歌》，常常忘记了吃饭，经常是一顿饭炊事员催了又催，彭德怀拖了又拖，有时候，他索性“罢”吃一顿。他被书中人物的事迹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段时间，彭德怀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这本书真好”这句话了，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即使晚上一个人静悄悄地躺在床上，有时也会忘乎所以地喊出声来：
　　“这本书真好！”彭德怀着迷了，如同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穷困已极的人见到了金子。
　　这本书彭德怀详细地阅读了三遍，也许是他一生中看得最认真的一本书了。全书共444页，划有杠线的共计有148页，作有眉批的共有76页，眉批累计有1819字，有些地方还有明显的被水浸湿的痕迹，从已有的眉批看，这些痕迹并不是水痕，而是泪痕，可见彭德怀读此书时是何等激动，以至老泪纵横。
　　1966年晚秋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把这本书交给了他的炊事员刘云，一再嘱咐他说：这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一定要认真读一读，争取做一名欧阳海那样的革命战士。
　　此后不久，彭德怀便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以至含冤而死。但刘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这本《欧阳海之歌》，虽然书皮已经破烂，但书页却非常完整，里面彭德怀所作的眉批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真是一部难得的革命史料，也是彭德怀留给后世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4．3　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夜深了，四周是那样安详，那样宁静。彭德怀依然端坐在桌上的台灯下，孜孜不倦地阅读着他非常喜爱的《欧阳海之歌》。他的心情却不像夜晚这样宁静，看着书上的文字，童年时的往事和以后的经历，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吃惊地发现，欧阳海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竟是如此相似，从书中，他仿佛又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相似镜头一　“你我同根生”

　　翻开《欧阳海之歌》，首先看到的是欧阳海在风雪中降生，在旧社会这个人吃人的苦海中所受到的苦难遭遇。欧阳海七岁时跟随母亲去讨饭，受尽了地主老财的欺侮和凌辱，倔强的欧阳海不愿再受地主老财的欺凌，对妈妈发下了决心：“我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
　　“再也不讨米，我要砍柴去。”读到这里，彭德怀同志用笔划上了一道杠线。欧阳海那倔强的性格和不甘忍受辱的志向多么像自己童年的钟伢子呀。（钟伢子是彭德怀的乳名）读着欧阳海悲惨的故事，彭德怀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彭德怀的童年生活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中所有交代）。
　　回首往事，彭德怀感慨地在19页上写下这样一些话：
　　“小海，你七岁随母讨米，我八岁带弟也讨米，受富人欺侮，只讨一天，再不讨米、决心砍柴卖。你鲜血印白雪，我严冬水里捉鱼卖！你我同根生，走上一条路。”

　　相似镜头二　为了真理

　　在这本《欧阳海之歌》第194页上，一排铅字被下边的红线衬托得更加醒目，书页左侧三十几个刚劲有力的红字在黑色墨字的衬托下也越发清晰。那一排铅字是“因为这是为了坚持真理……”；那三十几个红字是“坚持真理，为了真理而斗争，哪怕是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是不吝惜的。”
　　这是彭德怀读书时作的杠线和眉批。
　　短短的一道杠线、三十几个字的眉批，却蕴藏着震憾人心的巨大力量。在红与黑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彭德怀为了坚持真理而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彻底精神，体现着彭德怀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光辉事迹。
　　1934年，彭德怀面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煊赫的权势，冒着杀头查办的危险，挺身而出，痛斥“左”倾教条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他愤怒地说：“中央苏区从开创到现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片欢歌颂语声中，彭德怀根据自己的实地调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非议和批评，但他仍不改初衷。会后，有人逼他交出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名单时，彭德怀气愤地说：“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名单、组织、纲领、目的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1962年，彭德怀被“罢官”三年后，看到林彪、“四人帮”随意践踏和纂改党的历史，倒行逆施以及诬陷诋毁党的干部，拍案而起，起草了八万言书。当身边的同志劝阻他时，他说：“我个人是渺小的，为了我自己，写不写没有什么，可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给党抹黑。……
　　这封信上去以后可能要伤害到某些人，但是这些都是事实，为了真理，为了党的利益我不能不这样做。”
　　“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后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
　　……
　　不必再举例证了，这一句句出自肺腑的真挚话语，一件件平凡却又倍见精神的感人事迹，却已紧紧地浓缩在三十几个字的眉批之中。一部《欧阳海之歌》，不仅使他对自己以往的做法进行了反思从而坚定不移，而且激发了他矢志不渝地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信心和决心。也正是因此，在读到400页小字号铅印的毛泽东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方法，舍不得丢掉的吗？”一段话时，彭德怀同志用红笔给划了道线，并写了如下眉批：
　　“这话说得多好！照这样行动才对。”

4．4　元帅为什么哭了
　　提起彭德怀，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泽东的那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确，在人们的心目中，彭德怀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然而，又有谁能知道，就是这位建立了无数赫赫战功的彭大将军，在读《欧阳海之歌》时却几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第一次读《欧阳海之歌》，看到201页时，彭德怀哭了，他摘下老花镜，用手抹掉脸上的泪水，然后提笔写下“我看到这里哭了，不知为什么？”第二次读《欧阳海之歌》，还是看到那个地方，彭德怀又哭了，他又写下同样的眉批：“我看到这里又哭了，这是为什么？”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回首童年不幸的往事，他没有哭：战争年代的残酷考验，他没哭；庐山会议上莫须有的指责和诬陷，他同样没有哭。他不是那种轻易掉泪的人。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如此感事伤怀呢？让我们还是把探寻的目光重新移向这本令彭德怀元帅牵肠挂肚的《欧阳海之歌》吧！
　　在201页上，彭德怀划上了许许多多的杠线，杠线上全都是欧阳海的指导员曾武军对欧阳海所说的话：
　　“……一旦治不好，那也没关系，革命工作千千万，总会有我的活儿干的。看树林子，守灯塔，不都是革命工作吗？只要这颗心不残废，一条胳膊干的工作多的是哩。”
　　“这回真要革命到底了，那也没啥！人嘛，总有一死，活七、八十岁不算长，活二、三十岁也不算短。”
　　“我还不到彻底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争取回到这里来，现在任务没完成，我不能撤退！”
　　“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
　　当看完这几段引文之后，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一定已悟出了点什么，得出一些扑朔迷离的结论。这些话，是曾武军受伤医治期间对欧阳海说的，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一心渴望能早日工作的迫切心情。如果说彭德怀在看到这里时，为曾武军的事迹所感染而流泪，这样的结论是难以说服人的。要知道，在英雄辈出的六、七十年代，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不罕见的，在雷锋、王杰等人的事迹中同样可以找到。而这种颇似“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话语，是不足以使这位曾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元帅凄然泪下的。
　　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文字所特有的感染功能又一次把彭德怀元帅引向了对自己往事和境遇的联想。他在被书中的人物感动，为自己的不幸哀伤。
　　那么，此时此刻的彭德怀在干什么呢？
　　庐山会议之后，他一直住在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整日为不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而忧心忡忡，非常难过。他说：
　　“没有工作，白吃人民的饭是最大的苦恼。”他要求到一个生产队去，即使把一个生产队搞好，让几百口人过上好日子，也是莫大的快慰。
　　后来，毛泽东主席要他到三线工作，他终于在多年困顿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到三线以后，他把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工作上，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彭德怀走遍了四川、贵州等三线工矿、工地，行程数千里。他不顾自己68岁的高龄，拚着命地工作。
　　1966年5月28日，正在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视察的彭德怀奉调回到成都，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西南三线的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彭德怀出外巡视更困难了。他住在成都永兴巷七号，但一颗心却时刻记挂着三线工作，他详细地翻阅了大量资料，以这种他当时唯一所能采取的方式继续他的三线工作。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我要工作！”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多么基本的要求啊。然而，彭德怀的这一要求却并未得到满足，他所得到的，是更多的攻击和陷害。
　　“四人帮”一伙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当彭德怀刚到三线时，姚文元就抛出《评〈海瑞罢官〉》，向彭德怀施放暗箭。彭德怀预感到他们的阴谋，可他大气凛然，说：“无非再搞臭，批臭一次。”“不管他，我们干正事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一伙趁机又一次气势汹汹地扑向彭德怀。戚本禹、关锋于1966年6月16日联名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写黑信，说什么“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进行不正当的活动”，杀气腾腾地提出“彻底消除这个隐患。”随即到西南召开批判彭德怀的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坚持真理，痛斥诬陷之词。会议后不久，他不顾肠炎泻肚，身体虚弱，抵达贵阳，参加工作会议。同志们劝他，他说：“轻伤不下火线。”时刻不忘工作。
　　他还计划和提出了三线工作以后的规划和工作设想。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升级，他的规划和设想再也无法实现了，三线工作也无法开展了。彭德怀当时所能干的，大概也只能是更多地读《欧阳海之歌》和其它书籍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连最起吗的工作权利都被剥夺了，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人悲痛欲绝的呢？《欧阳海之歌》中曾武军的话，又一次深深地刺伤了彭德怀内心最敏感的部位，他几度为此流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而悲伤落泪——这便是彭德怀特别喜爱《欧阳海之歌》的悲伤情结，也是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

一泊

1　文武全才之谜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既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又是对酒当歌的诗人，文武全才，于此观止。陈毅的出现，如同为神州大地增添了一首诗，一首英雄主义的赞美诗！

1．1　儒将的由来
　　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陈毅出生时，陈家还有良田40亩，属于上中农。但整个家室明显的在败落。陈毅的祖父、父辈们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光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陈毅三岁背诵《三字经》，五岁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就学。九岁随家迁至成都，因为祖父和父辈们都认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而这些，在乡下远不如都市便利。
　　在都市里上学，每天都途经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里面的机器都是德国进口的，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越发坚定了去走前辈所希望他们走的道路，学好“声光化电”，重振陈家。
　　天有不测风云，时局混乱。1911年秋，陈毅和胞兄孟熙回到乐至乡下外婆家寄读，这时，他遇见了一位终身难忘的老师——陈玉堂。在他的指点下，陈毅打下了坚实的诗词格律的基础。1913年，回到成都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就读，该校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在学生中倡导古文的学习，在此期间，陈毅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传说有一年中秋节，陈毅跟着母亲去亲戚家，在那里陈毅得到了一本一直想读的书，便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忘记了步行几十里路的劳累，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吃饭的时刻到了，主人三番五次地催他吃饭，他都象没有听见一样，仍然坐在那里看呀看的十分入神。主人和母亲都知道陈毅见了书就着迷，所以也不见怪，就把一碟糍粑和一碗芝麻酱面条端到他的面前。
　　陈毅一面看书，一面吃着糍粑，由于心思全在书上了，本来吃糍粑应该蘸糖，他却把糍粑伸到砚台里蘸上了墨，一连吃了两口，还没觉出来。当他还要再吃的时候，母亲走进来了，见陈毅吃得满嘴都是黑墨，不禁啊了一声，亲友们闻声赶来，个个乐的捧腹大笑不止，从此，家乡的人们都亲切地称陈毅是“喝过墨水的人”。正是这些书籍的学习使陈毅认识并初步掌握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老文明，奠定了陈毅的文化基础。
　　由于陈毅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9年10月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并到了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
　　初到马赛，他觉的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也就在这时，陈毅认识了蔡和森，不久，两人成为好朋友，陈毅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但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崇拜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此时，他一心扑在补习法文上，也不想什么“主义”、“思想”。
　　然而，现实是真正的教育者。陈毅在勤工俭学的工厂，看到了真正的马赛，工人悲惨的生活教育了他，他在以后所写的《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此时的陈毅，思想进程发生了转折。他想在法国勤工俭学日后当个文学博士，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走出一条“文艺救国”的道路，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他认为这样来去自由，可以不受组织规定的约束。他读了大量的法国以及西欧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922年春，他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这时，他已从法国学潮中认识到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当该报主笔期间，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做有力助手的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心情极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军阀统治，在重庆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时，陈毅又结识了肖楚女，成了知交，由于谈论文章，陈毅被四川军阀“礼送出川”。到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虽然事业的道路确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坚定了，但依旧热爱文学的他的“文学家”之梦并没有定。
　　入党不久，经上级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西部区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虽然已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在中法大学期间，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逐渐同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1925年春，陈毅与金满城等人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这也是陈毅只好经常卖稿子的原因。
　　在以后的岁月里，陈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文学，就是行军打仗也不会忘记。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他坐在马背上看着书，信马由僵地走着，路过一池塘，马匹脚下一滑，“嗵”的一声把陈毅抛入池塘中，大家慌忙把他拉上岸，手忙脚乱地帮他擦拭身上的泥水。陈毅笑着说：“你们尽拣次要的，快，赶快先看看我的书搞坏了没有。”
　　勤务员抢到书，原来是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书的末页上，写着：“我们需要的不是圣水，而是烈火”。
　　在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时，挺进茅山孤军作战，但走到哪里都不忘本，回皖南向项英汇报工作时，有时还带着法文版的小说。……
　　正是这位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才成为文武双全的儒将，也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象《梅岭三章》一样感人的壮丽诗篇。

