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总的来说,这个展览对于我的知识视野没有什么拓宽或加深。感觉宣传基调基本上还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东西。
现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算对知识分子打击、算破坏民主的账,从原来的反右算到了延安整风时期。
抗战爆发后,国内大批不满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延安。据一份资料统计,到1938年年底已有约两万大小知识分子进入延安。
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些自命清高,自以为是,他们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较大。尤其是来自上海的“文抗派”对中共及其文化方面的苍白颇有看法。这批人中的代表有艾青、王实味、萧军等。他们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认同。“如1942年3月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95%的人赞成该文。当王实味在研究院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激烈批评院领导李维汉的讲话后,李的反驳性讲话竟被大会以84对28票的绝对多数否决。”
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要么就大规模整党,要么就压服知识分子的攻击。显然,不论从其个人身份还是当时需要,都决定了毛泽东选择后者的必然性。关于这一点他自己解放后有过描述:‘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而整的对象也由此由思想、路线方面转到对知识分子的猛烈反击,以转败为胜。具体目标自然是将以丁玲为首、上海自由知识分子为主的“文抗”派暴露“黑暗”的写作习惯整顿到自己一方。
“在王实味因《野百合花》成了延安风云一时的人物、接着又办墙报《矢与的》要求暴露延安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类似大字报纷纷出笼之时,毛泽东的批评旗帜鲜明针对以‘文抗’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他肯定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爱、光明和黑暗;反对用直接表达的方式揭露人民的黑暗面等。1942年5月2日至23日,二百多名文艺工作者在延安举行座谈会,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如果文艺工作者立场正确、道德动机纯正,就不应该对党和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王实味就被指责为该类人物的典型,延安遂全面开始了批判王的斗争,他并被打成托派和奸细开除党籍。王实味事件及毛泽东的讲话、个人谈心等将延安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整顿成了“赞歌派”。这场洗礼是比较彻底的,整个延安的知识分子除王实味、萧军等极个别人外,思想彻底发生了变化。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言论、观点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诸行对比,洗刷和增补。”
王实味当时还对延安存在的等级制度发表不满看法。他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实味后来又被定为托派分子,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震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王实味被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而令人气愤的是:解放后,王实味的夫人问起王实味的下落,有关方面竟回答:他去了台湾!
上面所有的这些历史事实,在其他地方已经谈得无比透彻,在这个展馆里却看不出一点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