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分析

非典型蛤蟆

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分析

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分析――读《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

互联网上一篇文章广泛流传，这篇文章预言“2006—2010年。。。可能加剧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我试图从自己业余的眼光描述一下当前中国各派政治观点和支持者，这种描述是不严谨的，因为“派”本身不可能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这种描述也是非专业的，因为一个专业观点如果不能获得广泛的非专业的支持，就不可能构成力量。

宪政派：在经济上不鼓励干预经济，主张自由市场，保护私产并维持现有中国财富状况，政治上主张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其终极目标是宪政、多元政体、地方自治，但认为目前中国人素质还不够高，鼓励先对国民进行教育。在理论上不反对台湾独立。在国际关系中持温和立场。有一点精英主义。

秦晖派：其主张与宪政自由派接近，但认为现有的经济政治状况并不合理，对中国的政治现实解读为：“权贵资本主义”。有一点平民主义。
以上两派可构成自由派联盟（右翼），这一派理论精深，感情充沛，人才济济，支持者主要有：问心无愧的富裕阶层、新兴城市中产阶级。收入越高的越支持宪政派，主张维护稳定，渐进改革。收入越低的越支持秦晖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于对现实的解读不同，本来宪政派一直在批评中国日渐增长的“仇富”心态，将其与“民粹”等同。但是2004年的“妞妞”――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某官员的女儿、20出头的小留学生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这个纯朴的电影迷坦言（大意）：如果我要利用我父亲赚钱，我不会去搞电影，我会去搞金融。妞妞同学的露面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她再城府一些，再老道一些，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妞妞。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还有多少个妞妞？宪政派不得不开始反省。
一位80年代的高层智囊吴国光撰文指出78改革与92改革的区别：前者是由中国人口的主体――中国农民自发发动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农民是受益者，城市居民同时也是改革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但是在通货膨胀引起城市居民不满，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后，92改革是为了巩固统治而有意识维护城市居民、牺牲农民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导致过大的城乡差距和权贵阶层产生。（吴国光：试论改革与“二次改革”）
吴国光的这种洞见，也许可以弥合宪政派与秦晖派的分歧。


保守派：“维持党的领导和传统意识形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解决政治社会稳定，进行缓慢的社会改革，但回避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对于已经不可收拾的国企烂摊子，无奈被迫采取中小企放手私有化、大型国企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政策主张，但反对把国企完全私有化，而主张保留国家（官僚）资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这一派主要是官僚及其子弟、问心有愧的富裕阶层。

人民派：观点与保守派相同，和保守派区别为：自身没有既得利益，相信终极权威。承认某某主义是乌托邦，不再信仰某某主义，但相信一个能代表所有人民的终极权威可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则没有目标，对现状满意。支持者为一部分党员和工人。人数较少。

新权威主义：其提出者是上海学者萧功秦，其终极目标和自由派相同，但主张以加强权威的手段达成终极目的，常被自由派误解和谴责。这一派在民间较少支持者，因为其较难被理解。局限于学术领域。

以上三派可统称为保守派联盟。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派对腐败非常反感，而其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既得利益，很有可能滑向下面提到的工人派；新权威主义在民间较少支持者。因此这个联盟并不稳固，其主要力量可能仅剩下第一种保守派。

社会派（左翼）：在政治观点上与自由派接近。支持中国统一。经济上，主张通过干预经济、政府控制一部分企业、调整农业政策和福利制度、保护民族产业等手段缩小贫富分化，保护弱势阶层和国家利益。其与秦晖派的区别在于：秦晖派主张支持全面私有化。而社会派同意保护私产，但不主张全面私有化。这一派的精英主要是经济学者，另有部分由于目睹中国的贫富分化和恶劣的国际环境，从自由派转来的政治哲学学者。其支持者非常广泛，遍布各阶层。