1．2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927年8月初，陈毅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顺江东下，苦苦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终于在8月10日，找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他立即接受了周部长的委派，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
　　临行前，周恩来握着陈毅的手说：“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在北伐中是很有战斗力的，战无不胜，是最出色的前锋，有铁军、铁团之称。这个团现在是贺（龙）叶（挺）军里一个主力团，有两千多人，你要好好地去把工作做一做！”
　　“是！”陈毅坚定地回答道。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他拍拍陈毅肩膀，仿佛歉意地补充一句：“派你干的工作小了些，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的指导员我都干！”陈毅爽快而真诚地说，“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过去，跟着武汉军分校的部队走，我才不高兴！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现在叫我到打仗的队伍里去，我愿意去！我可以完成任务！”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得出的宝贵结论！
　　陈毅就是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走进了七十三团团部，在这里陈毅面临第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又加某些地与群众受了欺骗宣传逃避一空，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他都能和官兵们一样，挨饿走路，还扶助病号，帮士兵背枪。官兵们渐渐相信他的讲话了。
　　还在陈毅刚走进七十三团团部上任，尚未坐稳时，门口就跑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面带惶恐：
　　“报告团长，我的一百二十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起跑了，我连现在伙食钱发不出去了！”
　　“勤务员是什么人？”团长黄浩声追问。
　　“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拐款逃跑。”年轻人怯生生地回答。
　　“你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自己背伙食钱？”团长厉声喝斥道：“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你这是失职，我要枪毙你！”
　　部队从南昌撤出以来，战斗频繁，给养补充十分困难，120块毫洋，够一连人开一个月饭哪，团长怎能不动肝火呢！
　　参谋长余增生看着陈毅，说：“指导员，你刚到，这个事情你的意见怎么样？”
　　陈毅思考片刻，说：“现在要准备打大仗，由公家补发给他算了。他已经把钱丢掉了，你有什么办法？不然，他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
　　黄团长气恼地摇摇头最后说：“那好，叫辎重队发给一百二十块毫洋。”
　　刚才低垂着脑袋的年轻人，这时才敢抬起头。
　　陈毅走到年轻人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他两腿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林彪同志，你既然是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是！”林彪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今后，我一定自己背伙食钱！”
　　以后，陈毅到各连去抓工作，来到七连时，林彪总会提起那天的事，对陈指导员帮他说情，再三表示谢意。
　　顺便说几句，后来为什么一年多没提林彪当营长？对了，一是他开过小差，脱离部队大半天，后因半路遇人拦截搜腰包，他挨了打，还险些砍了脑壳，万般无奈，才又找回部队的；二是他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三是他喜欢任用私人，搞小圈子。到井冈山后，他那位拐款逃走的表弟又被抓到，林彪不但不罚他，还亲自把他接到连部，让他背驳壳枪，两人形影不离，亲热得很；四是经常破坏纪律，搞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
　　林彪当时经常发牢骚，说自己是黄埔几期，连长当得太久了。一直到上井冈山后，因为领导成员伤亡大，迫不得已，才提他当了营长。再以后，因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徒营长表崇令打死，周子昆同志又负伤不在，只好把林彪提起来当团长……
　　对陈毅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在战场上。打会昌；七十三团打的是攻克敌人主阵地制高点的恶仗，敌人炮火浓密。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开始时不知所措，他自己后来说简直象《夏伯阳》里的政治委员会富曼诺夫一样，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冒着敌火鼓励部队，和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这就赢得了许多老兵的称赞，老行伍出身的团长黄浩声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
　　1929年1月1日，漫天大雪。为了粉碎敌人三省会剿井冈山的阴谋，军委接受了毛泽东委员的建议，沿着山间小路兼程急行军，顺利占领了大庾城。当时已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按照毛委员的部署，派出一个营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御南雄方面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因为部队行军神速，估计敌人还不能来，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
　　不料，下午四点多钟，新城方向打响了，枪声越逼越近。
　　毛泽东对陈毅说：“我们到城外看看去！”两人爬上小山一看，糟糕，二十八团的队伍退下来了！
　　毛泽东焦急地皱起眉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哪！”他说着坐在田埂上，语气严肃、沉重：“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好，不打好，我们以后就很不好办！”
　　这时，一个青年军官提着枪退下来，毛委员一眼认出，呼地立起身，大声喝道：
　　“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儿去？！”
　　林彪收住脚步，脖子一梗，反问道：“还有什么好抵抗的！”
　　站在毛委员身边的陈毅火了：“你是团长，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
　　林彪根本不理。突然，近处又是一出密集的枪声，树上积雪纷纷落下。林彪浑身一颤，提起枪，呼地一下子从毛泽东与陈毅之间冲过去，跑向他们身后一片怪石陡立的安全地带。
　　陈毅愤愤喝道：“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你回来！你是怎么搞的！”
　　林彪头也不回，爬过陡石，往山坳坳里一蹲，再没露头！
　　群龙无首，部队纷纷后退，情况危急万分！
　　毛泽东问：“陈毅，你有什么办法？”
　　陈毅没说话，他迎面拦住一个刚退下来的大个子排长，指着山顶上一个小石堡，厉声命令道：“你立即带部队冲上去，无论如何坚守住小石堡，在那里打排枪，掩护大部队撤退！你看，毛委员还在这里，你要是怕死，你要退下来，我就枪毙你！”
　　大个子排长看看毛委员，稳住神，用力地点点头。他一马当先，领着部队拚力反冲锋，终于攻上山头，在小石堡附近巩固了阵地。
　　天渐渐黑了，敌人不敢在山林中过夜，主动后撤了。枪声渐稀，部队开始安全转移。陈毅站在小路边，在最后撤下的部队里细细寻找，他要找到刚才临危受命的排长，他要代表军部和全体红军战士，当面嘉奖他的英勇精神！可是，部队过完了，也没找到他。
　　陈毅后来才从一名战士那里听说：排长在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其他同志撤离时，被一颗子弹射中了胸脯……
　　这接踵而至的第二个考验，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极少遇到的严峻而深刻的考验，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关键就在于对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有超过一切的认识和感情。
　　60年代初期，陈毅曾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23年11月，正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上学的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陈毅也逐渐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当时，陈毅有一位同学，看到只有极少数成员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建立新中国，铲除剥削和压迫，觉得不可思议，曾对陈毅说：“如果你们这几十个人的共产党能在中国革命成功，我在手掌心里给你摊鸡蛋吃！要不咱们一起好好做学问吧。”
　　陈毅笑着说：“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会发展壮大，只要我们奋斗目标代表着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革命肯定会成功！到时你可不能食言噢！”
　　“决不食言，后会有期。”这位同学十二分自信地对答。
　　谁知事情真巧，这位二十多年一直未再见过面的老同学，却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后的北京街头相遇了。看出是陈毅后，这位老同学先是赧颜地一怔，然后赶忙开口说：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
　　“怎么祝贺呢？咱们说话算数，你先给我在手掌心里摊一个鸡蛋吃了再说！”陈毅笑着打断他的话。
　　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陈毅也正是从转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了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吃上手掌心里摊的鸡蛋，“只要拿起武装我就干，”正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具体化。

1．3　三顾“茅麓”
　　1937年813战役以后，上海失守，镇江、南京等地先后沦陷。侵略者的魔爪肆意伸向我江南腹地。苏南地区狼烟四起，战火弥漫；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六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肩负重任，带着党中央的命令和“抓紧有利时机，猛烈地发展创造模范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的指示，亲自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一、二两个团挺进苏南敌后，着手开避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初到茅山，陈毅在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群众对新四军的怀疑逐渐消除了，僵持的关系开始解冻，不少人对新四军寄予莫大的信任。陈毅选取茅山地区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纪振纲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三顾“茅麓”，为新四军扎根茅山奠定基础。
　　纪振纲是一位华侨大亨，早年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出任过高级官员，因内部倾轧，他感到失望，转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茅山开办“茅麓”公司。为了这个“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的公司，他呕心沥血。不仅自任经理，经营生产销售，而且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自卫队，配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达到了每人装备一长一短两支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成为一个集军人、土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实力人物，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是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方头面人物都敬重他几分，老百姓则畏惧他几分，避而远之。他与另外一支叫“大麓”的以陶华阳为首的土匪部队积仇多年，誓不两立。曾数次交锋，血溅茅山，可谁也没有吃掉谁。对于日本鬼子，他从来没碰过，更不敢同国民党的军队对立。
　　正是纪振纲这样一个有名人物，一时成了敌伪我三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鬼子对他表示亲善，要将他的自卫队改编为伪军，而他因自己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商的排挤，加上他尚有民族自尊心，所以耻于做日寇的帮凶；国民党第三战区派代表几次*门谈判，对他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队伍，加以控制，而他认为一旦受国民党管辖，自己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早晚要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所以推三托四，不肯就范。
　　陈毅十分重视这支力量。有的同志看中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主张“吃掉”。陈毅分析了纪振纲的情况，对参谋处干部讲：“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投靠了鬼子或国民党，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威胁很大。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他争取过来。”参谋处同志认为此人很难说话，但陈毅仍然坚持亲自安排，邀请纪振纲见面。
　　纪振纲坐了八人大轿，带着一百多人的卫队到镇江宝埝镇来了。陈毅热情地接待他，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谦虚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又流露出怀疑和悲观，不想加入任何一派，只想经营好自己的茶叶公司。
　　陈毅针对他的实际思想，不厌其烦地多次做工作，希望他至少能保持中立，不投降日本鬼子，因此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情。纪振纲手下的一名军官感慨地说：“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如今，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司令合作，真是难得的一片成意啊！”
　　纪振纲从陈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我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性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弟兄，思想上震动很大，行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心悦诚服地对陈毅说：“你们新四军称得上是‘王者之师’呀！”
　　有一次，鬼子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纪振纲得知风声，急急地赶到新四军驻地向陈毅通风报信。他劝陈毅说：
　　“鬼子兵力强过你们几倍，且武器精良，倘若硬拚，肯定要吃大亏，陈司令还是换便衣回避为好。”陈毅镇定地对他笑笑：
　　“谢谢先生的好意。我们新四军就喜欢啃硬骨头，专打鬼子。”
　　陈毅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以后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捐助了新四军几百套棉衣。不久，应纪振纲的请求，陈毅派部队配合作战，一举消灭了“大麓”的残匪，为民除了害，也消除了纪振纲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一下，他对新四军完全信服了，主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纪振纲对陈毅越发敬重，他对新四军干部说：“你们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文武全才”1938年7月7日，在陈毅亲自筹备下，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委员会总会成立，纪振纲当选为主任。
　　1939年初，日寇加紧扫荡，占领了茅山，在山顶修筑工事，设立据点。在石马桥成立了维持会。纪振纲的自卫队失去了立脚之地，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纪振纲就范，委任他为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纪振纲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去吃不消，三战区他也不想去。并说已和部下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新四军陈司令指挥。
　　开始，陈毅不肯接受，派人劝说他和新四军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纪振纲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打游击，而我却有财产、家小要照顾，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陈司令对我的教育帮助，我终身难忘。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绝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的抗日态度。”经他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毅才同意了他的意见。纪振纲亲自来告辞，并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递给陈毅，连声说：“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作个纪念吧！”
　　纪振纲带了个头，当地不少国民党区长、乡长和各个游击队司令纷纷靠拢过来，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我新四军。他们说：“纪振纲都相信新四军是可靠的，我们更没有怀疑了。”
　　就这样，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根。

1．4　与国民党区长称兄道弟
　　陈毅初到茅山时，住在乾元宫，就听当地群众反映，原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为人正派，给地方做过一些好事，但日军侵占苏南后，国民党不战而逃，丢下了地方政府和人民不管，樊对此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他隐居在家，闭门不出，陈毅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县古隍村，请樊玉琳来茅山乾元宫叙谈。
　　樊玉琳听说茅山到了军队，不知是吉是凶，正在纳闷，忽见两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前来敲门，更是吃惊，“丘八*门，不是好事”，便硬着头皮出来见面。不料来人举手敬礼，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一封信。樊玉琳接过一看，信封正中写着“樊玉琳先生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字，左下方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缄”。拆开一看，顿时心头一块右头落地，不觉轻松起来，原来信上称他为“玉琳兄”，邀请他到茅山乾元宫叙谈，下面署名是“弟陈毅”。问了来人，才知道陈毅就是新四军一支队陈司令。于是就随着两名新四军战士来到茅山乾元宫，当即受到陈毅热情款待。
　　陈毅对樊玉琳说：“新四军挺进江南，人生地不熟，这就要仰仗地方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樊兄在句容一带颇有声望，还望能多多支持我军工作。”
　　樊玉琳为陈毅这种虚心热忱态度所感动，连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贵军到江南打鬼子，鄙人理应出力效劳。”
　　陈毅与樊玉琳谈了一个通宵。樊玉琳感到意气很相投，来时心头还忐忑不安，此时却由衷喜悦：茅山来了真正的抗日部队，救国救民有了希望。在陈毅的开导下，他同意参加新四军。
　　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陈毅和樊玉琳等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镇江、丹阳、句容、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带点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镇江县宝埝镇正式成立了。大家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由于纪振纲怕吃苦、怕日伪找麻烦，不敢驻会办公，不久，就由樊玉琳接任主任。从此，樊主任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了。
　　樊玉琳不负陈毅的期望，坚持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的道理。他动员亲友、家乡人参军，积极筹办部分给养，认真做好优待军烈属工作，在敌伪多次“扫荡”中，毫不退缩，博得了新四军干部及地方群众的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樊玉琳一桩心事涌上心头：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种种动人事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但自己过去是国民党员，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在又一次宿营茅山附近一个村庄时，他鼓起勇气向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毅爽朗地笑着对他说：“你有这个愿望好呀，为什么不行呢，有了这个觉悟就行嘛！”
　　樊玉琳听到陈毅这几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陈毅接着语重心长地和樊玉琳讲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要他的思想不要停留在抗日救国上，而要树立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樊玉琳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毅的教导。此后，他更加刻若学习，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许多党员帮助下，这个“统战对象”于1939年春参加了共产党。
　　在陈毅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樊玉琳迅速成长为苏南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干部。他在苏南先后担任过镇江县县长、茅山地区专员、保安司令等重要职务。他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他名下有几千徒弟很利于开展工作。一提到“樊司令”日伪军就头痛，但广大群众却对他非常热情。由于群众的拥护支持，他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以后又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过苏皖行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茅山地区的溧阳县有一个名望很高的地主陈湘甫，早年做过国民党的中级官员。回乡后，只想将祖宗书香门弟的家风保留下去，没想到家出败子，儿子陈练升一天里不是牢骚满腹，就是花天酒地，老子的训斥如耳旁风，《四书》、《五经》束之高阁，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陈湘甫恨儿子不争气，却无法使浪子回头，不免整天摇头哀叹。
　　针对这样一个地主，陈毅的统战政策自然也未“放过”他。
　　陈毅全面地分析了父子两人的情况，认为陈湘甫当过前清秀才，知书达理，清高且要面子，可以与他交往，发掘他内心的正义感，陈练升年轻幼稚，有爱国之心，只是苦于无报国之路才一时误入歧途，可以首先把他教育过来。于是陈毅抓住陈练升对新四军的好奇心，邀请他到部队里参观。在闲谈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受到新四军环境气氛熏陶感染的陈练升渐渐地变了，牢骚少了，建议多了，言语中还不时出现一些新的名词，生活方面也收敛了许多。看到儿子精神面貌的改变，陈湘甫是既高兴又忧虑，高兴之中夹着烦脑。儿子卷入政治旋涡，非儿戏啊！正在他政治思想动荡不平之时，陈毅直接找他来面谈，提高他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陈湘甫终于完全放弃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共妻”等许多谣言，转而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鼓励他好好工作。陈练升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改掉了旧习气，成长为一名好干部，并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溧阳县县长。
　　1941年2月，国民党四十师占领溧阳游击区，大肆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共产党是“奸党”。在一次训话中，用枪逼着陈湘甫在百姓面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明，以达到离间新四军和群众关系的目的。
　　此时的陈湘甫已不是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敌视心理，冷眼旁观，避而远之的陈湘甫了，他已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看着国民党士兵的枪，慷慨陈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我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养不教父之过’，而新四军陈毅司令却担当父职，把我那吃喝嫖赌的儿子培养成打鬼子的好手。对此，我感激新四军！而你们，”他指着国民党军官；
　　“你们不打鬼子，专与抗日救国的新四军作对，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天地良心，你们扪心自问吧！”
　　一个深受国民党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短短时间里，改变如此之大，国民党也不禁大为惊叹陈毅的统战政策高明了。

1．5　陶勇改名
　　为了更好地领导部队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
　　有一天，陈毅通知四团团长张道庸和二营副营长朱传宣、二营政委姜茂生，一起到指挥部来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他们三人到来的时候，陈毅正在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一张地图，他连忙招呼大家说：“来，咱们先研究一下形势，然后再给你们谈任务。”
　　接着，陈毅打着手势继续说：“现在，苏北地区形势很复杂，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暗中与日伪勾结，摧残抗日力量。”
　　张道庸他们三人等不及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说怎么办好？”陈毅问道。
　　“冲破蒋介石的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三人一齐回答。
　　“对呀！向北发展才有出路！”陈毅脸上现出了异常高兴的神情：“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指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那太好啦！”张道庸他们听了这话，心里都在动。
　　陈毅说：“现在军部主要负责人反对这样做，我们要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北发展。今天找你们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陈毅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为了迷惑敌人，迅速插入敌后，顺利地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部决定将你们二营改为苏皖支队，由张道庸同志负责领导。”
　　“那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张道庸着急地问。
　　“嗬，沉不住气啦！”陈毅用手指着地图说，“你们把部队迅速开到仪征，六合、天长一带，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争取尽快同西面的五支队，东南的挺进纵队联接起来。要记住，此举与打开江北抗日局面，和为大队渡江北进有重大关系哟！”
　　“是，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一齐回答。
　　陈毅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背着手在屋里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回张道庸：“张道庸，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什么，改名？”张道庸不解地问。
　　“对！改名。”
　　“改名干啥？”
　　“为了斗争的需要。”陈毅解释说，“现在，蒋介石天天在找我们的事，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企图以此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接着，他又说：“当然我们也不怕他。但是也要尽量不给他们找到借口。”陈毅把视线对着张道庸说，“我们打着苏皖支队的旗号，你再改了名，国民党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杀出来的队伍。”
　　“叫什么名好呢？”张道庸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很愿意改名。
　　陈毅说：“我已替你想好了一个。前面去掉一个‘张’字，剩下两个什么字？”
　　姜茂生在一旁抢着说：“道庸呀！”
　　“对，我起了个和道庸音韵相近的两个字——陶勇。姓陶名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你们看怎么样？”
　　姜茂生和朱传宣一齐回答：“这名字起的太好了，团长，这回你可更神气了！”
　　“那当然，陈司令员起的名字还能不‘帅’。”张道庸格外高兴，“首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们做好思想动员，做好准备工作，14日出发行不行？”
　　“行！”他们三人一起坚定地回答。
　　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按时出发了，他们在新的地区，开始了新的战斗。这位陶勇就是后来我人民解放军赫赫有名的陶勇将军，说起他的名字知道者不在少数，但说起张道庸，知道者就恐怕廖廖无几了。

