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算学过一点国画,不是内行人,就是业余爱好者也要笑掉大牙了。但我的确是亲近过水墨,虽然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水墨、水墨,在于墨趣,也更在于水趣,,所谓“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无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荃》)。一管普通的狼毫,融水并不多,也尽够我这种初学者琢磨了,笔尖上沾一点墨,眼看着笔尖的墨汁向上温润渗透,立刻要往宣纸上试探,生恐时间太久,墨水交融而无层次;也怕急躁处,水墨分离得太生硬……那时候先生常常骂我:写意写意,像你这般躁急的性格如何能画画?——先生又深怪我画出来的花鸟虫鱼太精硬,又不是描眉画唇,有笔而无意,有墨而无趣;而究竟该穷微索渺处,功夫气候又差之千万里远了。 其实,画画可以平躁,也可逸情。小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看到普通书页上有铜版微缩的影印郑板桥的竹子,也敢胸中放大了竹叶,铺开一米多长宽的宣纸大挥特挥……客厅的中央水、墨、试纸、颜料、调色盘等不用也会全副武装地摆出来,市井小民的家人总是怪我占了地盘,偶尔也会望画兴叹:这能卖钱么?——不得不在被打击之中收起兴致去做枯燥的算术题,也会纳闷:这难道就可以赚钱?——然而小区中混得最好的恰恰是父亲同事一个学画画的儿子,如今逢年过节开着一辆不错的车子在四邻艳羡的眼神中招摇。父亲也渐渐有了悔意,没想到扼杀我的爱好会导致我多读N年书却一事无成,再不指望我有什么进益的造化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就罢了。 然而,我那画画的皮毛是永远停留在了模仿之模仿的初级阶段,体物是不能够了,或许能体会体会方家们的画论。郑板桥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无所师承,是师于物象?抑或是象外之境界!读这些字句总让人似曾相识、浮想联翩,想起了晚唐司空图《与极浦书》中有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是啊,画家眼中之境,诗人胸中之意,可意会而难与人言传。 我今日忽然有兴致看到一段石涛的“一画”论,真有些道锋禅机,其实是不懂的,搜罗在此以备他日体悟吧。 “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腕不虚则画非是,画非是则腕不灵。动之以旋,润之以转,居之以旷。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 下面转周汝昌的解义: 石涛是个和尚画家,自称苦瓜和尚,他生于1630年,卒于1742年。他原名朱若极,后更名元济,原济。生活于清初顺、康时代,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初四高僧”。我国绘画大师,奇才畸士,罕有伦匹。他是明宗室靖藩之裔,明亡,其父亨嘉自称“监国”谋立,因而被害(明室内讧,非清兵杀害);有一义仆将他偷移潜逃至武昌,以无所依,入寺为僧,从此与世隔绝,一意习书作画。晚居金陵、扬州,与雪芹之祖父曹寅有交。在安徽时,宣城大诗家施闺章、梅清、梅庚等极重之。入黄山,为曹鼎望(丰润人,进士,知府,诗人,即曹寅的族叔辈)绘七十二奇峰,峰各一法,绝无略同。又尝作《十六尊者像》、《百美图》等人物长卷,楼台花木,无不精绝,见者爱不释手。 这样一位大师,平生题跋文字甚丰,最要者还留下了一部画论专著,旧本为人题作“画语录”,近年发现其定本,则题曰《画谱》,文本最佳(香港中华书局影印),这是一项珍宝。石涛此著,号称难读,解注者已有数家。在此,我就《画谱》的“一画”之法试撰“解义”,以飨读者。 太古、太朴,开端两用太字。太字何义?即“大”之至极而无可形容处是也。古时“大”读如“代”(如唱京戏“大王爷”还念作“代王爷”是最通俗之一例);“代”音再加重加强语力,即变音为“太”(唇齿摩擦破裂音),“太”亦即“大”,加点于下,为表此音(与至大之义)也。“太”又写作“泰”,如泰山,即古人心目中之“最大的山”之音与义也。(泰山又称“岱”,皆源于一音)。然“太”与“大”二字既分,遂生差别,“太”已不再限于形体,更不限于“体积”大小,而是用以指称时空一切之“至极”了,故极古谓之太古。余可类推。如“太上”,谓至高无上也。《列子》之言,宇宙进化分为四阶段:太易,其时一无所有;太初,其时气始萌生;太始,始有形态;太素,质始生焉。 大子说太古无法,太朴未散也;太朴一散,法即立矣。