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贴图]个个相貌堂堂 高清民国人物照（非精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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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利益看投降 上面举了几个最近发生的战争的例子．其实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 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而且统治者还把这些事例作为爱国主义的教材，教育百姓．认为投降是最可耻的．阿尔巴尼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好死不如赖活．活着 是一切讨论的前提．几千年以来极少有人对此提出问题，因为受统治者的蒙蔽太深，没有觉悟以人民自己的利益来判断是非，或者错误地以为国家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不加区分．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作这样的无 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好处．再者，投降之后就不可以继续坚持原来的敌对立场，让对方有可能按照中立民众的条件来处理俘虏的生活．如果继续按照敌对的关系作斗争，对方就不可能给俘虏以和平的对待．敌对斗争就会继续到俘虏营里，也就没有什么和平可言了．这样对俘虏是极其不利的，因为他们处于受控制的地位．政治家或国家领导人总是把投降说成是最可耻的，是要绝对反对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我国对朝鲜战争中被俘的战士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说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时候投降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国家领导人绝不会赞成投降．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 起我的思考.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 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 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 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分清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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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和人民利益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五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 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这次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 了1600多人(截止到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一百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共产 主义怎么样,萨达姆的统治怎么样,百姓自己会判断.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如何,叫百姓为统治者的理论送死是站不住脚的. 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百姓 为了维护主权领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还没有觉悟．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改革以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游泳偷渡去香港，被抓回来的都判处重刑．我们这儿到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家去吗．这就是老百姓怎样判断主权和领土的例子，怎样判断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例子．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 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 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现在是政治家在插手，把问题越搞越复杂，而且得不出解决方案，因为主权问题是 排他性的，不可能双方都握有主权，很可能最后诉诸战争，得出双输的结果．而单纯的资源开发问题原本是一个双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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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利益 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 明清近代，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二十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非洲有一个国家的国王既然要吃百姓的人肉．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更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表面上假装是公开的，可是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最近报上报导，我国的某位市长邀请美国的一位市长来华访问，对方没有接受，因为没有这笔预算．我们的这位市长慷慨地答应为她支付一切访华费用．穷国的官为富国的官埋单，因为他们预算的约束不同．穷国的这位政治家慷他人之慨,为自己壮门面,他的眼里没有人民的利益,只有自己的面子.而且还假模假样地说,自己的面子就是老百姓的面子,所以自己的面子重要. 政治家的利益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 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 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表示政绩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 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工程成了一个浪费典型的标志,想掩盖也掩盖不了. 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现在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 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如税务局,交管局,法院,检察院,工商管理局,海关.他们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 的人多,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这种状况上行下效,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 此. 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 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关紧要的活动．好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章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如何重要，国家如何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 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 时．