1．6　攻上孟良崮　活捉张灵甫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前不久，陈毅兴致满怀地写下了一首《决胜之歌》的歌词，在部队教唱之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这歌词，表达了陈毅对解放战争必胜的豪情。
　　莱芜一战，歼灭李仙洲集团共五万余众。
　　当时，我整个华东解放军刚刚进行过整编。中央任命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前委书记。
　　由于我军在华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蒋介石集中了大批兵力，派出陈诚亲自指挥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让欧云领着八个整编师二十多个旅，分左、中、右三路从南面向我临沂城杀来。另一路三个军九个师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由胶济铁路明水、淄博段从北面向我莱芜、蒙阴进攻，妄图用这三十万人马从腹背两面夹击我军。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连日来，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振林不分昼夜地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两道命令下达了：一是加强对北面李仙洲集团的侦察，一是派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
　　在一般人看来，这两道命令都是为了保证侧背安全和尔后的机动，为了打好双方酝酿已久的南线大战！
　　谁知事情却大大出乎意料：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敌人外，我军突然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
　　临沂城，当时华东解放区的首府。放弃临沂，这是许多人想不通的。而敌人则得意忘形，叫嚷“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已经受我迷惑的陈诚，也大吹大擂：
　　“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部会合，国军正在追剿之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
　　其实，我华东野战军这时正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开赴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命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可陈诚只相信我军在运河上架桥，是要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以切断我西退之路。陈诚还说什么：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只好命他的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颜庄地区。
　　正当敌军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陈毅指挥我华东野战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完成了对新泰、莱芜之敌的包围。
　　二十日夜战斗打响。我军先是歼灭了从博山南下的敌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道路。二十一日夜，又歼灭了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新三十六师，切断了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城南和西边的重要高地都被我占领。敌人四面告急：王耀武感到济南空虚，命令李仙洲向济南靠拢。敌人的统帅部也醒悟了：所谓“陈毅残部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之说。只好让空军司令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想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
　　李仙洲在慌乱中，率领他的人马回师北上，当他们刚刚钻进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时，一声令下，我事先理伏在两侧的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这时，敌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军的迎头痛击。敌军一片混乱，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军切成断段。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被围之敌。李仙洲本人也做了我军的俘虏，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早预感到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一个被俘的团长感慨万千，他说：“就是捉五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功夫啊，何况是五万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大势所趋呀！”
　　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便带着俞济时从南京飞到了济南，把王耀武骂了一顿：“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和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失去了临沂“老巢”的陈毅此时却和粟裕、谭振林一起愉快地报告中央军委：
　　“莱芜战役已于梗午结束……残敌正在肃清中。此役共歼敌计17个步兵团加24个直属营约5万余人，另击溃暂十二师等部4个团之援队，详细战果以后续报。”“俟明晚全部情况明了，即派十纵、九纵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攻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奔北。”
　　这时，被我三纵拦阻在南线的敌人，深怕我军“围城打援”，在临沂以北踏步不前。陈毅又指挥我军趁机解放了新泰、莱芜、博山、淄川等十三个县城，胶济路南北连成一片。
　　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仍不死心，他先后集中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兵力，企图在沂蒙山区迫我主力决战。他们以其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和七十四师等作为骨干，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特别是七十四师，这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把这张王牌拿了出来。
　　面对这样的形势，陈毅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针，为了打破敌人迫我决战的进攻计划，决心迎击敌人的七十四师，在沂蒙山区的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把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这只肥猪吃掉！
　　战斗在陈毅的指挥下，有计划地进行着。
　　在过去一个月的“耍龙灯”的高度机动中，以运动和作战来调动敌人往返奔走，诱使敌人往返行军1000公里以上。
　　敌军哀叹：进入山东一个月未和解放军主力发生过战斗，只是每月行军，感到疲惫、惶惑。解放军指战员不少因没打到个痛快仗，顺口溜传出来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
　　歼灭七十四师的决定传达下去，军心振奋，连队流行的顺口溜改词了：“陈司令的电报啪啪啪，咱们的飞毛腿嚓嚓嚓！”
　　5月12日早晨，张灵甫率领他的七十四师，从垛庄向北面的坦埠前进，受到了我军的顽强阻击。
　　到了5月13日下午，两天时间，张灵甫仅前进了三、四公里。狡猾的张灵甫，发现坦埠附近我军有重兵集结，即行退缩，调整部署，企图在14日前全力占领坦埠。
　　在这个过程中，我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役的组织工作。
　　陈毅响亮地提出：“歼灭敌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口号。
　　广大指战员立下了“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地方的同志积极支援前线，调运粮草；各级指挥员到第一线指挥，各个作战部队都准时进入集结位置，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完成了出击的准备，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展开了。
　　大军方集，战火纷飞。惊天动地的孟良崮战役终于打响了！
　　孟良崮，位于沂蒙山区。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怪石林立，地势极为险要。
　　5月13日晚，我军两翼的迂回穿插部队，各以一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集中目标，指向敌军七十四师的外围阵地，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周围敌军的联系。
　　敌七十四师开始遭到我军攻击时，还以为我军只是一部分兵力对其施行反击，所以仍准备十四日继续前进，实施占领坦的埠计划。后来，看到我军万箭齐发，都是指向他的，这才觉察到我军围歼的意图。可是这时再想逃脱，为时已晚。
　　张灵甫在我军紧紧的正面追击和侧翼袭击下，伤亡很大，行动困难，无法打开撤回垛庄的通路，当夜被迫收缩兵力，集结在孟良崮附近村庄防守。我军发挥了夜战特长，继续组织攻击，占领了垛庄，断绝了张灵甫的退路。我军各部队互相配合，封闭了合围口，张灵甫成了瓮中之鳖。
　　敌七十四师徒我军包围之后，蒋介石却以为他这个精锐部队处于有利地形，正是同我军决战的好机会。于是，他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我军主力，又命令周围的敌军向张灵甫靠拢，妄图夹击我军，与我决战，并解七十四师之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也给张灵甫打气：“消灭陈毅所部，我们就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
　　陈毅知己知彼，指挥若定。他亲临前线，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对指战员们说：“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歼灭敌人在孟良崮一线！”
　　15日下午，我军调整了部署，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总攻。敌人竭力顽抗，每一阵地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指战员越战越猛，进攻部队象波浪般地冲锋陷阵，势如潮涌。
　　围歼战是异常惨烈的。敌人缩集于孟良崮、芦山及其附近山地，依托岩石，居高临下，不断发起反击，敌人真的用上“人海战术”了，成群结队地往下打。每一个山头、高地、要点，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争夺，不仅刺刀见红，甚至枪托也砸上了脑浆，到处血染岩石，尸体成堆。敌人粮尽水绝，空投补给又大部落到解放军手上，数以万计敌军已陷入极端饥渴难支的困境。
　　16日上午，陈毅再次下令发起攻击，强大的炮火首先发挥了火力，向敌人盘锯的山头、高地猛轰，接着步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冲击，越战越勇，只进不退。下午，便攻占了所有高地，敌人的官兵有的打起了白旗，统统投降缴械。骄横的张灵甫等也被击毙，各路解放军健儿会师孟良崮、芦山顶峰，欢呼声震憾山岳。
　　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时，侦得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敌隐匿。其时，黑云盖天，山雨欲来，能见度极低，严密搜索的部队在孟良崮与雕窝之间发现了数千敌人。粟裕即令第四、八、九纵队出动兜剿。至下午五时全部肃清。至此，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了。
　　张灵甫这个骄横一时的国民党王牌军的首领，在孟良崮山洞里打到了自己的坟墓！粟裕打电话来向陈毅报告以上情况陈毅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祝酒致敬！”说完，如释重负般地坐下来，长叹了一声：“嗨呀，这三昼夜算是熬过来了。以后我的儿子，再不能叫他去带兵打仗！”他这话引出了满屋笑声。笑声未止，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
　　在这场战斗中，共击毙、俘虏敌人三万二千多人。
　　刀丛扑去争山顶，
　　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看贼师精锐尽，
　　我军个个是英豪。
　　这是陈毅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一诗中，描绘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的情景。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在南京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他的感想：“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在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陈毅以宏大的气魄说：“我们才不过吃掉了一个七十四师，江南、东南还有那么大地方没有解放，还有南京，还有上海，还有全中国嘛！”
　　六月初，孟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敌第七十四师将校举行时事座谈会，陈毅和到会者会见，一一握手并致慰问。当将校们谈到七十四师失败的原因时，陈毅说：“历次国民党军失败均归咎国防部，归咎陈诚，我在此替陈诚分辩几句，其实陈诚本人也很难作主，一切都有蒋介石老头子紧紧控制着。”陈毅进一步谈到了蒋军失败的原因，“蒋介石自北伐中期叛变人民，走上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道路。蒋介石的这一条反人民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产生错误的战略路线。在蒋介石独裁媚外的政策与战略的双重错误之下，国民党军队之遭受失败是必然的。例如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一到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正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于一九四八年底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但使长江以北的局面大定，就是全国的局面也已基本上解决。下面这段故事，可以作为这次战役中小小插曲的一段趣闻，也可以作为陈毅概括蒋军失败原因的一个例证。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向徐州西南突围被华野追击包围在永城之野，离双堆集不足七十里了，如果堵不住，让他与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合流，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在这关键时刻，陈毅从淮海战役总前委向华野司令部打来了电话，他的嗓音很响，震得张震耳根子发麻：
　　“张震啊，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老冤家，你们那里一定要把杜聿明看住，绝不能让他跑出来了啊！”
　　“好！好！”张震狠劲地点头，“请你放心！请刘司令员、邓政委放心！”
　　在鲁楼的阻击战坚持了十天十夜，杜聿明集团终于未能前进一步。村聿明见突围无望，决定就地固守。他连连电告蒋介石，速调大军前来增援。
　　华野将士乘势紧缩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重重叠叠地包围在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陈官庄地区。杜聿明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陈官庄农民陈瑞兴家里。这是一个四合大院，南房住邱清泉，北房住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高参，西房住杜聿明。院子中间有一棵水桶粗的老槐树，叶落枝秃，在寒风中发出呜咽的风鸣声。
　　一天，杜聿明正在院子里的阳光下理发，没有突围出去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来了，在院子里看了看，欲言又止。
　　尹天晶善观天象，深谙阴阳五行，又会江湖艺人的拆字。
　　有一天，孙元良对邱清泉说：“你叫他给你拆个字吧，可知吉凶。”邱清泉不信生死报应却信吉凶，他那时不愿驻防商丘就是如此。听孙元良一说，也就写了个“笑”字，以为不会不吉。可尹天晶看了，皱着眉头不说话。
　　“说嘛！”邱清泉很豁达，“穷算命，富烧香，只不过一场游戏。”
　　尹天晶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的脸立即黑了。
　　在尹山晶眼里，杜聿明的指挥部设在一个不祥之地。
　　邱清泉正从住室出来，看见尹天晶，就想起二人升天那句话，心里不畅，说：“尹监察官，今日天象如何？”
　　尹天晶走到邱清泉跟前，神秘地说：“邱司令官，说真的，这个院子不吉啊！”“嗯？”“是这样”，尹天晶在手里比划着，“这院子四院合围，而中间却是一棵大树，即木，你看，”他在手中划了一个“A”，又在中间加一个“木”说：“邱司令官，这不是‘困’吗？”
　　邱清泉心里怔了一下，来到正剃头的杜聿明面前，指着尹天晶如此这般地学说了一遍。
　　“啊？”杜聿明也迷信起来，心里很是焦燥，“砍掉！”杜聿明说。尹天晶自告奋勇：“我去组织人。”
　　树倒是砍了，围却是未解。尹监察官未曾想到，四合院里虽然没有了树，却依然住着人。“A”里虽无“木”，“人”却是在的，岂不又成个“囚”字了吗？
　　杜聿明们岂不知自己由“困”变“囚”不是老槐树的原因，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大趋势，正如陈毅对敌七十四师放下武器的将校们说明的七十四师与整个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一样。

一泊

2　兴邦治国之谜
　　从百战沙场走进十里洋场，陈毅成为大上海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这位“共产党化学家”是如何从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开始“分解与化合“的？

2．1　“瓷器店里打老鼠”——攻占上海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陈毅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卓越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在华东战场上打了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胜仗。然而，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南京、上海、杭州问题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命名使陈毅感慨万端，曾慨然表示：“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而且选定了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其实，此时毛泽东主席已个别征求过他的意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他还提出意见，主要的一条是希望中央象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重视接管上海。
　　确定上海市长人选是件大事。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将军早有所知，柳亚子先生在1945年就曾赋诗赞陈毅：“兼资文武此全才。”以“儒将”出长上海，他们一致赞成，陈毅自到丹阳起，便正式进入“市长”角色。在丹阳，陈毅告诉接受干部们：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解释：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受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的牵动。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曾说：
　　“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受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
　　于是，小小丹阳城突然热闹起来了。首先是汇集、研究大量情况和材料，汇集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确定接受的县体方针、政策与步骤；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日夜兼程地赶来，投入接受上海的集中整训。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的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南京解放后，在即将进行淞沪战役的时候，毛主席曾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攻，而且要政治进攻。
　　上海战役，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20多万守敌，有蒋介石亲临督阵，要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市区内外遍布3000座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　　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称此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存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就绝非易事了。有人将此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甚为确切。
　　陈毅认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他在部署解放上海这场大战的时候，用形象的语言对大家说：“为了实现军政全胜的要求，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地解放上海，又要歼灭敌人；既不能用赶鸭子的办法，让敌人毁城跑掉，又要防止敌人久踞上海烧杀掳掠，人民遭殃。大家要把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比喻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要损坏了店内的珍贵瓷器。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怎样打好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呢？陈毅发动大家都来动脑筋想办法。
　　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以后，郊区的战斗进展很顺利。向市区发起总攻后，陈毅命令人民解放军三个师的部队，从市区南面和西面逼近市区边缘。趁着夜幕，各突击分队采用“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直插各个街道，把敌人分割在大街小巷，使敌人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仅仅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就全部解放了苏州以南的主要市区。
　　到了5月25日早晨，由于进攻的部队禁止使用炮火和炸药，都被敌人阻于苏州河南岸。敌人凭据北岸的高楼大厦，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沿岸的街道、建筑物。
　　敌人在北岸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我军多次强攻桥头都受到挫折，特别是在四川路外滩一带，伤亡较大。
　　战士们血洒苏州河畔，个个都被猖狂的敌人激怒了。有的说：陈老总早就要我们加强城堡攻坚训练，可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憋人哪！有一个榴弹炮营把大炮拉了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请求批准开炮。
　　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陈毅关于保全上海、军政全胜的指示，又一次回响在指战员们的耳边。陈毅在电话中再次告诉前线指挥部：“要保全上海、就是为了使上海在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把长远的利益与眼前的利益结合起来。
　　陈毅的广阔胸怀，深深地感染着广大指战员们。有的一时想不通的同志，也从悉容满面的沉思中明白过来了。
　　攻打国际饭店的战斗打得激烈机智。敌人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大楼，从各个窗口向我扫射，条条火舌组成了密集的弹网，我军难以向前发展。指战员们牢记着陈毅的话，宁肯多流血，也不使用重武器。他们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少时间，这座高耸的大楼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大家献计献策，一方面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对射，压倒敌人的火力，一方面迂回包围，步步逼近大楼。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国际饭店的底楼。敌人被赶到楼上，继续负隅顽抗，楼梯被封锁了，指战员们就在楼下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并在电话里和敌军谈判，敦促他们及早投降。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只好俯首投降。人民用血汗建筑的国际饭店，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同敌淞沪警备到司令刘昌义的战斗，也是用谈判解决的。
　　当时，蒋介石已从复兴岛逃走，刘昌义的部下死的死，降的降，溃不成军，败局已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地下党的努力，刘昌义决定与我谈判。当他听说陈毅司令员有命令，要他放下武器，他又惊又喜。对陈毅的命令和规定的具体要求，他都一一接受了。
　　就这样，从5月24日下午发起总攻起，到27日上午九点，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军的最后抵抗，俘敌十五万余人，全部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获得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护完好，上海奇迹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用这样短的时间，歼灭这么多的敌人，城市几乎未遭受什么破坏，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指示的要文打的政治进攻战，在这里得到了最完好的实现。