布尔什维克派（极左翼）：反对贫富分化，主张平均主义。支持者为一部分老党员。人数极少，但有可能是极左翼群体运动的组织者。

极右翼：以颠覆保守派为基本教义。


工农民粹派：严格说来，在学术上这不能构成一派，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理论和精英。但在平民中存在这一派。这一派在情绪上接近秦晖派，主张对不公正的现实进行改变（可能被极右翼利用）。经济上接近社会派，支持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可能被左翼利用）。在政治上反自由派（可能被极左翼利用），期待终极权威，但认为目前这样的权威已经不存在。支持者主要是部分工人。其主要特点是对现状不满，成分极为复杂。有工作的工人认为资本家太富有，不公正。提前退休、买断工龄的工人，认为有工作的工人占了便宜，不公正。下岗工人认为现实不公正，农民工和农民认为城里人太富有，不公正。
除去下岗工人、农民工和农民外，其它群体能够得到的公众同情并不多。


复兴派：民族主义者，在台湾问题上持强硬立场。这一派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一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观点，其成员既有关注民生的，也有关注民主的。在2003年以反日运动为契机进入公众视线，在2004年登上钓岛达到顶峰。自由派精英大多低调地对其满怀蔑视，认为其“狭隘”“民粹”“非理性”，也有部分自由派试图对其进行引导，以期促进中国的自由。这一派看来没有和王小东的民族主义理论相结合，这可能是因为王小东的反美色彩浓过反日色彩，王小东本人又非常精英，并且这些年沉迷于农村基层选举。他们与王小东的共同点是：在国际关系上相信势力均衡、实力角逐、达尔文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与道德无关。由于复兴派以爱国主义为口号，可以获得相对宽阔的发展空间，一度人气大旺，其精英也不乏理论家和组织者。其支持者主要是部分青年人。但是在9月份网站被封，受到重创，开始转入低调发展。复兴派的困境是：除去爱国主义，没有其它可以吸引公众的观点。如果获得舞台，他们绝不会甘心依附于自由派和社会派，可能提出介于社会派和工人派之间的政策。如果他们和工人派联盟，甚至能够与自由、社会两大派三足鼎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民族主义精英不支持工人派）。这种可能性已经被自由派看到：一个秦晖派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主张对现实的不公正进行改变，将使中国产生极端主义。宪政派的王怡也认为：如果大陆未来的民主是民粹的，大陆还是不会放过台湾的（指允许台湾和平独立）。（王怡：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

如果对上述派别进行归并：可以归为四大派：自由派（右翼）、社会派（左翼）、权威主义、民族主义。
90年代后期，萧功秦曾经撰文，将当时的中国分为3派：自由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并认为各派都对权威满意：自由派满足市场化改革，左派认同社会主义。同时权威也对各派的存在满意：自由派用来搞市场经济，左派用来维护社会主义法统。
在2002年，自由派和社会派、民族主义都投入到舆论的“众望所归”的造势运动中。而新权威在2003年也对各派进行了回报：允许民族主义活动，关注底层，开放舆论等等。“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左右逢源，民族主义者、左右翼和底层老百姓各自从自己的关注点中都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和主张的内容，普遍产生了一种久违的期待和热望，“新政”之说流行。”（《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
但是，在2004年，当新权威获得完全的权力后，开始出现转折。首先搞到了曾经为“众望所归”摇旗呐喊的自由派身上，自由派强烈反弹，公开对自己当初的“幼稚”懊悔。民族主义活动受到全面压制。言论控制在加强。
2004年，两本“人民文学”的书在地下传播，成为街头最热销的盗版书，右翼的《往事并不如烟》回忆了“最后的贵族”的悲情历史，左翼的《中国农民调查》对农民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心惊肉跳的描述。
2005年，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民族主义者毫无办法。在经历反省后，有可能转为内求或者放弃民族主义加入社会派。
如果说政治只被一小部分人热衷的话，2004年的西安彩票做假案，则削弱了权威在百姓中的公信力。
所有的派别都在反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权威失去信任。

自由派相信，一个自由的社会必然是多元的社会，一个“人民的派”不可能代表全部人民，因此自由派认为，多个派和平共存、理性竞争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派并且相信，即使一个“人民的派”可以代表全部人民，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引起了保守派的紧张，“资本家入党”的政策试图将新兴富裕阶层纳入“人民派”，中国的“人民派”也在讨论更改党名的问题，事实上，在“资本家入党”被提出的同时，“共，，产主义是后后后后代人的事情”也被提出。