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存在的理由就彻底失去了． 如果说政治家都是那么一批自私自利的人，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是不对的．现代大部分政 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拿两岸关系为例，为了经济繁荣，两岸经贸投资，文化交流，有许多事情可做，更有许多事情急待解决，特别需要两岸的政治家坐下来讨论．可是他们想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虚无飘渺的国家利益，领土和主权．在见面讨论之前首先要问对方，你代表谁？你有权代表吗？由于代表身分的争论，根本不可能见面．所以两岸问题积压了这么多，可是两岸的政治家已经十来年不见面了．最近谈成的十分有限的两岸直飞，最后还是靠民间人士促成的．因为政治家想的和老百姓想的完全是两码事．两岸的政治家并不是不努力,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他们糊里糊涂把国家利益代替了人民利益,把真正的人民利益忘记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5-16 14:33:2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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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政治家最关心的，在大陆一方是统一，在台湾一方是独立。至于共同繁荣，那是很次要的 事，远在统一和独立之后。大陆的政治家总认为如果台湾统一了，自己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台湾的政治家则认为台湾独立了自己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 地。可是他们完全看错了形势。一方坚持统一，一方坚持独立，结果必定将中华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战争之中。两岸繁荣才是政治家建功立业之所在。最近的发展，两岸的紧张形势有所缓解，两岸的政治家们可能受到民意的影响，逐渐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严重对立已经不存在。可是过去几十年中双方在自己的政权下杀害对方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是对方人,也斩尽杀绝,死人不下百万。两岸的政治家如果早知今日的和解结局，应该不让这些人成为屈死的冤鬼。 可是人死了即不能复生，只能让后人接受教训。但这些人的生命未必能够换取政治家们的觉悟。 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 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十年二十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效功，白忙了一阵，但是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倒是不计其数．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垮台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 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无事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 治家们的″功劳″．最近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南京中山陵，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怎么想得到解放后谁和国民党有一点瓜葛，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政治家们翻手为云覆 手为雨，惟独眼里没有百姓的利益，拿百姓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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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目瞪口呆：鲁迅 给中国造了多少谣？ 图 医生——一个多么神圣的职业。看病——一个给人希望的词汇。 可是，自从日本七三一部队建立以来，“医生”成了找病者和污蔑者，“看病”成了杀人、害人的同义词。1902年，22岁周树人，在东京弘文学院上学时，不知受哪个活鬼政府的教育，开始了对国民性的反思。日后，这位鼎立于中国文坛的“巨匠”，终于运用七三一式的手段，以“看病”为由，完成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成功污蔑，并在红小将的簇拥下，捣毁了煌煌中国文化。 被破坏的炎帝陵仿佛就在我眼前。作为一个华人，满怀悲愤的写下这篇文章，献给我即将觉醒却又深陷麻木的同胞。我要说：“鲁迅给中国造了谣！给中国人泼了污水。”具体有哪些事例，请容我一一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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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认为：中国人应该被呼为“支-那人”，称“华人”是为了面子，他说：“他们（外国人）...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支那”一词源于印度，即“秦”，原先，日本称我国为中土或唐土。日本变法后，国力强盛，不再视我国为中土，随即改称支那。民国成立后，中国拒绝接受含有“支那”字样的公文，日本才于1930年改口，称我国为“中国”。但抗战时期，日本又动辄“支那人”如何，以表蔑视。二战结束后，盟国确认“支那”一词含有贬意，日本又不得不改了回来。至于反清革命时期，一些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称自己为“支那人”，只是因为“中国”一词当时尚未被公认而已。因此，鲁迅发表这种言论，很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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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认为：中国人缺乏改革性。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 鲁迅这段指责，仅能证明其“不懂人话”。“戎首”者：“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郑玄注）不为祸始，指不要挑头惹祸。不为福先，则有“享受在后”之意。如果说我们本性保守，则更属“硬说”。 钱穆先生阐述了一个基本常识：“在古代封建世袭”，“作官人有一定的血统”，“但到秦汉时代便不同了。”唐代“又换了崭新的一套。”“宋代又再换一套。”我们上历史课亦能体会到这些常识。 《论语》引《汤誓》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说：“殷代沿袭夏礼，增添废弃，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礼，增添废弃，可以知道。那么，继承周朝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也可以知道。”怎么儒家就本性保守啦？用满清的保守性，混淆成整个儒家的保守性，是反传统者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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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迅说过这样一段影响恶劣，流传极广的话：“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来看风水。”（1933年《电的利弊》）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指出：中国的发明里不仅有火药，还标明“火药用于战争技术”。枪起源于宋朝，叫做“突火枪”，发明于1120年。《武经总要》成书于1044年。记载了三个火药方：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炮。如果这些属于爆竹的话，鲁迅敢在自家院子里“放炮”？