2．2　“陈毅迷”
　　1949年6月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
　　“……陈毅市长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动派统治下坚持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就在这次会上，陈毅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他的话，象春风，为上海文化界送来了生机；他的话，似春雨，为文化界人士心田带来了希望。他的话，是那样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曾经说，听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成了“陈毅迷”。有的人日子长了不听陈毅的讲话，往往会觉的若有所失：“陈市长最近怎么不作报告啦？”
　　上海解放以后，陈毅是全上海最忙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许多事，需要他来处理。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六天，他就把几位分管文教接管工作的同志找到办公室来，共同商量召开一次文化界知识分子座谈会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
　　根据陈毅的意见，有关方面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
　　陈毅亲自审阅后，逐个询问，又把一些遗漏的人一一补上。最后的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
　　开会那天，陈毅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是那样平常、随便，以至在他早已到来之后，有的人还在等他：“陈毅市长怎么还没来？”
　　大家终于发现，这就是陈毅市长：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和蔼的笑容。人们惊愕了，原来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这样的可亲可敬！
　　著名学者周谷城出席了这个座谈会。解放前夕，他参加反蒋爱国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关押。他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解放了！”
　　他的话音刚落，陈毅笑着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许多人都动了感情。
　　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如有位吴有训先生，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的决心。
　　就这样，陈毅用谈心的方式，尽情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那坦率、热情而又幽默、风趣的话，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他的一席开诚布公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的心。
　　当时，上海文化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只船或三只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名人”，在接受过程中有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有一天，分管这方面接受工作的同志向陈毅请示工作。陈毅仔细听完以后说：“你们提到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的人物，‘知名之士”吆。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要重用。而且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陈毅特别强调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一定要心胸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家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有群众观点。”
　　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文化知识界的知心人。
　　可以说，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陈毅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2．3　陈毅吃请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
　　为了搞好党同上海民族工商业家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由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参加会议的约300人，开得很成功。在工商界座谈会后不久的一天，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说：“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许涤新问他：“什么事？”
　　他说，他和荣毅仁两人想要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叙一叙。许涤新说：“这必须让他向市委问一问才能决定。”在一次市委会议上，许涤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陈毅笑着说：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就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你们看吃不吃资本家的这顿饭？”当时，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分明是投石问路，去不去？陈毅请干部讨论，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黎玉特别坚持，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去吃他们的饭，划不清阶级界线，就会在政治上丧失立场。刘晓和潘汉年主张去，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我们同他们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陈毅问许涤新：“你是搞统战的，又是工商局长，你看去不去？”许涤新说：“我也做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可以去。他们请客，我们应邀并不专为了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陈毅笑着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们“交朋友”。
　　陈毅摇着大把大葵扇欣然赴宴，地点是荣毅仁的家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时，才散场。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的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

2．4　六个“绝密”报告
　　自1950年3月12月到5月10日，陈毅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六个“绝密”报告。
　　三月上旬，陈毅收到一封“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是刘鸿生老先生的亲笔。没想到，这位最善经营实业的资本家竟表示，要将所有刘家企业“全部交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第二天，刘鸿生就被请来了。这位昔日的“煤炭大王”神情不安地坐在皮沙发上说：“陈市长，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刘鸿生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不该从香港回来呀？”
　　这直率的提问使刘鸿生一怔，沉吟良久没有说话。
　　“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拿申新九厂来说吧，纱锭十三万，是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为什么搞不下去？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流到香港，股东红利分得太多，厂里又大量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没有恢复。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因素：物价平衡了，消费者、投机者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也消失了，产品售价低于成本还不大卖得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了。”停了停，陈毅又用恳切的语气说：
　　“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也要你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工人也会体谅你们，这一次年终奖，不是普遍比去年少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吗？”
　　“是的”。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
　　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听到这话，刘鸿生动容了。这正是他的宿愿啊——中国毛料打入国际市场！可是现在连资金都……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要两百六十个亿呢！”（此为旧币，即现在的六十万）
　　“好”。陈毅很干脆，“请你回去和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证明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喜出望外，但旋即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刘鸿生，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近些日子来，陈毅耳中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牢骚怨忿之声。
　　很明显，对于“二·六”轰炸后的上海工商业，每月四千亿的税收，加上公债交款，工资发放，负担是重的。工商业交税买公债完全应该，固定的财政收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绝不能马虎。但是，是否要得太急了呢？
　　“牛奶要挤，”陈毅对统战部的同志说，”可不能把牛挤伤了啊！”
　　陈毅深感有必要向中央主席报告。
　　这天，他去华东局开会，当时还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字斟句酌地对陈毅说：“目前的状况、要很好考虑。你是不是给中央发一个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看来这很有必要。”
　　是啊！“很有必要”，这是一致的。但是，向中央汇报些什么事实，提出些什么建议呢？书记没有继续表露自己的看法。
　　一迭稿纸铺在面前，已经好一会儿了，上面还只写了开头的一行字：
　　“毛主席、中央并华东局：”在陈毅看来，“报喜不报忧”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他决心如实反映情况。
　　主意一定，他笔下生风，很快把上述的种种经济困难，向中央和盘托出。最后，他写道：“我们认为：上海负担××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
　　写毕，他在末尾署上了“陈毅3月12日”，用红笔在一角标上了“AAAA”（表示秘密等级的符号）交给秘书送有关同志阅后，即行抄发。
　　十天以后，在上海大厦十三层楼，市委统战部召开一个小会，陈毅得悉，也赶来参加了。
　　与会者记得，这一天的陈毅，完全没有往日谈笑风生的兴致。他眉头紧锁，讲话的时候既不坐也不站着，而是在会议室那头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现在群众牢骚很多啊！说：‘国民党虽坏，还有碗饭吃，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没有饭吃。’这种现象，和我们进上海时万人空巷一片欢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陈毅过走边说，忧心忡忡。他讲到，连日来，工厂商店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停业倒闭，失业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找到劳动局，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连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上海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大老板都应邀参加。陈毅请了谭震林代表华东局出席。
　　这可是一次“最踊跃诉苦”的会。开会毕，陈毅问谭震林有何观感，谭震林笑着说：“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陈毅很赞同。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3月28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里。
　　上海的税收情况确实令人惊讶。
　　三月份，上海因为要补足欠税，税额增加到五千亿元。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税款竟收了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任务！对此，有人喜，认为成绩巨大；有人忧，担心“杀鸡取蛋”。而税务局长本人，则很自信，似乎胸有成竹。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税务局长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钻‘自报实缴’的空子逃税漏税，我就查他们的帐，出了问题，抓住了就重重地罚！”
　　有人提出异议：“这样做，不合乎政策。”
　　税务局长满不在乎：“什么政策不政策，任务就是政策，税收任务不完成可不行。把资本家搞光了，又有什么了不得？
　　把他们厂子拿过来，也不过是早点晚点的事……”
　　“啪”！陈毅拍案而起了：“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隔了一会儿，陈毅说：“方才说到‘查帐查罚’的做法，很不对头。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括号里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们党历史上，李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四月四日，陈毅给中央发了第三份电报。其中有一番话很耐人寻味：
　　“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将于灰（十日）召开。群众仍然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
　　陈毅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继续如实地“报忧”：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有的人还说什么：“可惜啊，共产党丧失了人心！”
　　如果在十个月以前，解放之初，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会场上当然会响起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烈欢呼。然而现在，会前就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的人说是“遍地干柴，一点即燃”；
　　有的人还说要组织游行到市府请愿；不少好心的朋友为陈毅担忧。
　　陈毅倒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会议临开幕那天中午，他安坐在办公桌前挥毫起草，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第四份电报。
　　临上车前，他又读了一遍，交给秘书发出。这份电报中说：
　　“……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按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上海的工作作了原则的指示。指示的精神就是要对目前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加以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开会了。礼节性的鼓掌之后，大家洗耳恭听，陈市长将说些什么——国际国内？华东上海？成绩巨大？领导英明？
　　不，陈毅的武器是说真话，毫不粉饰。
　　“各阶级各阶层的痛苦我们要先说，要说得比他们更多，更洞见肺腑。”他事先开过好多个座谈会，集中了大量的材料。
　　他才敢讲。他这放开一讲，比代表们想说的更多、更完全，更彻底。
　　那些带了满肚子意见来开会的人，受感动了，心平气顺了：
　　“陈毅比我们讲的还透嘛！”
　　这时候，陈毅再给大家算细帐：旧上海如何治不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新上海又怎样迅速稳定了物价。除病根、剜毒疮，免不了要忍受“一刀之苦”。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中央已经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他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特别有力。他的讲话时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陈毅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了第五份电报，汇报了这次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的情况和经验。毛主席拆阅后，亲笔批示：将报告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至此，上海的这一次严重局势似乎已安然度过，好消息多起来了。
　　陈云决定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以上海、天津为重点，研究调整关系的政策措施。
　　许涤新临去开会前来向陈毅请示，许涤新问：“对上海困难，讲到什么程度好？”陈毅肯定地回答：“实实在在讲，一五一十讲。我在几封信上已经反映过了，你去讲也不要打折扣，否则我们自己不讲，资本家心里有数，让他来讲就被动了。如果他也装哑巴，那就等于不开会，大家解决不了问题。”
　　许涤新深有所悟，欣然而陈毅还在考虑一个重要的建议，一个“冒昧”的请求。
　　这个请求如被照准，对上海的经济能起休养生息、加速恢复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央来说，却增加了一点暂时的困难。
　　陈毅和华东、上海负责财经的同志反复研究，认为退一步可以进两步。陈毅就在五月十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第六份电报。
　　电报里，他综合汇报了三、四月份的情况，又写道：“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三、四、五三个月的四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些，以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征税……如果六月份上海能从四千亿降到三千亿左右，对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薄考虑电示。”
　　这一回，毛主席亲自拟定了复电。毛主席在复电中用了“甚好甚慰”四个字，对陈毅五月十日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为加速恢复上海经济”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税收问题，复电说，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给予答复。
　　毛主席还在复电中告诉陈毅，六月中旬将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毛主席这样写道：“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
　　写完后，又加上一句：“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言辞中充满着信赖，尊重和亲密之情。
　　减税一千亿，后来如何呢？
　　5月17日陈云、薄一波答复说：
　　“……如你认为上海六月份税收须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如何减，请与华东财委商定。”
　　与此同时，上海十五万失业工人，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和关注。
　　从五月起，上海工商界“倒风”渐止，学校开课，失业减少，情况开始全面好转了。

2．5　霜重色愈浓
　　一九六六年深秋，陈毅来到北京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彩夺目的诗篇：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诗如其人。陈毅的这首诗，正是他自己英雄本色的写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就对陈毅进行了种种迫害。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陈毅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横眉冷对，同林彪、“四人帮”作了英勇的斗争，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胆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就是一棵在大雪中傲然挺立的青松。
　　1966年10月1日，直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正中的麦克风，向广场，向全城，向全国传出了林彪带着浓重鼻音的时而拖腔、时而短促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
　　苍穹之间，立即口号震荡，欢声如雷。
　　林彪狭长、苍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笑容，不是善良的人们一眼能看透的。他举起握在右手的语录本，在靠近胸口的部位，前后挥动了几下，又扶正手中的讲稿，继续念下去。
　　陈毅站在林彪右侧不算太远的地方，对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他照例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食指放在一页里——好象他刚刚暂停看语录，立刻又要翻阅似的。正如有本“大参政”上一位外国记者所描绘的一样。陈毅情不自禁，面露轻松的微笑，在心里感叹起外国记者眼睛的厉害。
　　但是，他这种轻松的心情转瞬即逝，耳旁林彪的讲话，使陈毅迅速回到复杂纷繁的现实之中。
　　林彪翻动手中的稿纸，扯足嗓子念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此，陈毅眉头一皱，脸色陡然变得冷峻起来。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地摆明了：两个月来，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文革”小组，在政治局会议上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竭力要把工作组的“错误”升格，然后顺藤摸瓜，抓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将其置于死地。
　　对于这种意见，政治局内部也是有争论的；故一直未通过。就在三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当时，许多位部长、副部长热泪满面，国务院小礼堂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可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革”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一种无可名状的痛楚涌上陈毅的心头。他感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向中国共产党紧逼过来！
　　林彪讲完话，游行开始了。检阅台上的领导同志也可以走动了。而陈毅两手扶着栏杆，无意中，他突然注意到，波平如境的玉带河里，倒映着一排漆黑的大字，象给自己的判断作出了最有力的注脚。至此为止，陈毅对这场运动的目的，可谓彻底看清了！
　　陈毅满腹心思渴望找人倾诉。他转身走进休息室，瞥见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坐大桌边，就径直走过去，拍拍肖望东的肩头说：“来来来，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他二人一前一后，走到刚才陈毅站立的位置。陈毅双肘撑在城楼栏杆上，用头往下点了点，说：“你注意看，看玉带河里有什么？”
　　听陈毅的口吻，不象是开玩笑，肖望东靠前俯过身去。一阵秋风掠过，玉带河里波光粼粼，啥也没有。肖望东茫然地摇摇头：“陈总，没有什么嘛！”
　　“你仔细看么！”陈毅道，“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肖望东凝视水中，一阵秋风过后，水平如镜，像底片放进显影液里，一排巨大的黑体字跃然而出：“打倒三反分子×××！”再细细一看，字迹笔划是反的，原来，这是一幅刷在天安门城墙上的大字标语的倒影响。×××，是一位不太出名的领导干部。
　　肖望东不解地看看陈毅：“哦，是一条标语呀！”话外之音显而易见：这种标语随地可见，何足为奇！
　　“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的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老干部！这不光不能告一段落，还必须继续开展下去！”
　　肖望东突然记起，两个月前，他曾就“文革”的目的请教过陈毅，陈毅的回答是：“我也不晓得。”今天，陈毅一语道破，显然是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的结论！肖望东是陈老总的老部下，熟知陈毅洞察秋毫的战略眼光，此时感到格外震惊：难道运动十月份告一段落的计划又要告吹？
　　难道……肖望东越想越担心，他想再问几句，抬头才发现，陈毅迈着沉重的步子，已经向西头走去。
　　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较量过。
　　他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当看到林彪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唱高调、干坏事的时候，陈毅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讲：“有的人口号喊得很响，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看清了林彪居心险恶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许多老干部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愤怒地指出：“几十年为党浴血奋斗的老帅、老将们，一个早晨就都成了‘大土匪’、‘大军阀’，这样的造谣中伤，谁能相信！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几十年来和党合作的老朋友，竟然成了‘牛鬼蛇神’，谁不痛心！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有人说我陈毅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有些好心的同志劝陈毅，要他少讲点，免得招惹是非。陈毅则有力地回答说：“要我不讲话办不到，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随风倒我不干！”
　　1967年2月18日，陈毅在和一些群众代表谈话时，满腔怒火地说：“现在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为什么成了大军阀？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也容不下？！还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贺龙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人家会问，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人？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陈毅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尽一切可能保持与老同志、老战友的来往和联系。然而，这样一来更加激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他们对陈毅的迫害更疯狂了。但陈毅是硬骨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质问道：“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革命四十年，这样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
　　1968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陈毅等六位老同志分别隔离出来，每个人都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最后把陈毅逼出北京，到外地去搞所谓“调查”、“蹲点”，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从1970年5月起，陈毅就时时感到身体不适。但是由于当时他正处于政治上受迫害的地位，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认真地诊断和治疗。直到同年冬季，陈毅才回到北京，到三○一医院治疗。本来已经说好住院，但由于林彪一伙从中作梗，临时却说没有床位，叫在家等待，又拖了一些时日才进了医院，却又没有查出病因。到了1971年1月16日，陈毅大疼难忍，才再次赶到医院，仓促中以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动了手术，手术中才发现是直肠癌造成的肠梗阻。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年已七十岁的陈毅，以顽强的毅力，承受了这次大手术。回到病房后，经过四五天的时间，就下地活动了。医生们被陈毅的精神所感动，不得不真实地把严重的病情向陈毅讲了。听罢，陈毅笑着对医生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掉，再长出来再切除。你们治去，可以拿我作个实验，找出经验来！”
　　象往常一样，越是艰难困苦，他越是乐观顽强。陈毅尽量设法快些恢复体力，争取为党多做些工作。在医疗期间，仍抓紧时间看文件，读书，写东西。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武装叛乱的阴谋败露，林彪带着他的几个死党，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沙漠里。陈毅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通知时，虽然仍是重病在身，但却毅然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当即提议，在场的同志为我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胜利举杯祝贺。为了揭露林彪的反革命罪行，陈毅抱病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会后，他又认真修改自己的发言稿，还亲自写下了一百多页重要材料，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并认真仔细地作了第二遍修改，充分表达了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豪迈地说：“我倒要看看，我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
　　为了锻炼身体，陈毅每天都绕医院走上三圈，每圈足有三千米。他的体力增强得很快，不久就出院了。正当大家都为陈毅体力增强、精力充沛而高兴时，万万没有想到，时过不久，陈毅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在医院里，他曾深情地对张茜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在咱们前头牺牲了，对我们来说，只是工作做得太少了。”有一位熟识的医生来看望陈毅，他严肃地问：“你看我还能活多久？”医生难过地说不出话来，两眼含着泪花直瞪瞪地望着他。陈毅却爽朗地说：“现在对癌症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嘛！估计一下时间，好为党再做点工作。”
　　直到临终，陈毅还在热切盼望能为党再做些工作。当周总理来看望他时，他仍满怀信心地说，等我好了，有些工作还要去做。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周，他还满怀希望地对他的孩子们说，新年一过，我还要下地走一走。
　　1972年1月6日，奋斗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家陈毅元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老同志的追悼会。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泪洒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痛：“我也来悼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又对陈毅的子女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勉励陈毅的子女，要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陈毅元帅是一棵高耸挺直、万古长青的劲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陈毅元帅是西山的红叶，寒霜愈重愈显出英雄本色，正如他的诗句：“霜重色愈浓”，“斗争见英雄”。

