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野人传说在2010-4-23 23:05:00的发言:
看得我触目惊心,我们如再不采取行动,58年三年自然灾害就会重演,到时后悔就晚了
老兄,根据国家气象局滴历史资料,5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风调雨顺,气候条件既不比以往好,也不必以往差,是正常年份!
“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档案已经解密,原始死亡记录是3755万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亡人数多一倍半,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短时间内饿死人数滴最高记录,永载人类史册!
居然现在还有人不知道实情???
下面转帖一文,看看就明白了,历史滴真相还原,在这个神奇滴国度,太难了。
(2005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去通称“三年自然灾害”(实为4年)的档案资料,现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522万人 其中城市: 9万5800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155万人 其中城市: 272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327万人, 其中城市: 211万7000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751万8000人 其中城市: 107万8000人 合计: 3755万8000人 其中城市: 601万零800人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 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 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 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档案解密了,我们都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可事实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看完之后,心情是不是很沉重,是不是无泪。 (注:过去通称“三年自然灾害”实为4年)
2005年11月争鸣杂志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
和与之对应的历史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
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久。这个结论真的是
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
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
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
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
洪灾。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
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 [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 [7>,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
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
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 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 [8>,虽然受旱面
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
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
,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
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
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
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
流域的一次大范围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
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
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也有旱情;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是
,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
情最严重的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
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
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
民饿死的惨剧?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 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
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 [11>,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
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
; 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
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
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
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到救灾措施的救
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 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
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
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
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
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
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
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
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
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 [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121%。出口耗尽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
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若按每人每年250
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
弹, 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
食人肉的现象,中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
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
害”等字样。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
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
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 1961年1月,中共 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
、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
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
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际上是嫁祸于天,这
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里的正式说法: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分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
分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 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而且苏联毁约影响
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年-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
灾害, 1960年甚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
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受灾的局
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
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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