很难说“和谐社会”这个提法是否表明“人民派”路线的失败，但是，这个提法表明，新权威已经了解，中国人民的分化已经非常严重，避免各派之间发生冲突是当务之急。但是，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从根本上消除矛盾，还是对不和谐现象进行打压，目前还不明朗。

许多人认为，新权威公开反对自由主义政治观，将使自由派对新权威产生反感。

但是，宪政派在学理上反对民族主义和工农民粹派，这两派的崛起，使宪政派变得保守，希望延迟中国的民主，这种保守走向极端就是萧功秦主义：要获得自由，先享受专制。这种保守可能抵消掉他们对权威的反感。

马克思指出，思想包含着利益。中国的宪政派和中国的保守派分享中国最主要的财富，由于工农民粹派的涌动，宪政派出于自身利益，会趋于保守。

宪政派希望延迟时间，通过对人民进行宪政教育，使左右混杂的民族主义者分别成为温和的左翼和右翼，使极左＋极右的工农民粹派，一部分变成中产阶层，一部分变成温和的社会派。但是有人指出，中国是否能寻找到足够的能源以支持如此规模的中产阶层？如果中国现有一半人口成为中产阶层，其人口是6.5亿，是美国总人口的3倍。中国总理前天承认，当前已经面临煤炭和石油的紧张。

没有权力和金钱，媒体无法生存。中国的媒体基本上被宪政派控制，在受到保守派管制的同时，宪政派也对秦晖派、社会派、平民主义、民族主义进行着“新闻审查”，只有一部分记者可以突破这种审查。
这是权力、财富、舆论、知识精英的完美组合，什么力量可以挑战呢？

如果中国的贫富分化继续下去，其它各派的联合，也许可以挑战这种组合。但是，中国总理已经表明，他愿意采纳左翼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的农村。

中国的农民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为中国贡献了最多的粮食、劳力和士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与城市居民不同）他们从没有享受过医疗上的任何福利，一部分乡村教师的工资不是由财政支付，而是农民自己用上缴后剩余的米支付。

中国总理前天表示，要在2007年结束农民几千年来交纳“皇粮”的历史，他将使穷人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在农村建立医疗保障。

2004年的《中国农民调查》在城市热销，由于1976年前中国“最后的贵族”大多消失殆尽，中国的中产阶层几乎全部出身平民，这种同情心和对工农民粹派的恐惧加在一起，左翼的经济政策会获得右翼的支持。

要在中国实现自由派的民主，或者保守派主动让步，或者各派同保守派的关系激化（当然，如果一个新的“人民派”取代旧的“人民派”，依然没有实现自由派民主）。目前来看，保守派已公开反对自由主义，控制财富和言论的自由派则趋于保守，权威已采纳左翼经济政策，整个中国还会继续保守下去，除非发生经济危机（《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主要是经济分析）。

我激动地为总理的承诺喝采，期望农民的状况能够改善。在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阻止中国总理的农村政策以促进中国的民主，显然是不道德的。

但是，保守的政治政策，能够实现左翼经济政策么？历史会给出答案。

非典型蛤蟆

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
转载
作者不详
　　

　　2005—2010年前后的中国，可能面临一次剧烈的转折，对这个阶段的中国大势进行描述和预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阶段，有人以20世纪初的清末相较，也有人20世纪初的俄国相较，但中国问题离不开对中国具体问题的分析，而对于2005年以后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具体新情况有两个：经济连续两三年高速增长之后面临调整；第四代领袖的执政思路已经面目清晰！

　　怎么看2002—2004年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和面临的问题

　　经济维持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当政者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维持合法性的主要支柱。

　　但90年代后期从1996年开始，伴随着国企加速改革和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的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工人大量下岗、内地农村衰败、腐败严重发展并无药可救、贫富高度分化、社会分裂对立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日趋激烈，群体性事件开始不断上升。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中国中央政府的主要措施就是一方面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大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进行税制改革以加强中央财力，提高转移支付和中央应对危机的财政能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实行积极货币政策，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源碳偹蹲省?