至于罗盘，郑和航海时就用过，更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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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迅诽谤朱元璋:“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1931年《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刀笔吏”手段相当歹毒，我们中国本来就大，大秦，大汉，大唐......都是习惯性称谓，英国亦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难道那些翻译也卖国啦？元朝的名称，本来自《易经》的“大哉乾元”，朱元璋总不能改成“小哉乾元”吧。 朱元璋怎么不是民族的革命者？《剑桥中国明代史》高度评价了反元战争：“明军在1370年对蒙古人的胜利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使中国人自10世纪初以来第一次恢复了直至长城的统治。”朱元璋怎么“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厉害”？“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再者，蒙古百余年来杀了多少汉人，朱元璋做了几十年皇帝，哪有精力杀那么多？ 文革时期，造反派大肆破坏朱元璋的陵寝，给元鞑子报仇了。千万中国军人的命，顶不上鲁迅随口一个诽谤，这怎能不让人心寒。照此以往，谁还敢爱国？真是鲁迅不除，汉奸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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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反对孝烈观。他说：“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弱者的方法。”这正是“矫枉过正”的言论。愚孝和死守的贞节固然收拾弱者，但“孝”是扶持弱者的，毕竟老人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帮助。“烈”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妇女需要起码的自尊，不然色情行业就会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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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外，还有纯粹无理取闹的话。鲁迅说：“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马上支日记》）请问：在大革命危机之时，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如果要我们保护革命，首先革命要保护我们？”基-督徒可否说：“要我们保护教堂，首先要教堂保护我们。”按照这种逻辑，谁都能理直气壮的背叛。国粹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物，诗歌，建筑！这些东西哪有保护人的能力，鲁迅起码的智商总该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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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迅还有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我倒奇怪了，人类史上哪本道德，哲学书籍可以起到“咒”的奇效？圣经？国富论？还是社会契约论？鲁迅这样说，我们视希腊哲学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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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 这我就纳闷了，挖孔坟的陈伯达怎么就捧不起来呢？权势者捧起来的人，不一定就坏，比如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等人。如果一个人有价值，捧起来就难以推倒，且古今中外都不乏推崇他的人。如果一个人，写文章以病句，错别字著称，还要强称民族魂，捧他的也多是造反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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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鲁迅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这是偏执狂的言论。中国历史上有暴政也有仁政，不能一概否定。说屠戮，中国历史短期混乱，却长期统一。说奴隶，董仲舒废除奴隶制。说敲掠，中国减轻赋税，休养生息的事还少吗？说刑辱，汉文帝去处残肢之刑，笞刑五百减至三百，三百减至二百。说压迫，不仅孔孟赞颂汤，文，武反抗暴政，历代农民起义也在反抗暴政。这种罔顾历史的言论，只是在煽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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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鲁迅以为，中国可分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我再次说到“奴隶”这个问题，中国早就废除了奴隶制。董仲舒说：“请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如果这也叫“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那么林肯该怎样评价？ 春秋时期贵族世袭，到了行科举，出身寒微的平民也可以做官。桀纣，王莽，桓灵，隋炀，蒙元被推翻后，人民总可以从暴政中走出来，获得仁政，而且时间并不短。如汉朝的高祖、文帝、景帝、光武，唐朝的高祖、太宗、高宗，明朝的永乐、仁、宣、孝宗，哪个不行仁政？尤其是辛亥革命，为我们争取到很多人的价格。然而这一切，鲁迅不是真没看到，是为了忽悠傻小子而装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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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鲁迅说：“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鲁迅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诽谤我已明示，有人是否该用“犯而勿校”，“勿念旧恶”来为鲁迅辩护，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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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骇！“五四”运动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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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人从小念的是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加工过的《中国近代史》，所以国人对近代史的了解，基本上是扭曲的。著名的“五四运动”那一段历史，也不能例外。 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说，是这样的： 青岛由于大清国历史的原因，曾经长期是德国的租借地。1914年8月15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当天通知中国北洋政府（当时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日本准备出兵青岛、攻打德军。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个通知，北洋政府是这样回复的：“......日本政府......爱和平、尊人道之心......足征主持公道，诚表友谊，至为感谢......日本政府既声明并无占领土地之野心......我政府已深信不疑......尤当钦佩......日政府对我纯以诚意相孚，我政府自当竭诚相待，希向日政府声明本国政府声谢日政府真诚友好之意......” 以上这则史料，出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第六卷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