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我生日快乐——兼祝董宏猷刘益善兄 今天看报,黄陂天池凭 12月24日身份证可以免费入园。这对我来说虽无意义——因为凭记者证也可能免费,但也感觉新鲜,并为自己拥有这普天同庆的生日而得意。 我的生日是50年代的第一个平安夜,那时对这个日子全然陌生,故母亲总记得我是冬月十六。知道这是个幸运的日子是很久以后的事。 我十六岁的生日是在长征的路上度过的: “早上起来,天气比昨天冷,下了一夜的雨中夹雪。 我们在农家的墙壁上贴了两张语录、一张主席像,表示我们对贫下中农的感谢。 今天路上的泥泞比昨天更多,简直无插脚之地。索性不管这些,胡乱踩着,稀泥溅在裤腿上、衣被上,踩的水深了,整个没住了脚背,我们穿起泥靴子了 如意亭今天是赶不到了,天又黑得早,我们只有中途找生产队过夜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忘不了十六岁的生日在泥泞的、长征的路上度过。” 那时只记得一个伟大的日子,就是两天后在韶山冲上屋场度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三岁生日。我们在雨雪中把“跟随毛主席长征”的战旗献了上去。 再一次记载生日,是在下放的前夕: “24日 晴天 星期二 今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 早上在家挑煤,收拾房间,洗被子,那么高兴地忙碌着。仿佛她就要来看见了我。 吃了饭,树森来坐了一下。 两点多钟到雷云珠家,问她什么时候下农村,不想竟扑了空,真悔恨不已。 就到邱楼上坐了一下,订了这些天的计划。 将要离开故城了,将要离开我生长的地方,我心里充满了依恋和激情满怀。 我的多灾多难的母亲啊,你的儿子又要离开你了,我该怎样来报答你海一样的恩情呢。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碎了。 今天,班上女同学:方震华、毛爱荣报了名。大出我们之意料。” 在农村战天斗地,竟然忘掉了自己的生日。在它前两个月的那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廿四日 晴天 明天要到四邑公堤去了。我的心像害病一样痛,白天忙了以后,整个晚上,我都缝补自己的衣服,清理东西。这一切,都是母亲和妻子做的事。我这样细心地干着,已经一点钟了。 啊,人生,就是这样地惨淡。这静夜里,我像一个鬼魂那样干着。” 在嘉鱼四邑公堤挑土的“两三个月,生活浪游,形势所迫,失掉了好多生活的记录,惋惜之至也”。但在文学练习簿上竟留下这首打油诗: “忙碌竟忘昨日期, 十九青春已过去。 生日这天爬了树(砍柴), 二十枝节见高低。” 二十岁的时候,我已招工进了三线工厂,在蒲圻呆到1979年的11月才因“个人问题难以解决”而对调到了武钢。 于是,我进入“中年——人生的双抢季节”,成家生子,也就只记得孩子的生日了…… 我的五十岁生日没有日记,只有一首诗,一首现在不敢重读的诗,那是在北京机场送女儿出国时写的:“泪水淹没海关”。 从此就怕过生日,这意味着一年一年地老去。“总而言之,人过五十,不觉得少钱更不觉得少情,痛感时间格外紧张。有很多事要做,一天也耽搁不起。”但事实上我还是耽误了很多时间,消耗了不少精力。 转眼就到了59岁生日了,民间传统是男做虚女做实。在就要过“六十大寿”的23日,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并跟某某网聊了一会,谈到文代会的事。在文言文,除了文学,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武汉市文联代表大会是在我的生日之前召开的,我若能与会,也算是进入生日前的好心情吧。其实这些时我的心情很好(即使不好也要调整到最好),22日那天在人民剧院看《一碗都是我的》,还笑得人仰马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袁利荣打来的,他说这个会竟然没有罗时汉参加而愤愤不平;他说本来也没有他,是他找陈元生并破口大骂了谁谁谁而争来的:“老子94年就是中国作协会员!”确实过硬,比我早加入十年!