　　从1997年到200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基本是七上八下，分别?.6、7.8、7.1、8.0、7.5，但从运输、资源消耗有时甚至负增长等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远远达不到七上八下的水平，政府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失败的。这一点，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重新走上加速增长的通道：2002年增长8％，2003年增长9.1％，2004年中国经济仍维持与2003年近似的超过9％的增长率（最新统计统计局资料9.5％）。而这与2002年之前七上八下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也出乎2000、2001年前后绝大多数人的估计。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02年以来，在多种矛盾纠缠和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出乎超过99％以上人们的估计，出现了如此令人吃惊的加速增长呢？

　　理解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加速增长，就必须理解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一是制度变革释放的有效需求增长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市场化过程的经济计量口径的变化带来的数字的增长，二是建立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市场需求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主要的实际功能，就是调整中国以前以重工业为主的投资方向，通过放权让利提高居民在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而提高单位和居民对于最终消费品的购买能力，向前推动了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从国家强制进行工业化积累、重点进行资本品生产的经济战略逐渐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品的生产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放权让利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推动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的持续增长。这一动力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大规模重复建设并为以后大量国企破产和大量工人失业埋下了伏笔。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化过程把原来在单位体系内进行，作为福利而出现的很多作为福利的第三产业推向了社会，计入了GDP，同时也使得很多作为市场经济成本——律师、污染治理产业等——而出现的产业行业不断发展，导致了所谓新增社会财富在数字上的虚增。

　　从第二大原因来讲，改革开放20年多来，中国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出口逐渐上升到GDP的70％，从而使以加工贸易和简单生产装配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中国的装备工业及其研发能力，通过合资合作和进口品的竞争，逐渐被边缘化或者被摧毁。

　　以上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发展到1996年前后，由于以权力和资本来主导的财富分配方式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进而导致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此时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从消费品加工业向装备工业和重化工业升级。但由于10多年对装备工业不进行保护和倾斜的政策导致装备工业技术积累严重不足，市场大量被外国占领，中国的产业升级道路已经基本被堵死，从而使得新市场的开拓之路也基本被堵死。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地区差距在放权让利和沿海特殊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地区差距不断发展的过程，内地工业逐渐被摧毁，内地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过程。内地工业的普遍破产，导致内地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逐渐增加，进而地方政府投资下滑，再加上内地工业危机导致的严重的银行危机，使得银行被迫进行改革，限制了地方政府以银行信贷推动的地方投资。

　　于是中国短缺经济结束，过剩经济过早到来，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转入困境达四五年之多，无论中央政府如何千方百计，总是无法启动。

　　在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支付危机，加快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政府“甩包袱”，所有社保问题的负担重心，逐渐转移到老百姓身上。这使得老百姓在支出增加、失业可能性增加的预期下，进一步紧缩开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加深了危机。

　　但是，在这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住房制度的改革。由于从90年代初已经有住房制度改革的试点和政策，要把福利分房转向住房货币化，在政策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很多单位和企业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同时将住房基金暂时归集，等待具体操作办法出台。

　　1998年前后，住房货币化改革政策逐渐在各个行业出台，这使得整个90年代积累起来的住房购买能力，在此后出现了集中的释放。

　　另一方面，从1998年前后开始，中国的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开始逐渐普及（对于银行来说，相对于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企业贷款不良率，房贷的质量非常之好），这使得一定的的住房购买能力出现了最多可以达到5倍的扩张（房贷最多可达总价80％的贷款）。

　　于是，在金融业务创新和住房改革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房地产业从1998年逐渐开始启动，到2002年以后出现高潮，年投资增长率达到25％以上，甚至接近30％。房价开始一路走高。

　　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前后开始的启动，尤其2002年开始的爆发式增长，出现了非常多的重大影响：

