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阶梯 - 2010西北游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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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

相传古代西域和阗等地美玉经此输入中原，故名。

和玉门关有关的词，最常见的便是“出塞”、“入关”。

当年班超经营西域，天下无敌。年老时仍想着回中原，给朝廷的文书上写着的理由，如今读来仍让人酸楚：“唯思生入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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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讨伐匈奴，匈奴浑邪王降汉，敦煌始为汉有。

公元前111年，秦长城被延至敦煌，敦煌建郡开始屯田。

公元前108年，赵破奴出敦煌虏楼兰王，破车师以后，汉朝亭障遂列至玉门关。

敦煌南依阿尔金和祁连山，北临马鬃山地和大戈壁，扼据两关，雄视丝路，是河西走廊连通西域和中原的唯一进出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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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

敦煌



去敦煌，不为别的，只为莫高窟第17窟。

有些真相，即使你感觉再痛，也是不能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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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明第一家”


这是伯希和看到的藏经洞。

这不是一个洞窟，这是“千年前中古时代的整个中国，以及千头万绪的人类文明的线索”。

藏经洞开凿于何时？又为什么要封闭？

也许比起那浩如烟海的、多为孤本、绝本的五万卷石室遗书，其余的一切疑问都不再重要了。

藏经洞这些文献不仅涵盖的内容广博丰富，而且它们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珍贵的价值。

它们代表的是1000年前，世界最前沿的科技、最通用的语言、最普世的信仰、最美妙的诗篇、最时尚的艺术，很多文献的价值都是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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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始自晋代，及至宋末，中间历经7个世纪。

约有三万件为经文，大藏经有的经卷在印度连原始的梵文本都已经散佚了，其意义就更加深远。

凡重要的儒家典籍几乎全能找到。古本书中，有一些著作如王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

洞中发现的非常丰富的古地理资料，以及大量的官家文书和世俗文书，都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从中看到的是中古时代的生活全貌。

文学作品诸如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至少有数百首诗——包括唐代大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都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

还有从寺院中“俗讲”演变出来的“变文”，早在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但它们竟然大量地从藏经洞冒了出来。

还有大批医药、天文、历书、星图、农业、科技、算术，乃至儿童的启蒙读物。文书还涉及到针灸、兽医、矿业、化学、气象、兵器、冶炼、工具、食品、植物、动物、音乐、酿酒、药物、制毯、制糖、造车、造纸、养蚕、星占、丝绸、印花、印刷、雕版、婚丧、民俗等等领域。人间万物，世间万事，几乎无所不包。

我国第一部正式药典、最古老的针灸专著、最古老的针灸图谱、最古老的染发剂方、最早治疗猝发心脏病的药方、最古老的图经、最早的佛经、最古老的报纸、最早的汉语剧本、最早的应用文写作大全、最早的词、最早的星图、最古老的数学著作、最古老的从西亚引进的星期制日历、最早的楹联、最早的标点符号、最早的广告、最早的学生作业……

文献所涉及的文字除了汉字，还有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突厥文、于阗文、吐火罗文、佉卢文、希伯来文等古代各民族的文字。

文献的形式以卷轴装写本为主，又有册子装、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本和刺绣本。

每个写本所用的纸都是千年古纸；它每个写本上的字迹，都是中古时代的书法真迹。

刻版印刷品，则是现存最古老，而在当时又是世界最先进的。

从藏经洞出土的唐太宗《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柳公权《金刚经》等，都是如今能见到的最久远的拓本。

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本的《金刚经》，卷首有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线条精美，刀法纯熟。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版画，比起德国的古版画还要早500年，是“世界印刷史和版画艺术之冠”。

还有失传千年的琴谱、乐谱、舞谱、棋经，佛画、绘画、纸画和佛教人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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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殊誉炎黄耻，并在藏经一洞中”


也正因如此，藏经洞的文献在得见天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他们的悲惨经历。

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用尽计谋，连哄带骗从王道士那里弄文书写本24箱，绘画及文物5箱，总计29箱。

1908年，伯希和来了。他汉学功底深厚，天天蹲伏在漆黑的洞中，在一盏昏暗的小油灯的照射下，用了3个星期时间，把洞中全部文献看过一遍。工作量之巨大，难以想象。

在最初的10天，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这些文献。如果一天工作10个小时，每小时最少要看上100卷文献。

随后，他们将莫高窟做了一次全面考察。将洞窟编了号码，并以日记形式对洞窟的结构及内部装饰做了描述，系统地记录下壁画上的题记，同时还绘制了平面图，拍摄了照片。

他在第464窟中发现了数百枚回鹘文木活字。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活字，当然是被伯希和搬走了。

他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换取6000余卷文书写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画与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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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自劫”


我听见你们咬牙切齿的声音了。

但是，请稍微等一下。

单单让王道士和伯希和之流来扛这个沉重的历史十字架，是不公平的。

请不要狭义的理解了陈老的那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让人伤心的，是那至今我们无法坦然面对的耻辱中的最耻辱、黑暗中的最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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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09年9月4日，伯希和将一部分石室遗书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展出，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