我的心情并没有受影响,晚上又去琴台大剧院观赏“水墨江城”,再一次感受月湖夜色中的幸福时光。 我只对袁利荣说过一句,“我是湖北省文代会的代表”,2007年召开的时候,我因去西藏而没有参加会议,内心里感谢省作协对我的抬爱。至于我为什么不是市文化会的代表,原因就不清楚了。有一点可能,仅从XX上考量宣传部就通不过。现在想起来,为什么前些时报社政治处要我填一个表,说是推荐我为“优秀文艺家”。这是报社看到我行将退休而给我的安慰,也是给我一点面子。但是最终能否通过我一点不存奢望,事实证明,最后公布的那30多位优秀文艺家,个个都是部门牵头人或重量级成功者。在他们面前,再给我一个“提名奖”我也会感到害臊。这名誉该他们得,这五千元奖金该他们拿。锦上总是添花,雪里何曾送炭?非常正常。不过我还是要感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领导的一番苦心! 前些时发表过博文“我错过了许多殊荣”,被《珠海特区报》、《武汉晚报》转载,那里已说得明白。看来,我将不带荣誉平平淡淡地进入我的花甲之年。现在想把此时心情记下来,了结一下,以免干扰生日的心情。 首先想到上一次参加的盛会。书房里有一张2001年8月8日“武汉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合影”,是在汉口火车站旁照的,坐在中间的是罗清泉和王守海。这些跨世纪的人,转眼之间,已消失了曾卓、郑定友、莎 、田野、陈泽群、李柯,等等。我跟魏光焰站在第二排,还算中年一代。现在却进入老年,要把位置让出来,给年轻的一茬了。但是,我永远记得当时郑定友颤颤巍巍地被刘醒龙扶着坐下时的情景,我那时就想,这可能是这位工人诗人生命中最后一次开会吧,这对他的心灵上是多么大的安慰啊。我现在想到,如果让我在退休之前参加一次文代会,不也很好吗?这显然是一种老年心态了。 眼看要“奔六”的人,还有我所知道的宏猷兄和益善兄。他们明年也就要退休了。他们的生日,一个是4月29,一个是12月14,都是我的哥。在宏猷今年过生日前夕,有人号召要庆贺一下,我很冲动,策划在汉阳晴川阁搞一个烛光晚会,诗情画意都有,比关在一个屋里吃吃喝喝要好。但是这个方案被否掉,我也没有去参加。过后不久,有一次在群里跟他发贴,得知他在上海,我就随机问了一句:“是跟熊召政在一起吗?”实际上是试探他是否知道“野熊事件”。没想到弄巧成拙,他回的竟是“怎么开口就咬人?”可能是我不明白的幽默。当时以为开玩笑走火,赶紧退出。不知此事让宏猷产生了什么想法。宏猷已连任两届市作协主席,他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无疑更多,这是应该的。前几天跟嫂子易老师一起在武汉音乐学院看“觉囊·梵音古乐”,在回家的路上听她说,宏猷兄每天都写作到深夜二三时。外表潇洒,其实压力很大,应该想办法放松一些。如果即将卸任,作为社会名人还会波及很久。但是实改虚之后未必不是一种解脱,可以更多地写作。 益善兄也是要在明年退休的,他几年前就说过要退出《长江文艺》主编作专业作家,可是身不由己。我参加过省作协的活动每次都很珍惜,一般都有成果,绝不像蝗虫一样飞过,总要给人家写点东西,比较凭良心。但有一次很例外,白吃白拿,还得了一笔好处。那是益善要我去参加的玉龙岛笔会。细节不说了,最后结果是,一位业主因为我帮她跟老板搭白减免了几万块钱,就感谢我而给了我相当于一万元人民币的美元,为正在筹小孩学费的我雪中送了炭。就凭这一点,我应该对他是心生感激的。但是,去年他儿子结婚请我时,我竟没有去参加婚礼。具体原因就不说了,其中可能是我对此事没有足够重视,想着我的女儿也要结婚,就两免了罢。我处事一直低调,女儿结婚、生孩、满月,都不想请人,也不愿张扬。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有点对不住益善兄。相信他也不会见怪。前些时应野夫之请一起吃饭时,我还问过他,添了孙子吗,俨然“老生常谈”了。 总的来说,比起我来说,两位老兄是顺利的。在我还在鄂南挣扎的时候,他俩已经是工农兵学员了。29岁才调回武汉,这就说明了我的一切,也就决定了我的余生只能永远赶末班车了。在《武钢文艺》消磨了8年,跟主流文坛差距拉得更大。43岁调到长江日报,这意味着什么?