　　首先，它使得中国的城市地价开始节节上升。城市地价的上升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批租获得大量收益，并进行城市建设，也可以通过城市建设提升房地产业发展的环境，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官员升迁提供政绩。于是，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反复通过国债来进行的基本建设都无法发动的地方政府建设投资，在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背景下，重新被启动。

　　其次，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游产业和周边产业的发展和投资的增长。这不仅仅包括建材、水泥、装修业、钢铁业、电解铝和氧化铝等行业，甚至进一步推动了更上游的电力、煤炭等行业的发展和投资。不仅仅如此，周边高度相关的石化工业也得到推动。于是，中国以国有垄断型企业为主体的基础行业出现了普遍的扩张，价格出现了飞涨。

　　再次，房地产上游产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处在全面竞争的下游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出现了困境，利益空间被极大压缩。这是由于，基础行业基本是国家垄断资本，而这一领域的涨价在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那里，由于高度竞争和市场过剩，原料和能源的涨价并不能通过涨价而转移到消费者那里，只能自己进行艰难的消化。这使得中国的中小资本在跨国垄断资本和国内国家垄断资本，也就是官僚垄断资本的双重夹击下，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这就促使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会悄然出现细微变化。

　　最后，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面临全面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突然发现了新的金矿，导致房地产泡沫被不断放大。大量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积累起来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使得房地产业的投资开始不断增长，在股市已经长期衰落的情况下，以房地产进行投资的个人投资者也开始不断增长。其中活跃在各地的炒房者和所谓温州炒房团就是这个背景。于是，投资以致投机资金的涌入，逐渐成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房地产行业被不断推高，价格暴涨，但越来越脱离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基本面。

　　以上，实际上就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和经济后果。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从此陷入两难。

　　如果中央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进而抑制房地产消费需求，那么房地产行业就可能崩盘，从而扩大到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便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即便不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一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由于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饱和并且日用品需求增长潜力很小，而中国国内由于两极分化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将更加严峻，产业升级由于技术积累不足和高技术行业基本已经被国外控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那么接下去，将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和中华民族将可能万劫不复。

　　对于银行来说，大幅度提高利率将可能导致房地产需求的大量萎缩和银行坏帐的大量产生，这将极大的打击中国银行业，甚至导致在2006年以后中国金融危机的产生，并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即便不出现上述最坏的情况，由于2004—2006年前后处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阶段，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银行业坏帐的大量产生，还将可能葬送中国银行业改革，或者中国银行业将以极低的价格被跨国金融集团掌控。那时，中国的经济命脉将被外国人掌握，中国将彻底被殖民化，中国拉美化的图景就会完成。由于中国的资源远没有拉美国家丰富，难以在拉美化的情况下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中国拉美化的结果必然是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动荡。

　　但如果中央政府不大幅度提高利率，那么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房地产的需求将无法抑制，房地产泡沫将越吹越大，在破灭之日，也同样是中国经济困境和进一步的政治社会困境出现之日。

　　实际上，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提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的举措就是这种左右为难心态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看到房地产的泡沫不能越吹越大，继续下去迟早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但另一方方面又不敢大幅度提高利率，因为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一旦下滑，中国经济也将万劫不复。

　　离开房地产行业来看，2004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三年，入世前三年由于还存在过渡期的保护，而且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布点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各个产业受到的冲击还不大；而国外又向中国敞开了能敞开的大门，使得这三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幅度每年都达30％以上，可以说已经充分享受入世的好处。

　　由于中国进出口在2004年已经超过1.15万亿美元，占GDP已经达到70％（世界各主要大国一般在约20％左右以内），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可以占领的已经基本占领，所以2005年以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增长的潜力已经不大，但风险却随着保护期结束、跨国公司完成布点开始正常经营和熟悉中国市场而越来越大，加入世贸组织的坏处将越来越明显。

　　综上，从2005年到2006年，中国的经济必然水落石出：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收紧，中国经济的泡沫最晚将在2006年前后破灭；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政策，那么经济高增长也将在2005年停止并基本上无法再次启动。而外向型的增长动力，从横向来说，已经随着中国对东南亚、拉美等第三世界原先所占有的世界市场的替代逐渐衰竭；从纵向来说，由于中国不掌握美国IT业和德日装备工业和重化工业的核心技术，也无法进行进口替代或者占领欧洲的世界市场。因此，中国经济即将出现的，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