会上年少气盛、得意过分的伯希和，坦言说出这些宝物的由来，致使罗振玉等人如梦惊醒，受到极大震动。

谁也没有想到，那万里之外的蛮荒大漠会有如此巨大的考古发现，并且已经多半被西方探险家们掠走。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访问伯希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还有大量写经卷本，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宗写本数千件。

书生立即报告给学部，请学部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实君，托他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亲自拟好了电文上呈学部。

学者的大义感动了尚有良知的学部左丞乔树楠，并由他代写电文，命令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

押送剩余文献进京的任务交给了新疆巡抚何彦升，押解差官是江西人傅某。

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没拿藏经洞当回事，前来押运的官吏更加不用心。他们并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在官府清点之前，王道士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

后来，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还有一部分在1911到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

日本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致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在。

民国初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直到民国８年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

国人就是如此虐待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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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宝藏在它被发现后的第9年，当时的清政府终于完全接管了。藏品毕竟还有8000多件，数量还颇为可观。

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

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这些藏品竟会经历怎样一个苦难旅程。

何彦升命令敦煌知县陈泽藩查点剩余经卷，送达兰州。

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价值不菲的宝藏成了公开的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

于是，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线。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

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

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

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运载经卷的大车离开藏经洞，首先到达敦煌县城。

押送的人把车子停在官衙门外，大家入内吃饭。

在室内大吃大喝的同时，门外的人就从大车上抽取经卷。

押送的人对于门外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负责招待押送官的人与门外抽取卷子的人实际上就是同伙。

从敦煌，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到兰州，兰州以后再到定西，一路都有经卷丢失，盗窃的人多采用类似的手法。

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成了永远的谜。

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

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

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

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另一部分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

这是一个民族最为黑暗的一页，也是我们的耻辱史上自己写上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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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自尊”


历史何其相似，历史从未结束。

今天的权贵，在咒骂过往的腐败政权时，他们又做了什么。

八月，故宫里宋代的敏感瓷碎了。

紧接着，网上有人披露更加令人齿冷的中国式“奇迹”。

去年，上海恒源祥博物馆收到一项特殊的捐赠—拆了10件乾隆年间御林军铠甲做成的“丝绵被”。

这条丝色泛黄但依旧松软、保暖效果不逊新丝绵的宫廷“丝绵被”，是用清朝乾隆年间皇宫内御林军的盔甲衬缝制的。

这种御林军铠甲制于乾隆50年，属于清代军队大量使用的铠甲。其外层用牛皮缝制，铜铆钉装饰，内衬用上等江南丝绵。

这些铠甲为宫廷侍卫和御林军所用，选材、做工、款式都非同一般，在当时是代表国家尊严的“军装”。

1973年，由于物资十分匮乏，棉花和布匹短缺。故宫为改善600名员工福利，院领导打报告给“有关部门”报批同意，“因院制宜”地将每件御林军铠甲折价5角，每位员工限购5套，目的是取其中的丝绵。

院方还规定，员工买到的铠甲不得保留原状，一定要拆开，取用其中的丝绵。

故宫科技文保部原副主任曹静楼与妻子都在故宫工作，所以当时“咬一咬牙”，花5元钱买了10套“盔甲”。回家后，遵照院领导“指示”，把它拆散，取出丝绵稍作加工后，缝制了这条丝绵被，一直使用到将其捐赠给恒源祥。

据曹静楼回忆，当时每位员工都买了，全部做成丝绵被或丝绵衣，但大部分员工使用一段时间后，作为旧货又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文革中，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学者纷纷被下放、改造和靠边。3000套乾隆御林军铠甲便落得了这“剥皮拆骨”的下场。

“奇迹”又何止这些。

清宫旧藏木质屏风修复时遭水浸泡、故宫私自拍卖5件宋代书札、乾隆花园三友轩木窗花被拆卸送展美国疑有损坏、2004年武英殿修缮彩绘全靠农民工……

先人创造了文明，尊重先人的创造，才是一种自觉的文明，才表明你不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

而中国人至今尚未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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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无一用是书生”

民族命运多罹，冲锋在前、为理想献身的总是悲情的知识分子。

只有他们那颗敏感的赤子之心，才深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铁肩担道义，浩然大义让那些鼠辈的丑态无处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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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敦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

以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中国学界几乎全都投入进了藏经洞文献的“抢救”工作。

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国学造诣深厚的陈寅恪在当时就提出了 “敦煌学”的概念。

他们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

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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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飘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

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

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

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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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

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

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第一次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结果一待待了七个月。

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

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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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莫高窟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

张大千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

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

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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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天，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

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

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请他去敦煌。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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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敦煌的春天”

敦煌，在中国历史很长的时间里是面向外部世界的前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自神州腹地中原喷涌而出，经由河西走廊这条笔直的千里通道，穿过敦煌，向西而去，光芒四射地传布世界。

同时，源自西方的几大文明，包括埃及文化、希腊文化、西亚文化，以及毗邻我国的印度文化，亦在同一条路线上源源不绝地逆向地输入进来。

东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便在这里的大漠荒滩上撞出一个光华灿烂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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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化融合与创造，此后再没有出现过。

今天，即使拿自诩为最开放的沿海城市与他相比，敦煌都是无法被超越的。

单纯经济的开放、和对西方文化一边倒的不得要领的拿来主义根本无法和敦煌时期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