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其他什么也不用想。比较乐意的是,我尽可能为文坛做了些事。湖北武汉的著名作家,没有我没打过交道的,就在我编辑“江花”的那段时期,但都达不到“哥们儿”那种境界。我这个人,在党报十多年,很是尴尬,总算没有消磨掉自己骨子里的一些东西。老实说,我对当官的和强势人群,总是本能地敬而远之,对平民和弱势群体,总是本能地亲而近之。他们显然属于前者,非常强势。但毕竟是文人之类,好在退休后跟我等距离稍近。也许惺惺相惜,我想顺便跟他俩说几句由衷之言。。 跟很多人一样,孩子上了大学,应该是进入人生的转折期——为自己而活。但是我还有几年的缓冲期,为支付昂贵的学费而节俭,不敢潇洒。但精神上确实解放了不少。业余写作进入了一个收获期,连自己都意想不到,我有了打向全国的中篇,汉阳江滩花园爆破被我写成了小说,在《上海文学》上发头条后多处转载,以至刘醒龙兄说过,2002年的湖北文坛是“罗时汉年”。还写过其他几个中短篇,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2006年,我又出版了长篇《白沙洲芦家》,写得怎样不敢恭维,也不入名家法眼。但是,在“拆迁”备受诟病、惹得天怨人怒的今天,日益显示出它的“惟一性”。事实上这就是第一部反映中国拆迁之痛的长篇,空前或许绝后。 虽然这些微不足道,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是在很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下、在业余的业余中挤时间完成的。因此,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湖北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跟陈应松合影留念,毫无愧色——因为我是业余的。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复杂,专业作家们不知道业余写手多么艰难、需要多大的耐力和勇气。而帮助——尤其是在位置上的名家们的一点提携和关注是何等的宝贵!那将感恩一生。 对我来说,文学上的写作一直是业余的率性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若是专业作家就一定能写得更多更好。许多专业作家,他们的地位高、条件好,不是也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吗?前几天樊星说道,李修文、张执浩的写作尚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水平。不过他们还很年轻,终有井喷的时候。这使我联想到田天在挂职当副县长时对媒体说过,“我的写作还没有开始。”何时才算开始呢? 文学真的是一场马拉松。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在退休以后,我们都是“专业作家”了,还会跑一段时间。我们似乎将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以文学了此一生。以前的事都可以划上句号了,没能参加文化会和获奖散文《遍地英雄下夕烟》没有收入“长江文艺六十年”集等等,都已不成为遗憾,也不必在虑,更没有了意义。健康地活着、从容地写作,乐观地面对将来——这比什么都重要!作为“五零后”同龄人,我首先反省自己,如果有一点对不住他们的地方,现在说出来,以免带到下一年去了。同时也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向他们表示节日的祝贺,补上生日的祝贺! 时间仓促,马上要到一个度假村去,在那里度过圣诞。在祝我生日快乐的同时,也恭祝董宏猷、刘益善兄生日快乐,因为这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尽管我们都怀有隐痛和忧患。 2009年12月24日11时于汉阳莲花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