一泊

3　外交艺术之谜
　　陈毅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军人气质，大将风度。即使是在谈判桌上，也给人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感觉。他身体稍胖却不显臃肿，往那里一站，俨然半截铁塔，加之常戴一副大墨镜，更添几分威严；偏偏他又戴一种圆形小帽，且帽上缀有一颗小球，使威严中便又多了一些轻松幽默。

3．1　令赫鲁晓夫畏惧的人
　　1959年9月30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同美国总统搞了戴维营会谈，在回国途中就匆匆赶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当晚他就在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上讲话，教训热诚接待了他的主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大有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之态。
　　10月2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参加的人比较多。中方有政治局常委们及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苏方参加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介绍他访美的情况，他亮晶晶的眼睛带着发现新大陆的神情和语气说：“这次我到美国去是亲眼看了，他们是真富，确实很富。”毛泽东无笑无怒，表情从容地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地介绍了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在我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
　　事实不是这样么。”
　　赫鲁晓夫继续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士越来越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接着，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名飞行员”。
　　“不行”。毛泽东简短果断地回答：“这个事儿不能商量。”
　　“这两个人是执行侵入我领空的间谍侦察飞行任务的。”
　　陈毅插话，赫鲁晓夫把目光转向陈毅。陈毅说：“至于俘虏的其他五名飞行员，我们早已放给他们了。”
　　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的发言最多也最长的，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5月9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自来就是声音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做个不屑一顾的表情，“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不值得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8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战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慨地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竟说什么：“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你们就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表示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1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一会儿，又转换话题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唔唔，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
　　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军事上我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回敬说：“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得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们就不能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晚上天安门有庆祝活动，赫鲁晓夫没有参加。
　　直到1961年6月，陈毅在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返国途中，路经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赫鲁晓夫。敬酒时，陈毅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总的来说合作得不错。但是也有些问题，就是对中立国家以及他们所提方案的态度。赫鲁晓夫同志，请你过问一下好吗？
　　赫鲁晓夫与陈毅有吵过的那一架，深知这位中国元帅正直豪放，性烈如火，连连点点头说：“好好好，我回头找葛罗米柯问问，情况我还不很了解。”——一改过去的傲慢之态，被我们的陈老总征服了。

3．2　名誉八段
　　围棋始创于我国，约有三千年的历史。解放前，我国的围棋事业日益陷于绝境。只是在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关怀，中国的围棋事业才获得新生并逐步发展起来。
　　陈毅同志不但会打仗，善写诗，而且很喜欢下围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陈毅平时常在戎马倥偬之际，指挥若定，与人对局。他运用军事实践经验，根据围棋的特点和规律，精心研究，使他的棋艺水平不断提高。
　　解放以后，陈毅身负国家重任，工作繁忙，但他对我国围棋事业发展一直很关心。他曾多次接见我国围棋和其它棋类的棋手。他说：“下棋是个很好的文化体育活动。下棋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对促进国家间的友谊都有意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围棋协会成立，陈毅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在他的关怀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围棋》月刊在一九六四年创刊。他还亲自为《围棋》月刊两次题词。他写道：
　　“围棋易学难精，愈精则趣味愈浓。欲精此业，非做专门研究不可，业余努力进步必有限。我主张专业与业余结合进行。中国手谈必将有巨观。”
　　1963年，他对上海市高等学校围棋观摩赛纪念题词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棋虽小道，品法最尊。”
　　陈毅同志担任外交部长以后，把开展围棋工作与人民外交工作结合起来。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陈毅同日本人士松村谦三商定，中日两国民间互派围棋代表团。从1960年开始，每年中日围棋代表团都进行互访，展开了中日围棋交流新的一页，增进了中日人民的友谊。
　　1963年9月，日本围棋院及日本关西棋院，为了感谢陈毅对中日围棋界友谊的关怀，曾赠给陈毅“名誉七段”的称号，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岩村三千夫说，日本围棋界授予国外人士以这样的荣誉，这是第一次。
　　中日围棋界的互相访问和来往，增进了友谊。1964年12月20日，日本29位著名的围棋手发表呼吁书说，妨碍两国围棋手进一步往来的最大障碍，是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号召日本全国数百万围棋手参加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征集三千万人签名运动。许多“名誉九段”都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他们的这一活动，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日本围棋界友好人士对陈毅十分尊敬。每当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日本的围棋界人士总是要向陈毅转达问候，有的还将他们的围棋书籍转送给陈毅。
　　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棋院又追赠已故陈毅围棋“名誉八段”称号，并以日中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日期，作为“名誉八段”证书的填发日期，以纪念陈毅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上的贡献。

3．3　美国不能再漠视中国——陈毅在日内瓦
　　1961年5月初，世界各地数百名记者湖水般拥向国际名城日内瓦，这里将要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这是陈毅作为外交部长第一次单独负责、率团代表中国出席重要国际会议。
　　5月10日，陈毅一到日内瓦便得知会议延期了。日内瓦会议原订5月12日开始，各国代表团在这之前陆续到达，唯独受到美国支持的老挝右派代表文翁——诺萨万集团的代表团迟到，美国也以未收到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的报告为由，拒绝出席会议。各国代表团足足等候了两天，报告总算送到，证明早在10天前老挝就已实现了有效停火。但美国又横生枝节，说老挝左派力量代表无权出席会议，文翁——诺萨万集团也拒绝同爱国阵线党代表团一起出席会议，反对会议开幕。面对这种情况，陈毅与代表团的同志的商量，决定先给美国代表团来一个下马威，不能任由美国这样刁难设障，应予以揭露驳斥，揭穿美国的阴谋，这就须采用代表团发言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形式，但当时会议筹备处准备供各国代表团召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新闻中心，要到会议正式开始才能使用。陈毅当机立断，决定在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谴责美方破坏会议的行径。
　　中国代表团的声明义正词严，震动了日内瓦，使美国代表团十分狼狈。美国国务卿、代表团团长腊斯克大为恼火，在中国代表团发言人的记者招待会后不到一小时，就赶忙亲自召集一小批美国记者进行辩解，竭力抵赖，但无济于事。各国记者议论份份，普通认为，中国代表团先发制人，一开始便取得了主动，将美国送上了被告席。陈毅与腊斯克较量第一个回合的结果是：5月16日，左派力量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幕。
　　16日下午，陈毅在莱蒙湖畔的国联大厦，潇洒大度地和各国代表握手致意，而腊斯克却为了避免遇见中国代表团，竟由旁门绕入会议厅枯坐等候。陈毅在开幕会议上作了18分钟的讲话，阐明中国政府原则、立场、观点和主张，指出老挝的内部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则是创造必要的国际条件，使老挝人民真正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自己解决内部事务的愿望。他还指出：“我们希望美国代表能够认真地同大家一起，寻求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途径。”陈毅的发言，立场鲜明，雍容大度，给会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认为，陈毅外长的发言是“积极的”、“得体的”、“和解的”。
　　腊斯克在第二天发言中打出“中立定义”这张牌，说中立定义“必须超出不结盟的经典的概念”说穿了就是要实现与美国结盟的老挝右派上台当政的“中立”。陈毅毫不客气，在第二次发言中即引用杜勒斯过去说过的“中立是不道德”的话回敬腊斯克，指出腊斯克的中立定义实质还是干涉侵略，“如果这也叫中立的话，那只能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道德的中立。”
　　腊斯克的“中立定义”销路不好，连英国、法国也不表赞成。腊斯克又输了第二个回合。
　　腊斯克又主张在老挝“发展有效的国际机构”，国际监督机构可以充分往来老挝全国各地，无需取得老挝任何全国性或地方性文武官员的同意；这种国际监督机构可以裁编老挝的军队。陈毅尖锐地指出：美国设想的这种国际监督机构，是要把老挝置于国际共反之下，而不是在尊重老挝独立的基础上维护老挝的中立。在讨论国际监督机构的职权时，必须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
　　腊斯克还主张对老挝的经济技术援助由这一地区的中立国家来管理。陈毅明确指出：首先是老挝行使主权、独立自主地接受外援的问题，应根据主权和平等的原则由老挝王国政府同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协商，而不应由任何国际机构来管理。
　　为了保证老挝的中立并为此进行必要的国际监督，苏联代表团在和中国代表团一再磋商后提出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等两个草案。陈毅在5月24日的会议上说：中国赞成苏联的建议，因为它是以1954年日内瓦协议为基础的，是划清了老挝问题的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的界限的，是符合老挝人民要求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愿望的。
　　然而，会议进展困难重重。从5月末起，由于美国几次三番在老挝战场停火问题上无理取闹，由于老挝左中右三方迟迟未达成协议，会议时开时断，陷入踏步不前的僵持状态。
　　美、英、苏、法外长都相继将会议工作交给副手，离日内瓦回国了，只有陈毅仍住在市郊“花山别墅”，积极活动，开展工作。
　　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同北京保持联系。陈毅一到日内瓦，就反复向大家申述句一名言：“外事工作授权有限”。陈毅常讲，外交事务是国家大事，搞得好不好，不是个人得失的问题，而是关系国家的利益和声誉的大事，甚至是关系世界人民利益的大事。因此外事工作人员必须严肃认真，慎之又慎。遇事必须弄明情况，过细分析，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不能凭感想，，乱估计，掉以轻心，自作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在外事工作中是最要不得的。陈毅每天都听情况汇报，遇有新情况和新问题，就同大家一起研究分析，反复考虑策略措施，权衡利害得失，然后如实电告中央请示。陈毅熟悉毛泽东、周恩来夜间工作的习惯，因此他尽可能在每日上午听情况，写报告，以便在北京时间午夜前后送到中央领导人手里，第二天日内瓦中午之前，便可收到复电。陈毅所筹划的一切重要行动，都严守外交纪律，及时报告请示。但在中央授权的范围之内，他又很撒得开，能当机立断，抓住机会，迅速反应，但事后仍将处理结果电告中央。
　　会议间歇时，陈毅或四处造访，或接见记者，或广邀来客，坦率交谈，结识了不少朋友。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与陈毅多次互访晤谈，有时融洽，有时也有分歧。一次霍姆就中国向非洲“渗透”问题提出看法说：“为什么你们不能够不管别人，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陈毅坦率地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的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事隔多年，霍仍称陈毅为“一个有用的朋友”。陈毅的朋友还有很多，他与英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麦克唐纳谈文学、鸟类和陶器，与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谈四川老家，与印度外长梅农共赏中国佳肴……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沃尔德评论说：“英国代表们发现他（指陈毅）比许多苏联官员要通人情。……他的收获是得到尊重。”
　　陈毅的平易近人，受到各国朋友的交口称誉。他喜欢散步，也喜爱旅游。在会议休息时，他便沿日内瓦湖游览，而且有时要到老百姓家中去看看，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老百性一听介绍，说来的是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都争抢着同他合影留念。他在参观罗素像时，还即兴做了两首诗。这两首诗被译成英文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后，受到热情称赞。报纸评论说：“中国杰出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6月，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日内瓦会议休会。许多国家引颈翘首，等待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谈结果。陈毅向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冷西谈到中国的态度，说美苏改善关系并非坏事，只要真正有利于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有何不可？问题在于不能把老挝作为大国交易中的筹码，任意摆布，老挝人民的命运应由老挝人民自己决定。后来的消息证明，维也纳会谈未就任何实质性问题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陈毅却力争主动。他广泛开展会外活动，促成老挝富马、苏发努冯和文翁三亲五会晤。美国多次阻挠此事，先是指使文翁不来瑞士，来后又要他拒绝和苏发努冯会晤。陈毅以坚持不渝的耐性，多次与西哈努克亲王、法国和印度代表磋商，多方推进，终于取得三亲王在苏黎世会晤成功，并就老挝内部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使许多在正式会议上未能解决的问题，都在会外会谈中解决了。既然如此，会议就再没有理由不进入实质性讨论了。
　　美国仍不甘心，又在会上抛出一个新草案，要由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全面管制老挝的外交、内政、军事、经济。陈毅在会议第五次发言中揭露这是“利用保护之名实行强占之实”。然而，达成协议的道路何在？在结束此次发言时，陈毅本着求同存异精神，综合归纳了开会以来各代表中所有可取意见，取其精髓，列出了四个方面的共同点，也即求出了各国发言的“最大公约数”，表现了灵活的策略思想及平等协商、寻求协议的精神，从而一扫40多天来会议步履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沉闷、混乱以至悲观的空气。
　　至此，会议开始协议具体条款的谈判，前面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会议将进入拖而不断，无大文章可做的状态。陈毅请示中央之后决定暂离日内瓦回国，将代表团工作留给副外长章汉夫及部长助理乔冠华去做。临行前，陈毅参加了一次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举行的鸡尾酒会，遇见了美国代表团长哈里曼。哈里曼年届70，人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他虽反共，但不赞成杜勒斯“遏制”中国的死硬政策，并提出过访问中国的申请。此番来日内瓦，他做出一些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酒会上，他想和陈毅搭上话，先与中国王炳南大使搭话，又让夫人与中国女工作人员搭话，最后，由加拿大代表朗宁介绍，主动向陈毅伸出右手。两只手刚一握住，记者们便纷纷抢下这一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巴黎《快报周刊》评论说：“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这表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美国不能再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日内瓦漫长的谈判曲曲折折，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又两个月，终于1962年7月21日达成了协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达成了关于老挝的停战协议。陈毅高度评价中立国家在会议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并提议由西哈努克亲王来主持签字仪式，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团的赞同。当西哈努克亲王由法国启程前来日内瓦时，陈毅根据报告，提前15分钟赶到西哈努克亲王下榻的别墅迎候。当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一行乘车到达别墅时，陈毅第一个迎接上去，第一个握手，并且是第一个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西哈努克深受感动。当他进入会场时，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并肩出现在各国代表的面前。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以成功的记录载入了史册。

