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文化层面:伊斯兰教的独特属性及其对西方文化的抗拒
首先,从伊斯兰教本身的体系构成来看,伊斯兰教的自足性特征使之阻断了对西方文化的有效吸收。伊斯兰教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宗教。它不仅是宗教权威,而且也是世俗权威的源泉;它是一种神灵和人类的总体;它适于今生,也适于来世。由于伊斯兰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类型,因而,它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时,往往表现出一种“内向求”的文化心理。在伊斯兰教发展史上,有一种“创制之门关闭”的说法。这一学说认为,伊斯兰教法已成为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体系,不再需要“创制”,后世穆斯林只能遵循、仿效,任何人无权变更。这一学说与伊斯兰教独特的文化性格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内向封闭的文化心态,没有为日后社会生活的变化留下多少增删、修正的余地,这使它丧失了吸纳外来文化的内在动力。因此,当它与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相遭遇时,由于双方在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伊斯兰教本能地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排拒西方文化的影响,并深信凭借自身的文化资源完全能够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尤其在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情况下,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既是伊斯兰独特文化性格的自然流露,客观上也成为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文化体现。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原教旨主义会具有一触即发的反西方文化情结。
其次,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体系比较的角度看,二者属于同一类型的竞争者。具体地说话,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
(1)从宗教起源看,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是一种更为年轻的宗教。它在教义教规、宗教掌故等许多方面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派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被改写的伪经,而穆罕默德则是安拉派出的最后一位使者(即封印使者)。因此,经先知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经典。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西方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再清楚不过地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大主教全盘托出,他说,“教会的使命就是把阿拉伯穆斯林转变为基督教徒,以杜绝他们固有的宗教原罪、懒惰、随意离婚、多妻制、偷盗、农业共产主义、极端主义甚至互相残杀的天性。”双方基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相互仇视深深植根于两个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引发东西方冲突的信仰根源。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感情,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缓冲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伊斯兰教是个第三世界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1]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的现实生活提供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已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②,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事实上,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正是由于现代西方文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后天缺陷,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衣”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三、社会心理层面: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社会心理
通过对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历史考虑可以发现,在两大异质文明交往史上,曾屡屡发生战争冲突。由于双方的扩张与抵抗都不约而同地把宗教作为政治、军事动员的有效工具,因而双方间的仇视和不满从一开始就掺杂着文化敌对的成分,并因此使双方间的对抗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一种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教徒采取了种种歧视性政策,甚至不允许穆斯林公开庆祝自己的节日。从伊斯兰教方面来看,最初穆斯林对基督教徒是宽容的,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他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教实行严厉措施。尤其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备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式,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从而使双方间业已形成的心理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导致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主要根源是物质性因素,而不是其他。文化差异只有在这两大异质文明发生利益冲突时才具有社会政治意义。本文从文化角度分析伊斯兰与西方冲突主要是针对过去忽略这一领域考察的一种纠正。通过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动态考察可以发现,自近现代以来,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咄咄逼人的挑战,才激起伊斯兰民众回应性的反抗。不是伊斯兰在威胁西方,而是恰恰相反。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真正消除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共处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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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6 08:5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