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云冈石窟研究院长张焯先生来信,他们正在对“昙曜五窟”前的树荫
广场进行拓建,决定在21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两块巨石,并在其中一块巨
石上镂刻“西天梵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希望由我来书写。
我立即理纸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笔书写。写完,面北遐想,满脑都是
一千五百年前的万里黄沙。
“西天梵音”,当然是说佛教。站在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的惊
世石窟前,我想,中国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开僧侣们的深深脚印了。
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这件事,无论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
还是对亚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事件,少而又少。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产生地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
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
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穿越后进入的土地,早就有过极其
丰厚的文化构建。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
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这片土
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身。而且,一
代接一代地钻研上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面对这样超浓度
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
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的,才
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
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