一泊

4　陈毅张茜伉俪之谜
　　陈毅元帅向以性格豪爽、心地耿直而著称，然而，“英雄肝胆亦柔肠”。在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他与张茜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动人肺腑的情感乐章，也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增添了一层奇美的色彩……

4．1　“辛苦就是没有老婆”
　　陈毅是直到40岁才成立家室的。这位19岁登轮出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20余年浪迹天涯，走南闯北。如果我们不想在任何伟人头上绘制灵光圈的话，那么根据他的同窗挚友的回忆以及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可以认为他并非完全没有谈情说爱的机缘和内心的向往。因此，除却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外，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以来的情况，住在他的挚友处。
　　当友人问及年来踪迹时说：“你这样跑不觉的辛苦吗？”陈毅诙谐地回答：“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尽管如此，在中央苏区的五年间，虽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依然没有草率从事；至于在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三年间，极其艰难，当然就完全不可能考虑此事了。老一辈革命家这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胸襟和郑重严肃的态度是令人钦敬的。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相貌端庄的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四军中兼资文武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陈毅极为赞赏，他在写战地通讯《江南抗战之春》时特地引用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她对挚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
　　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奋学习，才能缩小差距。他出身书香世家，文化修养很高，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文武双全。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拜他为师，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陈毅在一次关于整顿军纪的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一种不正之风，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某些想法。他说：“从山沟沟里打了几年游击，一旦进到城里来，就想‘成家立业’了。同志们不想想，鬼子还没有被赶出国土，老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我们就想‘成家立业’吗？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又说：“我还听到个别的同志用野蛮的手段追求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追求不到手就说人家‘思想落后’，难道那个女同志一定要嫁给你才算‘思想进步’吗？我说，要追求女性么，也得自己先努力学习啊！同志们不但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教养。她们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陈毅的这番话，使与会者哄堂大笑，深感司令员的话是入情入理的。
　　1940年夏，新婚才三个月，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准备万一。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斗争。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呤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这是一种动人的情感。
　　1943年11月，饶漱石策动“黄花塘事件”，陈毅奉命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险，加之张茜生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这更添加了陈毅的怆然之意。陈毅经由淮北、鲁南，昼趱夜行、穿插敌防，登太行山，西行阻雪，倏忽之间，已是次年二月了。“残灯不成红，雪打窗纸破。衾寒难入梦，险韵请自课。”陈毅思念张茜，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地冻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
　　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张茜则是在艰难的处境中，勉力抚育两个孩子，不仅要承受体力上的损耗，更要挺住精神的压力，当然还有感情的苦痛和思虑。十分难得的是，她在此时开始了自学英语。没有坚韧的毅力、没有远大的抱负，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刻苦自励、好学不倦的精神使陈毅十分欣慰并引以自豪。张茜毕生实践着自己“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的誓言。1945年秋，陈毅返回华中。张茜翘首盼望阔别二年的亲人。可是陈毅在途中接到中央的指示，转赴山东。张茜赋诗寄怀，其中有几句是：“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几番报归盼欢聚，几番又传归期误。归期误，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长成双询父。无至情不能吟此佳句。

4．2　一对乐学不疲的夫妻
　　1949年夏，陈毅在胜利地指挥了上海战役后，张茜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上海，与陈毅共享革命胜利的喜悦，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知识和人才，陈毅向来重视知识和人才，张茜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股十分感人的学习劲头。建国之初，张茜任上海俄文专科学校宣教股长。为了提高俄语水平以适应新形势，她毅然将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旁人，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俄专学习。虽然后来由于患了肺结核而被迫休学，但仍然坚持自学，终于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能胜任翻译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陈毅对此极为赞赏。他在致双亲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并且由此而生发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他在信中说：“张茜已到北京俄专学习，定今年底结业。彼能完成俄文修业，此后即可担任俄校教务和通译。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本来，她在革命阵营服务已近十五年，历任科员、科长、政治协理等职，并又任上海俄校教务副主任。她如果继续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评薪水，亦将得团级待遇，可得月薪四百单位。
　　但仍主张其再学一年，养成专门俄语人才，才更能切实可靠，有巩固的发展前进。……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几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悉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不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陈毅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至亲，也是同样律己的。他一生好学不倦，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建设时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新知识的追求。一九五三年五月，他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负责高级学习组的组长写了一封信，生动地反映了他学而不厌的精神。信中说：“因事不果，要推迟至五月底或六月初才能回来，请不因此影响解答问题之进行。我病了一周，顷已恢复，仍按时阅读并做学习题目。”在病中仍学习不辍，并动手作业，丝毫不因自己是位高级领导人而懈怠，更不因自己学识渊博而有所自满。难怪大诗人柳亚子要赞誉他是“兼资文武此全才”。形势愈是向前发展，他就愈感学习的重要。1957年4月，正当我国在完成了三大改造之后，面临着行将到来的新时期（虽然这种历史进程由于失误而推迟了20余年），他在一篇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中说：
　　“想到我自己年近六旬，又当着1957年的现代，我个人的知识是如何的不足，是如何不能完全认识和正确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便知道先驱者的伟大处和他们认识问题追求真理的艰苦。”因此，他特别强调应学习李大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正是这种基于对共同目标和对知识的渴求，陈毅和张茜在精神的交流上是极为和谐的，镌刻在张茜使用的铜砚上的铭文正是这种和谐的精神交往的产物：
　　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
　　铭文由张茜拟制，但其构思显然可以从陈毅《感事书怀》的诗篇中获得启迪，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起初写照。陈毅亲笔书写了这则砚铭。

4．3　有趣的关照
　　有一次在北京，开完一个重要会议之后，时已中午。周恩来总理毛遂自荐，要当东家，自己掏腰包，请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特地派人打电话，把两位元帅的夫人张茜和薛明请来作陪。为了助兴，周恩来还让工作人员买来一瓶茅台酒。一打开瓶塞，一股醇番的酒味扑鼻而来，直浸人的肺腑。陈毅品尝了一口，连声赞道：“好酒！好酒”。
　　酒过数巡，陈毅脸色红润，象关云长的面色，晶莹的汗珠，闪亮着，挂满了脸庞，有的竟滴落下来，洒在桌面上。这时，张茜连忙用左脚踩了一下陈毅的右脚。踩者轻轻，被踩者却用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贺龙忍不住放声笑了，总理忍不住放声笑了，张茜呢，羞红了脸儿，也忍不住漾起一阵笑声。

4．4　“逆来顺爱”
　　作家铁竹伟曾经叙述过一件罕见的“逆来顺受”的故事。
　　这个事件的主人是张茜和陈毅。事件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稍后的一天。
　　那一日，陈毅请华东区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来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作出邀请他们的临时决定。
　　从来不“拉”华东“山头”的陈毅这次应华东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的请求宴请他们，一连串被造反派打叉叉的名字：
　　陈丕显、江渭清、叶飞、李葆华、谭启龙……。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满一杯，最后为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干！
　　没有吃菜，也没有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子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他顿了顿又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
　　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欺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那边风大，就往那边跑！”
　　“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
　　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份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象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起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唔”。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的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看见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主人则显的陌生。
　　在什么时候施展个性，在什么情况下逆来顺受，这里面包含着多少暖意，多少情怀啊！

4．5　十年携手共艰危
　　60年代初，陈毅在反“右倾”运动后，率先以明白无误的言词批判左倾错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们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陈毅之为陈毅，就在于虽也“有些害怕”，但终究不顾这种害怕而说了他要说的话，做了他要做的事。在他一生的某些“忧患”时期，张茜作为他的伴侣和战友、在精神上一直是忠贞不二的支持者和慰藉者。还在1943年秋，陈毅在饶漱石策动的“黄花塘事件”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误解，离开了亲手开创的根据地。张茜在亲人别离的困境中，以极大的毅力承受各种压力，她的心始终向着她所深爱的亲人。“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触景生情，张茜写下了真切动人的诗句以寄托自己的缕缕情思。1954年仲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张茜向陈毅谈起往事，陈毅感慨系之，在《流水日记》中写了这段肺腑之言：“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愤事。此语信然。”
　　陈毅一生的“忧患”莫过于在十年内乱中奋起抗争而遭到林彪、江青之流的迫害。陈毅在横遭磨难的晚岁逆境中，无论是挨批、还是遭贬，都得张茜精神上的慰藉；无论是流放，还是身患绝症，都得到张茜的陪伴和照料。鲁迅在晚年曾赋绝句赠许广平，用来作为陈毅和张茜的写照也是恰当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动乱初期，江青炙手可热。陈毅断然拒绝了她的拉拢，对这位无德无才的“夫人”干预时政极为反感。张茜则对江青邀她坐主席台的举止洞若观火，对陈毅说：“我们无须为过关而投靠任何人，也无须任何人特殊照顾！”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使他们在动乱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虽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乃至自己的生命。
　　自所谓“二月逆流”之后，陈毅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
　　八届十二中全会，便完全离开了领导岗位，赋闲在家。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销蚀锐气，他们“闭门心若水”。这期间集中读了许多书，“九大”之后不到半年，陈毅被流放到石家庄。
　　在逆境中，以往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取消了。张茜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悉心照料陈毅。此时陈毅虽感觉身体不适，但保健措施已完全撤消。张茜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几个月中，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长进。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总理报告了病情。这样，在流放一年后，陪陈毅回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经到了后期，张茜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癌症。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而减轻他剧烈的病痛。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重病在身的陈毅和张茜怀着满腔义愤向林彪这伙乱臣贼子作了一场最后的斗争。陈毅接连两次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揭露林彪在红军初创时期所犯的错误，张茜则帮助整理发言稿。在陈毅弥留之际，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上面录的是陈毅写于1936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赠同志》：“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春蓓蕾。”陈毅视此诗为“生平为诗，此压卷也”，张茜的用心何等深细。她自己同时也写了一首慰问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当如是看。”即使是在回天乏力的性势下，张茜仍然祈望陈毅能度过他一生中最后的“忧患”期。这真正是几十年患难与共深蕴的痴情。
　　作为忠实的伴侣和战友，张茜在失去亲人的巨大不幸时刻，“不被哀痛之情所压倒，不被恶疾之势所慑服”，遵照陈毅的遗命，着手整理他的遗稿。陈毅生前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她在动大手术后仅几天就开始整理诗词遗稿。在这项带有创造性的艰巨劳动中，张茜怀着对亡夫的至深至爱至切的情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陈毅生前希望能通过编选诗词来反映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张茜就以编年的体例，从三百多篇诗作中精选出一百余篇，从红军时期，反映创建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作品依次编至十年动乱初期即景言点的《题西山红叶》。其中有些作品写作年月并未详注，张茜则根据内容作了细致的改证。又如陈毅生前希望对某些未完稿在形式上作必要的修饰，张茜就字斟句酌，再三推敲，在保持原作风格的前提下使之完璧。凡此种种，充分显示了张茜的忠忱和胆识。她在重病中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词诗选集》，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吟成了字字注血的题后诗两首，其中一首是：
　　“同病堪悲惟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周总理对张茜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予以很高评价，特别对序言和题诗表示“值得钦佩”。张茜在无意中将自己的名字铸入到陈毅诗词这座丰碑中去了。
　　张茜为编辑陈毅诗词耗尽了心血，天不假年，她已经无力完成对陈毅其它文字的整理了，“我是踏上了一年前陈毅同志走过的路程，跟着他的脚印一步步走去。”她为不能完成陈毅的遗命而抱憾。她把这件重于自己生命的工作交付给了自己的孩子：“我原来想只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把你们爸爸留下来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不行了。希望你们能够下去。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争斗和虚浮的颂辞都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有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置之呵！”耿耿此心，感人肺腑。
　　爱情，这是多么奇妙而又圣洁的情感，当她附丽于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的时候，可以产生出多么恒久而遒劲的青春活力。而陈毅和张茜的爱情之花给后世留下了特有的芬芳。
　　陈毅元帅在追念王若飞同志时，有感于亡友对爱情的坚贞，赋出了这样的诗句：“英雄肝胆亦柔肠。”这诗句也正是他的自我写照。

一泊

1　辗转求学之谜
　　人无法选择时代，时代却造就了伟人。少年聂荣臻目睹混浊时局，怀抱齐天宏愿，辗转求学，探寻真理，欲担负拯救积贫积弱民族之使命。终于，他走上了成功之路，而在这路途中，他展示了一种独具的品格，也碰到了玉成他的机遇……