他的意思是三层:一,要讲的是法;二,法本与朴是对立的,故最高之法应该是“无法之法”,或可谓之“朴法”;三,然太朴既散,不可挽逆,于是只得来讲“非朴法”,即已非最高最好的法了。此三层意思,已提出了一个“矛盾”问题:又要慕朴,又要讲法,本身是“冲突”的。 太朴一散,法就出来了,可知法是破坏朴的条条,所以他有一句话含在这里未说:“法一立,则太朴不能复矣。”这对他是个极大的难以两全的遗憾。既已如此,那就且来讲法吧———什么样的法才是最接近(相去尚不太远)太朴的法呢?他累索的结论是:一画之法。 我们如何理解他这“一画”之法?就是懂透这位大画家的灵智的“钥匙”了。大子作此画论时,并不见有释家思想,《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庄子》也说:“焚符破玺,民复朴鄙。”可知朴散的意念根源,来自老子。 从字义讲,朴本是巨大的木材,木头直的为材,壮的为朴,可知朴比喻为完整、壮实、巨大、充盈……等意思在内;而把它一割锯分解了,就造成了器物,造器物就是一种制作法则的产物了。所以说太朴一散则法立矣。可知这法,原是器的范畴。在这一点上,立即触及到了中华文化的“尖端”问题,或也可谓之“核心”思想。 读书人皆知的两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出《易·系辞上》)。这就沟通了:道是精神———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器是可触可识的“东西”(物质、物件皆在内)了。所以老子说的那朴,就是《易》之所谓“道”。 由此可知,大子说的是:天地间、人的精神灵智里,本有绘画的一种“道”,那太朴最初时无所谓“法”;迨到人的灵智从质朴渐变向“器”时,种种之法就生出来了。法,已不再是道,只是器的事情了。 因此,既不得不讲“法”,又不愿离开那“道”太远;不致失本失源太甚———这就是大子的一段最大的“心事”。 他参悟的结果,是提出了“一画”之法。在此,我先插一句话:从大文化的比较上讲,中华文化精神与思维方向是重道尊朴;西方文化是重器求散。此一总义,万变不离其宗,文学艺术,概莫能外。故必须首先认明。若通此义,其余不待一一繁辞,俱能迎刃而解。 但大子所用的“一”字,虽然是个数目字,似乎又不止于这一层简单用意。盖在中华文化上,“一”本身就是一个这一“最原始的完整体”的涵义。比如“太乙”人们都知道,小说也有太乙真人。太乙是什么?就是太一,亦即最大的一,,最古的整体———也就是太朴的本体了。《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知亿万繁衍,皆从“一”来。因此,“一画”不止是“一条横线”之义,也是“最原始最完整的线”的意思。 古时伏羲氏始创八卦,叫做“画卦”,而那画的也正是横线。大概伏羲开始时,只发明了这个伟大的一画,后来为了分辨阴阳,才又创出了一个“--”线———这并非表示阴是“中断”的,只是表明此已是“-”中又分出来的第二条。于是乃以“-”专表阳,“--”专表阴了。伏羲的卦,不管阴阳,都是横线,可证“画”的本来即是如此,垂直的线则是晚生的了。 中华文化最重这个“一”,这“一”恰巧也就是用横画代表了。所以大子的论点:不过只是一个“一”而已。要想懂这一“画”之法,先须明白“画”为何义。今行之“画”字为简字,本作“”,上边是聿,即笔的本字(笔,竹头后加而成),中间一“田”,下边一横。合看是用笔画线,本起于田地的画分疆界(此画今又改用“划”了,“划”又是“”的简体),所以《说文》也说画即界的意思———界恰好也即是田地分划之义。此点并不难明。 但这“画”实又有虚实之别。从实的讲,就是一条用笔画出来的线了。从虚的讲,有不落于笔墨之间的画(划)。譬如画分田界,不一定在地上划一条黑线。州界国界,也是同理。故画有实线,亦有虚线。小的界画施于田园,大的界画用于郡国;所以《左传》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种画九州的虚线可谓大极了。 由此可知,画又有分割义。譬如一张白纸,浑然皎然,什么也“分”不出;只用笔往上一画(划),立刻“判”明了上下或左右等等,此即分割义。 而随着这一分割,又会生出原来无有的许多意念、理解、认识等等理智活动。 这“画”,最初只是一条横直线,以后发展变化,种种不同,但基本是一画之工。在书法上,“画”专指“横划”,不指竖划———竖只叫做“直”。由此又可悟:竖永远须直,而“横”则可以变而为曲了。 在此,务须领会(想象):太初太朴之时,尚无这“一画”之存在;等到人类的先民,浑浑噩噩,大朴无华,忽一日发现发明出了用“笔”画成一条横线———今人视为极简单平常无所谓的事,而在那时,却是一个最极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就是一切文化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