　　从2006年前后到2010年，中国社会将进入高危时期

　　从政治上看，保守政策可能全面削弱党的基础。

　　16大之后，第四代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的姿态和政策微调：作出亲民姿态；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三为、提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同时把三农作为中央一号档，意欲逐步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等等；重视舆论和社会呼声，采取相对宽容的舆论控制，取消收容制度并处置了一大批省部级贪官和重大事故责任人；对台政策转为比较强硬，开始备战并明确不对陈水扁抱幻想。等等。

　　以上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左右逢源，民族主义者、左右翼和底层老百姓各自从自己的关注点中都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和主张的内容，普遍产生了一种久违的期待和热望，“新政”之说流行。

　　但是，在十六届三种全会前后，第四代出乎意料的全面接班，并完全巩固了自己权力，党内高层以干部子弟为背景的力量成为中坚。

　　干部子弟这个群体由于其成长背景和现实中的利益，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可以概括为保守派：维持党的领导和传统意识形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解决政治社会稳定，进行缓慢的社会改革，但回避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对于已经不可收拾的国企烂摊子，无奈被迫采取中小企放手私有化、大型国企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政策主张，但反对把国企完全私有化，而主张保留国家（官僚）资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2004年年中以后，考虑到16届3中全会召开，按照中国的一贯先例，总是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一般要对各种不稳定因素进行整肃；同时考虑到实际上第四代的权力已经基本巩固，稳定局面已经形成，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整肃：

　　对于民间以反日保钓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它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主张……；对各地的极左翼人士进行了处理；并开始严格控制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

　　于是，自2004年年中之后，第四代“左右开弓”（不是“左转”）的政策取向已经明显。

　　与此同时，从2002年开始的经济高涨，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中小资本而言，却很难说是个好机会。由于基础原料，如电力、钢铁、煤炭、油料、粮食等的价格上涨，但产成品因为高度竞争价格无法上涨，中小资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在宏观调控信贷收紧的情况下，中小资本又被卡住了资金的脖子，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做工机会成本上升并进而要求更高收入的情况下，廉价农民工的供应又受限，因此中小资本从2004年宏观调控不断收紧的情况下，处境日益不利，对于政府政策的抱怨日益增多。可以说，从2002年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是一场大资本的盛宴，但中小资本却日益陷于不利地位，中国所谓经济增长的好处集中的落到了中国国家垄断资本和跨国资本手中。

　　第四代这样一条似乎非左非右的持中稳妥路线，由于加强控制，开始让右翼不满；对于民族主义和左翼而言，弹压也让其逐渐失望——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者富国强兵的愿望，由于中国高技术领域在跨国资本的挤压下全面失败而逐渐落空，左翼维护底层的立场，在今天的权力格局和分配模式下，根本不会有根本的改变，甚至是加速分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因此，保守的政策可能全面削弱党的基础。

　　但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2006—2010年是至关重要的：

　　2005年世界经济可能面临下滑的压力，中国已经过分倚重外贸的增长将难以为继；2006—2008年是陈水扁宣布制宪和完全实施**的关键时期（从选举枪击案看，陈是一个有决心和意志力的人）；2006以后中国将基本结束入世保护，向跨国垄断资本逐渐完全敞开大门，入世的好处将逐渐用尽，副作用逐渐开始显现；2005—2006年，中国经济改革积累了近三十年、但关键问题一直被回避的改革将接近尾声；大部分人认识到“左右开弓”政策的后果后，将可能加剧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

　　在此之后，所有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和不满集中爆发的可能将日益突出，于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将面临一个新的时代。

白袜子

这水灌的有深度！

蚂蚁王

有点意思

lanyueliang

政治,不好说啦

天意不可违

不错！很好的东东

山贼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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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由 蚂蚁王 发表于 2005-3-8 11:16:58 :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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