1．1　天府之子
　　1899年（清光绪25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向来是一个出军阀也出将帅人才的地方，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四位就是从四川崛起的。在江津，聂姓是一个大家族，不过到了聂荣臻出生之时，家境已经破落了。从他记事时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江津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就是为家里的生计发愁，长年累月，养成了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典型农民性格。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后代上。
　　聂荣臻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正处在辛亥革命酝酿的时期。
　　由于家境困难，父母把他送到外祖父家里读私塾，外祖父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地主家庭，清末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和他们的本性相乖，因而也就沉闷异常。当时，聂荣臻的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比较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到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年幼的荣臻对城里来的消息感到好奇，觉得他们的争论挺有趣，尽管还不可能懂得共和党是怎么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但社会需要变革的启蒙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
　　本来，由于四川素以资源物产丰绕著称，被誉为“天府之国”，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清政府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另一方面，四川交通不便，运兵进川和运物出川全凭长江水路，李白曾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因此清政府又有鞭长莫及之叹，加上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有各种斗争，所以清政府对四川人又气又恨。聂荣臻小时候曾听大人讲了一个故事，清朝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后来，偏偏有一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纷纷把此事传为佳话，说“骆”字拆开是“马”和“各”，在四川话中，“角”和“各”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这则故事说明四川人有叛逆性格。
　　因此，清朝对四川的统治手段也特别残酷。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代替。聂荣臻进入新式学校读书，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他逐渐开阔了眼界，开始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聂荣臻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读书，吸收科学文化知识，一面从事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思考，寻求出路。
　　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寒假时，由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后来，他曾回忆说：“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聂荣臻回忆录》这是聂荣臻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返校后不久，即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撒传单，贴标语，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当时学生们少年气盛，不考虑后果如何，也未能想到，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花钱买的，一旦烧掉，受损的是中国人自己，而对日本人则无损于皮毛，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倒造成商人对学生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学生们还是把这批日货烧毁。这样以来，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学生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聂荣臻和其他几个学生代表就离开了学校，他们意识到，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件事成为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搞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聂荣臻中学时期，军阀之间兵连祸结的事情使他苦恼，他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
　　那时，年轻的聂荣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他当时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学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富民强，他相信“工业救国论”，虽然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各有各的主张，众说纷纭，聂荣臻的年轻心灵对这些理论感到新奇，但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还是弄不大清楚。不过，他相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1919年暑假期间，聂荣臻怀着工业救国的信念，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留法手续很简单，只要通过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聂荣臻在家里是独生子，起初父母不同意他出国，担心会出意外。聂荣臻就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他去法国。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聂荣臻出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2　人在旅途
　　办好签证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学们从重庆乘船出发了。
　　轮船离开重庆，顺流而下。长江两岸层层叠叠，矗立着雄伟的山峰。近岸的山峦上，布满红叶，成熟的橙桔掩映在苍松翠竹中间，两岸美景使他们心旷神怡。然而，聂荣臻的心中喜忧参半。一方面对未来生活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忧虑留在江津的同学，他们未能出走，反动当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因而生死未卜。加上这次出走，归期未定，对父母和亲人，也难免有留恋和惜别之情，此情此景，汇集在心头，也沉甸甸的。
　　穿过三峡，江面渐趋宽阔，轮船在平静的江面上缓缓行驶。轮船停靠在宜昌之后，初出四川的聂荣臻外对面的世界感到新鲜，就上岸游览宜昌市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英国租界，被红头阿三喝住盘问。结果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船上，他气恼之余，感慨万千。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活动，居然要受外国人管辖，真是岂有此理。这件事更加激发了聂荣臻的爱国之心。
　　船到上海后，聂荣臻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社会的感受，比起在偏僻四川的所见所闻，要触目惊心得多。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外滩附近，有数不尽的赌场、舞厅、夜总会和鸦片烟馆，外国佬和有钱人在这里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为所欲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贫苦人和乞丐流落街头，在死亡线上挣扎。聂荣臻为国家被糟踏成这个样子感到痛心，更加坚定了出国求学的信念。
　　12月7日，聂荣臻参加了中国寰球学生会为赴法学生举行的欢送会。寰球学生会是中国学生出国求学的促进组织，对每期赴法学生，他们都组织欢送。这次欢送会由寰球学生会总干事朱少屏担任主席，并致了欢送词。曾经到国外留过学的周缉庵学士作了演讲，湖南学生江泽楷致了答词，会后还合影留念。这次欢送，对聂荣臻和即将出国的学生都是一个鼓舞。
　　12月9日上午，聂荣臻花一百银元买了一张由上海到马赛港的船票，乘法国“司芬克司号”（即“凤凰号”）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开始了远涉重洋的旅程。
　　轮船从上海启程不久，有些学生就开始晕船了，吐得厉害，吃不下东西，后来在海上又遇到风浪，船颠得很凶，晕船的人也就更多了。12日早晨到达香港九龙码头时，几个晕船实在厉害的学生想下船不走了。15日，船泊在越南海防港，后来到西贡，又有几个不能坚持的学生想取陆路回国。奇怪的是，聂荣臻始终没有晕船，每到吃饭时间，他按时到餐厅吃饭，毫不在乎。船到新加坡时，聂荣臻见华侨们在新年临近时在门上贴上“皇恩春浩荡，文字日光华”来表达一种思乡爱国之情，在异国看到这番景象，使聂荣臻感受到了一种共鸣和欣慰。
　　旅途中最惊险的场面，是过地中海。在那里，邮轮遇上了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掠过，乘客只能蹲在船舱里，每个人都背上了救生圈。这时，又听水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中海布下的水雷，还未彻底清除，人们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万幸的是，风暴终于过去了，也没有遇上水雷。1920年1月14日，“司芬克司号”抵达马赛港，在海上整整行驶了35天。

1．3　吾将上下而求索
　　来到法国以后，聂荣臻先是被分配进蒙塔尔纪中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北方厄尔——卢瓦省的省会德洛，进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在法国中学里补习法文，虽然课程比国内留法预备学校要深得多，但是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和法国学生群里，环境的逼迫，学起来要快得多。积蓄快用完的时候，聂荣臻就赶快找工厂做工，等手头有钱，又进学校，这样反反复复，成为勤工俭学生活的特点。
　　在法国，聂荣臻不仅经历了求学和做工的艰苦，在思想上，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1921年10月，聂荣臻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着，加上国内民族资产阶段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改变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聂荣臻翻来复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聂荣臻的思想充满矛盾，遇到的事情很多，觉得一切都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了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于这年暑假回到了巴黎。从此以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办杂志，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旅欧团的组织中，聂荣臻先后担任过两个职务：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从1920年1月到1924年9月，聂荣臻在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四年零九个月，这是他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
　　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取道莫斯科，准备适应国内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辗转归国。10月，聂荣臻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东大的课程包括十月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1925年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聂荣臻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抽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当时，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提出不仅要为中国革命培养一般工作干部，还要注意培养军事斗争干部。同时，在国内，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建议，在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党需要一批懂军事的同志去帮助办好这所学校。聂荣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抽调学习军事的。这个中国班对外保密，与东大没有什么联系，已纳入红军编制系统，同红军同穿同吃同住，只是生活待遇特别优厚，这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训练班。历史就这样带着某种偏爱似地选择了聂荣臻，这是他由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共和国元帅道路上的重大契机之一。
　　当年第一批进红军学校学习的，除了聂荣臻以外，还有叶挺、熊雄、范易、颜昌颐等二三十个人，这批人几乎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聂帅是最后辞世的一个。
　　军事学校设在莫斯科城里，很注意保密，要求严格，训练紧张，经常在野外进行军事演习，学习战术、技术，有时也打靶，白天晚上还轮流站岗放哨。学校教官全部是从红军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几乎都是相当于将军级别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他们有内战时期的实战经验，讲得内容很实际，深入浅出，加上理论学习与实际训练互相穿插，近半年的学习，使聂荣臻在军事理论方面获益匪浅。这一段学习为他今后的将帅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4　黄埔军校的教官
　　1925年8月，聂荣臻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然后坐轮船从海参崴到上海。由于这批人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到海参崴以后，他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不准上街。乘船去上海时，大家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不过，尽管他们在船上谨小慎微，还是被日本特务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时，当地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聂荣臻和大家都非常紧张，纷纷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那时的上海，正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忙于“窝里斗”，无暇顾及其他。出乎意料的是，这批学生通过海关时，只是被查验了护照，简单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这的确是一场虚惊。
　　到上海以后，他们首先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当时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好的分配名单。他首先宣布了各个人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分配结果，聂荣臻、叶挺、熊雄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
　　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当时，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聂荣臻就兼任政治教官，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黄埔是一个出军事人才的地方，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激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这其中有机遇，也有聂荣臻本人的非凡组织领导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在发挥作用。“三分机遇，七分才干”，聂帅运筹帷幄、身经百战，在机遇的背后又活动着怎样的大智大勇呢？

一泊

2　百战不殆之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聂帅驰骋沙场，屡战屡胜，威名远扬。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反复争夺娄山关、强渡大渡河、大战平型关、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在这一次次极具历史意义的场面中，无不闪耀着他指挥若定的身影。人们想知道，这位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秘诀是什么？

2．1　漳州大捷的启示
　　1932年3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军委命令，提升原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第一军团政委，从此，聂帅开始了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他率领着一军团，时而江西，时而福建，时而广东，马不停蹄，走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半个中国。
　　4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了攻打漳州市的计划。16日，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
　　原定17日即行进攻，但17、18日连降大雨，河水陡涨，视野迷朦，而且道路地形都不熟悉，所以推迟到19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4月20日，我军占领漳州城，国民党四十九师大部被歼，俘获一千六百多人，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其残余部分逃到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绍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这次部队进入漳州城，对部队的入城纪律、政策观念，是个很好的考验。当时的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华侨很多。红军部队在漳州纪律好坏，执行政策怎样，影响所及，决不仅限于漳州一地。4月21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漳州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工作，并且告诫部队要严格执行入城纪律，不许拿非公用品，不许打破东西，维持革命秩序。毛泽东1930年亲自指挥部队打过江西吉安，规定过一些政策，有经验，所以这次规定得更加完善，强调红军进入漳州后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没收，仍打土豪，可是对一般工商业，红军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结果，部队入城时纪律良好。
　　漳州战役是聂荣臻带领、指挥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很深刻，所以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聂荣臻都要引用进漳州的实例，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漳州战役，也是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考虑问题的方法，给了他较大的启发。毛泽东在战术指挥上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及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3月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大苦头，4月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战相隔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弱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红军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毛泽东就在会上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这一仗，认为即使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历来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当时，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由于聂荣臻当时刚进根据地，对情况不了解，会上没有发言。后来看了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方便，我军则屯兵于坚城之下，实为兵家所忌。赣州打了一个月零三天，未能攻下，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我军留下了一次很大的教训。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就赞成打，并且亲自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二，毛泽东善于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假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这次打漳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打漳州，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形成了“作战拳头”。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他都尽可能事先征求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毛泽东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聂荣臻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毛泽东估计红军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在漳州，“只散发各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所有这些，都使聂荣臻受益匪浅。后来，他曾经回忆说：
　　“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
　　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象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回忆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聂荣臻在以后的作战实践中身体力行，不断探索，活学活用，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成为我党我军理论实践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2．2　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军事名著《孙子兵法》中曾言：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兵贵胜，不贵久”，在战前必须周密分析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研究决定作战大计，而且必须从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等主面认真地进行比较分析，探索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这样，就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所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还指出，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也就是不得己而采取的办法才是攻城，此外，该书还提出了“避实而击虚”、“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等战略战术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又一次高度评价了孙子的战争法则，“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在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方面，聂荣臻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战斗大小，他事先都要查看地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研究敌我兵力分布情况，对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他总是在掌握了虚实，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再作决断，果断而不失为武断，稳妥而不延误战机，正如古人所说：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聂荣臻是一个做事果断而又考虑周密的将领，即使在危难情况下，也临危不惧，从容应变和决策，杨尚昆回忆说：“荣臻同志处险不惊、沉着冷静的胆略和气魄，在他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是十分突出的。”《悼念聂荣臻同志》，这种从具体情况出发，处处做调查研究，具体问题个体对待的方法，也正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神髓所在。
　　1936年5月14日，红一方面军接毛泽东同志指示，在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动员西征到黄河以南陕某大道以北地区作战，其目的在于一、扩大新根据地；二、扩大红军；
　　三、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西征开始，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他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五骑兵旅的骑兵。一○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叫野骡子。此人性情暴躁，打仗强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当地人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6月1日，红一军团到曲子镇，适逢野骡子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就急令先头团二团团长梁兴初带着部队将曲子镇包围了。然后由二团主攻，五团助攻，展开了一场为兵家所不常用的攻坚战。曲子镇是一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华里，野骡子守得十分顽强，红军一度攻进城堡，又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了出来。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只知道拚命往城里攻，刚打开一个缺口就几乎全团就往里冲。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攻下。《孙子兵法》上说，如果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城还没有攻下来，这就是攻城的灾难。善于用兵者，夺取敌人的城邑而不靠硬攻，灭敌之国而不需久战，否则乃兵家大忌。
　　这时，聂荣臻和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当时中央调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左权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的方法不对头。聂荣臻命令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坚决守住，同时把其他部队撒下来，在城墙隐蔽地点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拥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了。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进去人太多，反而展不开，招致无谓的伤亡。经过改进战术，打到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他部队随后跟进，最后抓住了野骡子，攻下了曲子镇。
　　在打的过程中，有人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聂荣臻则认为，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来干什么，反过来会欺负红军。第二天，红一军团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打还是不打？又有好多人说不打，也有好多人说打。聂荣臻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不战而逃。6月3日，红一军团在曲子以南的阜城附近击溃马鸿宾两个步兵团，继续向庆阳挺进，结果，驻守庆阳的那个骑兵团果然闻风而逃。经过这两仗，红一军团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这不能不证明聂荣臻政委的英明果断和有先见之明、有大智大勇的军事家素质。这真象杜甫的诗句所言：“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2．3　威震平型关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确定了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作战原则：即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8月底，八路军主力部队肩负着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部队乘坐的火车到达太原车站时停留了一夜，车站上的场面堪称激动人心：大批的男女群众，特别是东北的一些流亡学生，拥挤在站台上，送慰劳品，唱抗日歌，直到深夜还不肯离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期待，对八路军官兵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军队在前线锐气尽失，节节败退，张家口、大同等重要城市接连陷落，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军队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象湖水般涌下来。他们看到八路军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八路军战士散布失败和恐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八路军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
　　“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
　　“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拼？”
　　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的情形可见一斑。抗日救国的希望责无旁贷、别无选择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
　　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攻势，如入无人之境似的。日军总的企图是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八路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在这种情势下，八路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当时林彪到前边看地形去了，聂荣臻率领115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立即开上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情绪影响我军士气，聂荣臻决定避开这些溃兵。行进途中，战士们见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打探前边的情况，都异常困难，心寒的同时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9月23日，部队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在这里，聂荣臻与在前方侦察的林彪会合了。聂荣臻问他前边情况怎样，林彪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聂荣臻有何看法。聂荣臻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聂荣臻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当时，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将在外，军队有所自主，事事请示，会贻误战机。作战计划定下来后，遂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开动员会，说明当时的情况，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林彪讲完兵力部署，聂荣臻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意义，随后，115师主力连夜开赴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待命。
　　聂荣臻抓住这个空隙，亲自到前线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
　　从平型关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
　　24日凌晨七时整，敌军已全部进入我军包围的伏击圈，聂荣臻和林彪下达了攻击命令，他们的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聂荣臻同林彪研究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其激烈程度自不待言。中午时分，战斗接近尾声。聂荣臻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公路上，只见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聂荣臻在察看战果时，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我军战士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
　　“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聂荣臻命令，丢手榴弹，消灭他！那里，八路军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军国主义思想装了一脑袋，即使剩下一个人，也拒不投降。
　　这次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板垣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在中国呆了很久，是个有名的“中国通”。
　　早在1929年，他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州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小有名气。板坦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与河北交界处，是个薄弱环节。他以为八路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更想不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加上自他带队进攻华北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在行进平型关，进入八路军伏击圈时，仍然是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结果遭到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刻，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115师为八路军树立了威信，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威风！捷报不胫而走，立时传遍全国，各界人士纷纷给我党我军发来大量贺信、贺电，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表示祝贺。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敌大战的影响。”
　　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依赖的，这为后来我党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15师和聂荣臻、林彪的名字一起，在当时成了令日军听后心跳加快的一种语言符号。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平型关大捷也是聂荣臻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有一首盛行的歌曲：“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2．4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八路军经过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地过渡和转变，这时候，处于华北敌后同日军作战的我军，必须坚持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防止轻敌和“恐日病”两种错误倾向。身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非常重视研究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出师华北以后，我军的战略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聂荣臻考虑到华北以平原地带为主，应该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平原造人山”，而不宜强调山地游击战。在对敌作战原则上，聂荣臻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形成拳头，消灭敌人小股部队。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战术，即先控制若干城镇的“点”，然后控制交通要道的“线”，最后联成“面”。聂荣臻从我军缴获的日军机密文件中了解了敌人对付八路军的计划，再次做到“知彼知己，”针锋相对，坚持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将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成功地结合起来，1939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一举击毙日军名将阿部规秀，便是聂荣臻采取的两结合战略战术所取得的一个硕果。
　　1939年11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竞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这个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适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兼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
　　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兼任的很少，由此可见它们对八路军边区北线是何等重视。
　　杨成武首先向聂荣臻报告了敌情，并且说日军到了雁宿崖和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敌军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它的伏击，集中力量歼灭它。聂荣臻听完杨成武的报告，觉得敌我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完全具备歼来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他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11月3日清晨，雁宿崖歼灭战打响，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攻击，聂荣臻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经过激战，六百多名日军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交战两年多以来，聂荣臻摸准了日军的脾气，尽管它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于是，他指示参战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他亲率敌军一千五百余人，企图进行报复性“扫荡”，挽回“皇军的体面”。聂荣臻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情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敌人果然中计，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
　　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日军是何等震惊。
　　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功勋，与聂荣臻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没有他的英明领导，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难以想象的。

