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两诗赛 ——回顾我们的文学青年时代 2008年,世界及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如雪灾、地震、奥运会。作为媒体中人,我未能参与其中,非常惭愧。要说参与,仅仅是在抗震救灾期间发表了一篇文章“国家不幸诗家幸(被编辑改为‘诗歌的复苏表明开明与开放’”),没想到这篇文章在新浪上传播较广,算是有一定影响。 别林斯基说,“哪里有真实,哪里也就有诗。”汶川地震引发中国诗歌浪潮的出现,既是民族危亡中的国运使然,也是文学创作上的规律使然。——这是我的灵感发现。为什么在林林总总中特别有此感觉,可能是内心深处的诗歌基因在起作用吧。 想起2008年值得谈谈的个人事件,竟有两次与诗歌有关,一是参加了在东西湖石榴红村举行的“绿色奥运”诗歌朗诵会。那次回来,我感到改革开放以来毁灭消亡了许多,其中包括大量的农具,竟写出了“哀悼那些陈列的农具”的散文诗;一是参与了晴川阁中秋诗会。我本来不想凑这个热闹,因我住在晴川阁附近,且对它颇有心得。认为若我缺席这次诗赛将不完整。故写出“晴川阁上致崔颢”一诗。获得了二等奖头名,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中秋月圆,诗人相聚,听到我的诗在抑扬顿挫地朗诵,我多少有点兴奋。 奥运后的北京我倒是去了,看了鸟巢,为它周边环境的脏乱差大失所望,没有产生诗的激情。倒是在游颐和园时无意间看到一位痴情的女孩,为之感动,写出了“谁认识这个女孩——贴在颐和园的招领启事”一诗,在我刚开的博客上图文并茂地发出,也引来一些关注,成为我较成功的博文。 这么看来,2008年或许是我的“诗年”了。细究原因,诗心未泯是一个方面。尽管我写过散文和中长篇小说,我的文学生涯却始于诗歌,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是《长江日报》上的“老炉长的家(外一首)”。那时我在武钢第一炼钢厂,每天黑汗水流地干活,希望发表作品以出人头地。得知由武汉青年报等十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武汉青年诗歌大赛”,我投了稿,写的是“大钢都的早晨”:开头一段是“一个早晨,又一个早晨\太阳和这座年轻的城市\拉成一道自行车连成的缆绳\牵一条镀铬的流线啊\钢城被拉醒了,拉醒了\太阳也憋红了面孔\于是,冶金大道精装的封面\就镀上了金色的图案:车轮” 也许是占了题材和工人身份的优势,我的诗在一千六百多首诗中荣获了三等奖。这个三等奖的头名其实比一等奖和二等奖的第二名都风光,因为新闻报道都是“武汉四十九中肖楚的《锻工房》等五篇获得一等奖;大智街文化站胡润保的〈水手之歌〉等十篇获得二等奖;武钢第一炼钢厂罗时汉的〈大钢都的早晨〉等十五篇获得三等奖”。这就是“宁当鸡头,不作凤尾”的道理。 记得从青山去汉口参加了颁奖会,领回了奖证和一座台灯,并留下一张合影照片。前些时偶然翻到这张照片,还是彩色的,现在可以读出许多内容,包括人世的沧桑,最大的感慨是,我们曾是文学青年! 这张照片里的人物大多数不能辨认,主要是获奖者,他们中除了我们三位外,还有朱仲才、乔迈、彭泽成、李甫清(一等奖);廖秋妹、张琴心、田士宝、卢斌、解志伟、王腊波、刘凯、瞿晓、王文福(二等奖);黄平辉、杨增能、鄢元平、谢白羽、余海燕、陈明正(合写)、谢聪、肖笛、万强、桂良华、刘建农、陈凯、肖桂芳、黄定海(三等奖)。参加颁奖会的领导,有团市委书记赵丰,此人据说是弃官从商去了南方。熟识的面孔还有董宏猷、唐镇、彭建新和邓一光,邓一光那时笔名邓林,还处于默默无闻期,戴幅眼镜坐在最边上。 如今,这帮文学青年大多四五十岁或年近花甲了。有的事业有成,如获得鼓励奖的戴新民、汪鹤年;有的归得正果,如万强、刘建农成为我的同事;有的不幸去世,如……无论怎样,文学青年曾是他们的共同履历,诗歌曾是他们起步的阶梯。他们这一帮人(包括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见证者,可以通过这张照片勾起共同的记忆和联想。 从1985年的初露头角到2008年的聊发诗狂,从青年末期到中年末期参加的两次诗歌赛事,我的二十三年转眼过去,大家的二十三年也覆水难收。显而易见的变化自然不胜枚举,不变的也许还是深潜内心的那颗诗心,它在偶然的物事撞击中会迸发一二,顽强地表现自我,同时也客观地“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 看到这张照片的昔日诗友们,你们还好吗?(详见本人博客) |