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Ks的悲剧 浪伯和芬姨其实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DINKs,在我见到浪伯的时候,他已经是快60岁的爹爹了,他们夫妻俩就靠他一个人工作的收入生活。 不过,芬姨解放前曾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芭蕾舞演员,浪伯一直做着画家。在早年的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是都有收入的,但一直没有孩子,所以符合Double Income,No Kids的DINKs的标准。 浪伯其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行为举止也很符合大家心目中的艺人标准,风流倜傥。每每被我这个还不到椅子背高的孩子看到他的时候,他几乎都是在和身边的美女打情骂俏,一脸的嬉笑,很浪很浪。 我家楼下那一个生下来只有两斤六两的小妹妹,长大一点能够抱出来大家看的时候,浪伯每每路过时见到她,也是那种笑容可掬地逗人家笑,嘴里还不停地叫着:“两斤六,两斤六”。总之,他很随和,很讨女人喜欢,却也不惹女人周围的其他人反感,比如我! 芬姨因为跳过芭蕾,又没有生过孩子等原因,身材一直很好,高挑而细长,时常盘一个芭蕾舞演员常盘的巴巴头,刘海全部疏到脑后,很时尚很与众不同。衣着也很光鲜合体,这一对曾经的并依然的男女艺人走到一起,很是惹关注的目光汇聚。 他们俩并不住在大院里,而是和省里领导住在一块堆,距离离历史大院有那时候的两站路现在的4站路远,那时的公共汽车车票票价8分钱。这其实也是很值得大院里的人羡慕的本钱,毕竟那里比较城里,而且是和全省的大人物们为邻。在那个大家还需要煤票买蜂窝煤的年代,他们更让人羡慕的除了别人当时想都不要想的罐装液化石油气外,就是他们相亲相爱的浪漫。 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情景。芬姨每天早上都要和浪伯一起走到公共汽车站,等到浪哥上车以后,目送载乘浪哥的车远去,才转身独自回家去。那时的巴士数量很少,司乘人员也为数有限,几乎都面熟他们这对恩爱夫妻。 车少间隔就长,赶掉一班就得等很久。于是有一天,看见车来了,浪伯怕慢腾腾走过去会赶不上,于是一路小跑往前赶;芬姐就跟着后面一路追。浪伯先到车站,抢在最后上了车。其实车在超越他们的时候司机看到他们俩在跑了,特意等了会儿,看见浪伯上了车,后面追的芬姨还没有上车,依然开着门耐心地等着,以为她那么卖力地跑着,也是要赶车跟着去的。 可是等到芬姨气喘吁吁地跑的车门跟前,看着浪伯,不仅没有立刻上车,而且还不紧不慢地冲着已经上了车的浪伯挥着小手,口里还用很纯正的普通话喊着:“再见,再见”! 真是气得司机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抿着嘴笑个不停。 后来,这个浪漫故事很快就传到了历史大院,人尽皆知,包括我们这些孩童。而事实上,这只是他们浪漫爱情故事里对我们孩子而言所仅仅知道的极为典型的一件而已。 事情转变成悲剧,是在一个初冬周日的上午。当时,寂静安闲的大院值班室,被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吵响,那是一通来自长江大桥守桥部队的电话,要大院的领导亲自去接。领导被从老远的家里喊了去,接了电话以后神情严肃地径直找到在家休息的院办公室主任,要他赶紧去处理浪的事情。 浪在那日早上穿了件长袄,手持一柄弯把雨伞,心事重重地走到当时武汉唯一的长江大桥的中部,见到一守桥的战士,于是面带笑容地掏出一个钱夹,递给战士说,这是他刚才在路上拣的。战士赞扬了一下他拾金不昧的精神,把钱夹收下,两人挥手道别。浪继续往桥中段前行,走了十来米,将雨伞挂在了桥栏杆上,就开始翻越栏杆。 路人之中眼尖者看到了有人翻越大桥护栏,遂大声呼叫,被职守的战士看到,抬眼望去,翻越栏杆者正是刚才“拾金不昧”的浪。 但此时,快步过去拉住他已经来不及了,只有扶栏下望,眼睁睁地看到浪在空着飘荡了几秒中,迅即坠入了滚滚江流之中。 战士立刻跑回了岗亭,拿出那个钱夹翻开看,见里面有一工作证,证上写着历史大院的名字,照片正是拾金不昧者本人。 浪虽然铁了心要去,但是,他还是精心设计了一个局,为的是让后人尽可能少地为他付出其它的寻找代价,这一点还算是个爷们,没有拍屁股一走了之。 战士立刻电话桥下的部队首长,汇报了此事。部队立刻出动了巡逻艇,到附近江面搜索,因为浪穿着袄子,摔下去以后立刻就漂了起来。虽然很快打捞了上来,但是,命还是没有保住。毕竟年近六旬快退休的人,哪里经得起如此一摔呢?! 部队负责人立刻查找历史大院的电话,核实并通知大院领导赶紧派人来处理后事。 一应后事工作在那个周日的上午紧锣密鼓,井然有序地安排和开展着。 浪的婆婆芬姨被从家里接到了大院里来,由住在我家同一层楼的女工委员带着几个大院知识妇女陪着,按照既定的模式和话语组合顺序告诉她组织上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的相关信息以及组织上以最快速度做出的相关决定。比如芬姨以后的生活安排和生活费来源等,以绝芬姨之后顾之忧。 在那个革命的岁月,这已经不是大院里的第一起自杀事件了,曾经有一个最有学问的学究,因为经受不住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改造和迫害,用了一根绳子,在大院水塘边的一棵歪脖子柳树下了结了自己。 当时,作为学龄前孩子的我,听到此信息,除了些许的害怕外,对个中的恩怨并没有多少的不解。于是还和两个都很懵懂的青梅竹马的小女孩一起,趟着清晨露水滴滴的杂草,跑去那水塘边隔着远远地看,鞋子和整个裤腿全都打湿了。 过了很多年,听父辈们说起,才知道那个当时在全国历史领域都是排得上名字的学究,是因为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拉板车上到坡顶,要下坡的时候不知道换成人在后车在前,结果没有力气阻止满载的板车下滑下冲,撞伤了腰。监守和改造他的人还笑话他基本常说上的无知,故意不给他治疗。精神和身体在都无法承受的压力和打击下,他毅然决然地离去了。 这一次,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上学了,知道一点大人们的事情,至少知道,那个时候,整个武汉,跳长江大桥的人,都是很稀有的,浪的这么一跳,能够算作壮举了。不象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在,桥多,跳得人也多,都不觉得稀奇了。 看着大人们神神秘秘地扎堆议论的样子,我也学会了很八卦地拣一些耳朵,于是拣到了上面的那些信息,包括浪是如何果断而且从容地跳下去前后的场景。战士看得眼睁睁,汇报给领导也一五一十,婆婆妈妈们说起来虽貌似严肃,但也不乏自由发挥,因为,我,作为一个孩子,无法去核实,也没有必要核实,更何况那时候相信大人们都是诚实可靠的,除了浪干的那被迫让他选择离去的为他自己所不齿的事情。 [此帖子已被 茬子 在 2009-5-24 13:26:56 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