2．5　平原游击战的奇才
　　中国有一句古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表明一方面，打仗的总指挥不宜把部队统得过死，因为最了解敌我情势的还是在前方一线带兵打仗的将领；另一方面，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也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出奇制胜，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既做到“胜可知”又做到“胜可为”，聂荣臻正是这样一位能够创造性地指挥作战的军事人才。
　　1937年11月7日，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日，太原失守，此时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创建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和其他负责同志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但是也有许多新的情况，需要新的对策。例如，过去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错误地认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于强调地形的决定作用。聂荣臻则指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就可以牢牢站住脚。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鼓励冀中根据地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聂荣臻强调，开创根据地，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局面来。不能到了一个地方，扩充一些队伍，抓一把就走，那是抓不到东西的，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给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部队拉走，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所以，开辟一个地区，一定首先要着眼于广大群众，把工夫下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这样一个基础上。为了统一边区政权系统和政策法令，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依赖政府，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国际友人，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聂荣臻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一点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据统计，1938年秋到1939年秋的一年之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动用兵力累计达五十万，而八路军或确切地说是晋察冀根据地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都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呢？
　　聂荣臻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由于紧紧地扼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八路军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穿，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八路军每年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该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不可能建立这么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敌人连八路军修建的厕所都要毁掉的“扫荡”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聂荣臻领导的八路军就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粮仓。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明军队的筹粮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加上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粮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这种利用人民群众作“供给部”的办法，委实是一大创造之举。人民群众还解决了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八路军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在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通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成为八路军的耳目。老百姓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如“消息树”、“鸡毛信”等等，一旦发现敌情，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八路军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报告给各级领导机关。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老百姓，还开展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八路军就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米的电线。
　　当时，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长期和外界隔绝，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像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老百姓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有的同志听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聂荣臻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每一条山沟，都是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斗争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支持，不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野山坡”等地成了八路军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聂荣臻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
　　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在群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且日本侵略军则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和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犹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八路军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又为八路军建造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成为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当时，聂荣臻曾给边区的部队起过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子弟兵”，意在强调边区部队绝大多数是边区人民的子弟，它同边区人民有着自然的血肉联系和亲缘关系。晋察冀军区创办的报纸，从1941年起也改用《子弟兵》的名称。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根据地创建的经验情况报告，约有十万字。毛泽东看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分别为它作了序。
　　聂荣臻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丰功伟绩举世瞩目，是他辉煌历史上极其壮丽的一页。他在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突破日军的四面围困，在战局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以不变应万变；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奇才和能手，这的确又是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之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奥秘所在。

一泊

3　聂荣臻与林彪关系之谜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3．1　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
　　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3．2　春风一度又识君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3．3　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3．4　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68年3月22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一泊

4　“两弹之父”之谜
　　中央为他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技工作，二是任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出人意料的是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始终未敢忘记他出国留学时深埋在心底的一个梦想……
　　聂荣臻堪称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治军建国，劳苦功高，大智大勇，文武兼备。
　　他的非凡业绩自不待细说。建国之初，他任代总参谋长，真是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由于聂帅身体在十大元帅中是比较差的一个，加上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直到1953年，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他才去外地休养治疗。1956年，聂荣臻身体状态况好转，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工作，二是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聂帅果断地选择了前者。一个大半生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元帅，放弃主管国防和部队装备这一轻车熟路式的职位不干，偏偏选择了麻烦太多、困难重重又几近于白手起家的行当来管，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呢？这个谜的谜底似乎很简单。国家和军队建立起来了，但是聂荣臻的一个夙愿未了，他要用后半生的精力来完成他出国留学前曾经深埋在心中的一个梦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同聂帅几十年戎马生涯相比，时间短一些，然而这是在和平环境中打的一场不流血的战斗，其中的甘苦得失和紧张激烈，又有多少人知晓呢？

4．1　时间就是生命
　　青年时代目睹旧中国贫穷落后、惨遭凌辱的情景，在聂荣臻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化成他振兴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雄心壮志。然而，壮志归壮志，当时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薄弱得令人寒心。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研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际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说我们是一张白纸，用这句话形容旧中国的科技状况，是非常形象和贴切的。一穷二白，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要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然而，建国初期，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且百废待兴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纷纷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抗美援朝战争再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落后了就难免受人欺负。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将永远受人摆布和欺负。时间就是生命，聂荣臻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来开始着手抓这项工作的。

4．2　十二年规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明确指示：
　　“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本着这样一个指导精神，中央由周恩来亲自抓此项工作，国务院成立了十人领导小组，经过充分讨论，确定按任务带学科作为这次规划的基本原则。当时，聂荣臻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当时集中了六百多名国内各方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在北京专门对各部门的规划初稿进行审查综合和汇编，前后搞了四五个月。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使国家强盛起来。一个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指导方针的科技蓝图就这样诞生了。聂荣臻强调：制定科学规划，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
　　在这些不寻常的日子里，聂荣臻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制定落实科学规划，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队伍，建设试验基地和科技院校，组织协作攻关，主持研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尖端武器，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事例和业绩不胜枚举。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两弹之父”的元帅，为什么偏偏对导弹、原子弹“情有独钟”，他获得“两弹之父”的美称，难道仅仅因为他主持研究有功吗？

4．3　两弹之父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新中国开始真正在一种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从事科学文化建设。然而聂帅心头常感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当时的美国，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隐患。
　　聂帅常想，我们国家很大，经济基础薄弱，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更重要的是，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就越强，别人即使给我们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研制的道路，即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当时，聂荣臻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建国后，常规武器兵工厂初具规模，但是，聂帅认为，只有常规武器远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况且当时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的国家。
　　然而，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高度融合的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其难度，在当时来说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人力、物力、财力缺乏，尤其六十年代初碰到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是知难而退，还是迎刃而上？当时面对着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认为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会影响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而聂帅的坚定信念是：
　　坚持攻关搞“两弹”，并以此带动其他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他还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和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聂帅的这些想法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支持。陈毅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风趣地对聂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反过来，“两弹”过关又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956年10月，聂帅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当即受到热烈赞同。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聂帅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的情况。聂帅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在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日益显著，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8月，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技术专家。这再次证明聂帅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苏联此举，迫使我们抛弃依赖心理，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学会了自己走路，我国科研获得一个重大转折，苏联撤走专家不仅没有促退反而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为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964年10月16日，张爱萍在现场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聂荣臻和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1966年10月25日，聂荣臻到基地现场成功地主持“两弹”结合的核试验，1967年6月14日，聂荣臻成功地主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工夫，而中国只用了三年，比他们缩短了整整七年。当中国人为自己拥有核武器而感到欢欣鼓舞并引以自豪之时，可曾忘记这其中凝聚着共和国的一位老帅的多少心血和汗水？
　　没有聂帅的殚思极虑、呕心沥血，“两弹”在六十年代后期试制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两弹”的研制成功，是聂荣臻革命生涯中又一光辉灿烂的篇章。
　　聂荣臻有一颗“两弹”之心。

4．4　科学之魂
　　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国的民用和科学尤其是军事科学都有着长足进步和发展，这些成就与他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一贯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说：“十年育树，百年育人，培养一个人才，需要积累几代人的经验，不爱惜人才，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单就两弹研究来说，聂帅认为，只有材料、技术等“硬件”不行，还必须搞好科研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类“软件”。大跃进以后，聂帅耳闻目睹科研单位有不同程度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得不到尊重，有些科技人员被批判为“自专”，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从1960年冬天起，聂帅组织人调查摸底，先是到导弹研究院，后来又到中国科学院，结果发现科学工作者每周六个工作日当中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一半，大量的时间被用来搞政治学习或与科研无关的各种体力劳动。聂荣臻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亲自过问，并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规定在科研人员中一定要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作。
　　在人才分配和使用方面，聂帅强调学用一致，专业对口，并且三令五申，要各单位认真执行，他号召各级领导大胆信任和使用科技人员，要当好勤，对他们吃饭、住房、甚至小孩入托入学、爱人两地分居等等都要尽可能帮助解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其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文革”前夕，聂帅曾考虑适当提高知识分子工资待遇问题，当他把设想的方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时，毛泽东表示完全赞成，他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可以突破国家最高工资标准的限制。可惜不久“文革”开始，这个方案未能付诸实施。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聂帅的确下了很大工夫，他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制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此后，又在若干科研单位先试点，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最后由聂帅签署，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和政治局会议通过，1961年7月19日，被邓小平称之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了。“科学十四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即“出成果，出人才”。
　　二、保持科研工作相对稳定，减少干扰。
　　三、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四、计划的制定和检查，要从科学工作实际出发。
　　五、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简称“三敢三严”精神。
　　六、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强调行政干部能做的事，不要叫科研人员做，业务时间让科研人员自由支配。
　　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有二，一是拥护共产党，一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属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相当普遍，这一条是为了澄清人们对知识分子“只专不红”的偏见。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负责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指科学家）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当时，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外行指挥内行盛行。
　　因此这一条规定，只有所一级党委才有领导权，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科学十四条”下发后，广大科研人员无比拥护。青年科技工作者们说：“文件中的话真是反映了我们的心声。它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帅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帅首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务院开会时，也曾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争论。聂帅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同意聂帅的意见，她也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陈毅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就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事先，聂帅曾向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自此之后，科学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空前改善。所有这些，包括“科学十四条”，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聂帅曾经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人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聂荣臻回忆录》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聂帅为建国建军和科技事业的腾飞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军旅之情，科学之魂……

一泊

1　“照妖镜”之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1　水野清是人是鬼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
　　“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1．2　当面摸底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
　　“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提供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如何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术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为什么跑出来？”
　　“工作暴露了，荒术信子受到特务监视，她通知我马上离开济南。”
　　“你去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出来二十多人呢？”
　　“我还没被监视，走得不急。那二十多位同志在城外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去泰安实验区，没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未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了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都详细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伸出手去。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在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陪同的敌工部长指示：“这个人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调查甄别。”
　　不久，济南的敌伪报纸上大字标题刊载了“水野清叛国事件”，同时刊登了捉拿他的“悬赏启事”。水野清的妻子也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她骂水野清背叛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从此要与水野清一刀两断。
　　一个月后，边沿区的武工队，从一个跑买卖的商人身上搜出一封秘密信件。信是用日文写的，经翻译，是济南的日本谋略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信上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他的薪水每月如数照发，他的家眷已得到特殊的照顾。
　　敌工部长把信送给罗政委，他反复看了两遍，问道：“这封信是怎样搞到的？”
　　“是武工队从一个商人身上搜到的。”敌工部长答道。
　　“那个商人是不是敌人的探子？”
　　“不是。根据对他的审讯和了解的材料分析，是个来回跑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小商贩。”
　　“他怎么会替日本人带信的？”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我们的间谍，威胁要枪毙他。
　　日本人还教给他，带进根据地，买上一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邮筒就没事了。”
　　“哦？这么说日本人是有意让信落到我们的手里。”
　　“看来是这样。”
　　罗政委又看了一遍信，联想起一个月前敌伪报上登的水野清事件，觉得这复杂的案件，是教育干部、提高对敌斗争艺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对敌工部长说道：
　　“开个会，让保卫部、敌工部和情报处的人员都参加，好好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请大家都谈谈。什么时候开会，通知一下，我也参加。”

1．3　原形毕露
　　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很踊跃，对这封奇怪的信，进行分析研究，联系济南敌伪报纸文章，同志们都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阴谋，但对阴谋却有不同的看法。
　　多数人认为是“借刀杀人”，理由是：水野清过去给我们送过重要的情报，现在又公开投靠八路军，对日本特务机关是个沉重的打击。谋略部故意将信送到我们的手上，使我们不信任他，是一出“借刀杀人”的把戏。少数人则持不同见解，认为把这封信看作“借刀杀人”可能要上当，还有几个人觉得事情太复杂，不能轻下结论。
　　会上争论非常激烈。罗政委很满意，觉得大家开动脑筋，就会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更好认识狡猾的敌人。
　　“我同意这封信是个阴谋。”罗政委做结论时，首先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又补充说：“整个水野清事件也是一个阴谋。”
　　屋里人的视线，都集中到罗政委的脸上。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两道强光，就像小人书上画的照妖镜。同志们都屏着气息等候聆听他高超缜密的分析，因为每个人都有体会，每次听罗政委讲话，都能得到一些新东西和启发。
　　罗政委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问旁边的一位干事：
　　“你说济南的敌人，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水野清事件？”
　　“这个……”年轻的干事没有精神准备，一时答不上来。
　　罗政委启发他：“敌人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好不好？”
　　“不好，”那个干事说。“是不是想让我们相信，水野清是诚心反战的？”
　　罗政委点点头，向大家说：“日本人公开宣传家丑，还是第一次。鬼子不会白下本钱，一定有目的，那些报纸是专门印给我们看的。这封信也是故意落到我们手里的。”
　　说到这里，罗政委又向对面坐着的一个科长问道：“你刚才说，敌人这封信，是想陷害水野清，好借我们之手除掉他，对吗？”
　　“对。”那个科长回答。
　　“你会杀他吗？”罗政委又问他。
　　“不会。”那科长说。
　　“你不杀他，当然会更信任他了？”
　　科长没有回答，他对自己的看法开始动摇了。
　　罗政委说：“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敌人变换花招，耍阴谋，就是想使我们信任水野清。”
　　大家恍然大悟，心里的疙瘩解开了，脸上露出敬佩的笑容。敌人玩的把戏，让罗政委几句话就戳穿了。
　　罗政委看大家认识明确了，就转到另一个话题：
　　“有的同志说，水野清掩护过我们的伤病员，带着二十几个被俘的人员跑回来，这都是事实。但是给我们送的情报，就有真有假，提供我们打下铜井的据点的情况是真的，‘扫荡’沂蒙山的情报，就有真有假，真里掺假。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看了看正在思考的大家，罗政委接着说：“敌人为什么下这样大的本钱，看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至于水野清是什么样的鬼？想钓的是什么鱼？还要大家努力，进一步调查研究，彻底把它搞清楚。”
　　敌人卖弄的小聪明，在罗政委的“照妖镜”下，再一次显示出其愚蠢的原形，充当了我们的反面教材，提高了大家的鉴别力。
　　敌工部根据罗政委的指示，加紧搜集水野清的历史材料。
　　并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调查信件，指示济南的我党地下工作者，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水野清的情况。
　　一年以后，从各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水野清是个国际间谍，是日军在华北的四大特务之一。他曾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进行破坏活动。1940年，他从大连到山东烟台，就找关系想钻进八路军。他的原名还没有查清，平时用许多化名，但水野清是他用的最后一个。
　　审讯开始了。
　　水野清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大声为自己叫屈鸣冤，强调做了许多有利我方的工作。没有办法为自己解释时，就装疯卖傻，逃避关键问题的回答。
　　但狐狸总逃不过猎人的枪口。经过长期的审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水野清这个日军特务不得不低头认罪。他哀叹自己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是日本间谍的奇耻大辱。
　　交待中，水野清供认了日军特务机关派他打入我军的四大任务：一、在山东共产党中，发展托洛斯基派；二、挑拨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关系；三、瓦解山东八路军；四、收集全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
　　在革命的照妖镜下，这条披着羊皮的恶狼终于现了原形。
　　1943年秋，水野清被处以死刑。
　　防微杜渐，居安思危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基本素质。
　　罗荣桓以他的聪明才智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从蛛丝马迹中抓到了问题的本质，防患于未然，避免了革命的更大损失。要说有“照妖镜”，那就是罗荣桓缜密的思想与卓越的辩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